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

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

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

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

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

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

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

“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

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

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

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

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

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

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

“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

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

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

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

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

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

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

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

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

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

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

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

“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

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

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光的红色头皮。她体型硕大，穿了一件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克林普纶衣服，贴身裁剪，很紧，难看极了。她的手肥硕，有些发红，指关节肿得发亮。她走路时要拄拐杖。她九十六岁了，完全能再活上十年。他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都吃了又吃。而吃得最多的要属莫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有条不紊地吃着，什么都不剩下，她慢条斯理地把每一点面包渣吃完，让我们大家等着。

而他们都舒服地围坐在摆满菜肴的桌边，脸上是盛气凌人的笑容，摆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说着莫迪姨婆做过这个、莫迪姨婆做过那个来打趣她。

她一句话也不接。

吃完饭，她对我说：“现在我们该走啦。”然后，她直视姐姐，提高声音说，“既然我已经把你吃了个倾家荡产。”

儿女们不安地讪笑，孙子辈们饶有兴味。那些不在场的曾孙辈们大概从来没听说过莫迪姨婆。

女族长只是微微一笑，女王一般，淡漠冷酷。她说：“我按老规矩，给你烤了一个好吃的小圣诞布丁，你带回去吧。”

“我倒记不得去年有过，前年也没有过。”

“唉，小姨。”一个外甥女说。

女族长朝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他端来一个白色小钵，递给莫迪。起先莫迪想要把它撂下，但是最终把它递给我：“拿着。”

我端起那个小布丁，那个量也许能喂几只麻雀吧。我们一大队人慢吞吞地朝我的车走去，速度要看莫迪的。哦，在那晚秋的阳光下，她看起来面色多黄、多糟糕。那一家人也看到了，明白过来。这些高大魁梧、朝气蓬勃、活得滋润的家伙看着她，黑黑的一小团，家族的替罪羊，突然感到冷飕飕的。他们恐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高声音，喊道：“小姨，再见，改天再来玩！”

“没错，”她姐姐吩咐，“下次再找个星期天，让你的‘好邻居’带你来。不过这次要提前打招呼，把时间留足了。”她已打定主意不去弄明白莫迪不会再来了这个事实。她对我说：“莫迪能有一个‘好邻居’真好。我都和她说过上百遍了，你得要一个家务女工，我是这么说的。”

于是用这个方法，莫迪的家人终于抹掉了她的这项成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爱她的人。

而我真的是爱莫迪的。她坐在我身边，哆嗦，呜咽，我心疼极了。

我对她说：“莫迪，那帮人一百个都抵不上你一个，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也一直比他们好得多得多。”

于是我们驱车回家，一路无言。一整个下午我都陪着她，给她煮茶，给她烧晚饭，悉心照料。但是她无精打采，痛苦伤心。第二天，她真的大不一样了。那是三周前。自从那天起，便每况愈下。

一周前，她开始讲小时候。有一次他们带她去参加圣诞前夜的教堂礼拜，她从此忘不了马厩里的圣婴，还有那些天使们。我让我的秘书找找哪里可以去做礼拜，要不太费事的。最后我选择了莫迪家街那头的一个教堂，这样她就不用走太远的路了。

过去一周里，她一直在讲——这也是她第一次讲——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去参加过的教堂礼拜，但明显地，花花公子先生和他的情妇，还有那位可怜的妻子对宗教没多大兴趣。她讲的是教堂里的歌声，教堂有多漂亮，玻璃彩窗，“木头发出的好闻的味道”，鲜花。

昨天晚上，我带她开了一百码左右的车程去那个教堂，车开得很慢很慢。我可以看出——又一次看出——她身体又垮下去多少，因为我带她去她姐姐家不过是五个星期前的事，可现在车子轻轻一动她就会不舒服。我扶她下车，和她一起走进教堂。从外面看，那不过是一栋平常的、让人愉悦的小建筑，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我们走进入口时开始，我便透过莫迪的眼睛来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抬眼看屋顶的阴影，然后视线投向圣坛上耀眼的烛光。圣坛的一边，是躺在摇篮里的漂亮婴儿，还有天使们，披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戴着金冠，跪在马利亚身边，马利亚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粉红的双颊，笑容甜美。东方三博士站在附近，手里捧着裹了金纸和银纸、系着鲜红缎带的礼物。四周，在闪闪发光的柔软稻草上，是一只只小羊羔。还有一条真的狗，是教区牧师的，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小猎犬，卧在羊羔中间。

哦，真漂亮，莫迪叫道。人们闻声转过身，看到这个年迈、驼背、身着黑衣的丑老太婆站在那里，微笑，颤抖。于是他们也微笑，屋里只有温柔模糊的烛光，谁也看不出她病得有多厉害，皮肤有多黄。

我们沿着教堂坐椅间的通道往前走，走得极慢，因为她没看路，而是盯着圣坛边美丽的布景。我们在最前面一排坐下，可以看到那条听话的狗微微地喘着气，还被烛火熏得暖洋洋的，于是不住地打哈欠。哦，太可爱了，哦，太漂亮了，哦，我的小东西，我的小狗狗，莫迪啜泣着，伸出手来。狗看到她这样，就往她那儿去，但是廊柱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低低地喝了一声，它就又卧回羊羔间去了。礼拜式平常得很，我确定那个布景很俗气。

这一切让她累得筋疲力尽，我服侍她上床，给她倒了杯热牛奶，她的猫躺在她身边。

可爱，可爱，我可爱的小东西，她喃喃低语，我离开时，她微笑着，对我微笑，对着那猫微笑，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

但是……她得住院。上周医生来过了，而且不是坏薇拉叫他来的。他告诉她，自己估算着，莫迪差不多“适合”去医院了。他来了，看到现在的情况，说如果不去就要过圣诞节了，她应该立即住院。不过他施恩，宽限她一周。我们知道她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

她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