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可不仅仅是小说的字数篇幅。每一页，乃至大多数的句子都有修改，也可以说，从手稿到校样，每一个段落都变了样，单是第一卷就有一半四次重写。普鲁斯特每每回看原稿，一看便觉原先所写不能惬心当意，有些字句不当漏掉而竟漏植了，有些原本觉得表达清楚的意思似乎还得重新营构，或是一个新的意象或隐喻当写入书中，以使主题得以丰富和延伸。由那改得面目不清的手稿，我们可看出普鲁斯特怎样精益求精，不停地完善他最初的表达。
出版商可算是倒霉到家了，普鲁斯特送来的手稿字迹潦草不说，交稿之后他还会没完没了地修改。潦草的字迹一变而为字迹工整、优雅的校样，不过是让他更容易看出种种错漏之处，他会再在上面大改特改，改到纸上每一处空白都用尽还不够，有时他还要在纸张的边缘贴上些长签条。
出版商或许会因此不悦吧，但不厌其烦的修改却有助于写出更好的作品。可以这么说，《追忆逝水年华》已然不是一个普鲁斯特努力的结果（虽说一个普鲁斯特就叫最挑剔的人无刺可挑），而是好几个眼光独到、造诣不凡的作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少说也有三位：作为原稿作者的普鲁斯特＋作为校阅者的普鲁斯特＋作为修改者的普鲁斯特）。从最后出版的书里当然看不到苦心营构的痕迹，或是创作的具体过程，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个从容、严谨、无可挑剔的声音，所有的句子绝无毛病，可以不易一字，没有一个隐喻须修改，没有一处意思须澄清，也没有哮喘病发作造成间断的痕迹，虽说普鲁斯特写作时当然也得睡觉、吃早餐、写礼尚往来的书信。普鲁斯特倒不是在有心隐瞒什么，他是要矢忠于他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哮喘发作或吃早餐之类，虽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他写此书的动机却了不相关，因为正如普鲁斯特所言：
作品是作家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这个自我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上以及在恶行中显现的那个自我并非一回事。
* * *
出之以谈话形式的友谊要以丰富、精确的语言表达出复杂的意念，实在有其限制，不过还是有人在为这样的友谊辩护，认为友谊令我们有机缘以最私密最诚实的自我与人沟通，而且我们于此可以清晰地表露心中所想。
这说法颇诱人，但这样的诚实似尚须仰赖以下二事方成为可能：
其一，我们的内心究竟有多少念头，特别是，我们对朋友有多少虽说很实在，说出来却可能伤人，虽属推心置腹，说出来却有失厚道的看法。
其二，若我们敢大胆直言对朋友的想法，朋友很可能弃我们而去，对此我们是否已掂量好了？而我们掂量的结果部分地又是依照我们对以下问题的意识得来的：我们招人喜爱的程度，我们的品性是否足以保证我们在已然一时开罪了朋友（比如提到人家的未婚妻或是抒情诗时尽说叫人扫兴的话）的情况下仍能与他们做朋友。
不幸的是，照这两条来看，普鲁斯特都无缘享受诚实的友谊。首先，他对人有太多虽透辟却不那么厚道的看法。1918年，他遇到一个会看手相的女人，据说这女人瞥了一眼他的手，又对着他的脸端详片刻，便直筒筒地说：“先生，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倒像是你在给我看相。”然而这种鉴貌辨人的本事却并未让他得出什么叫人称心的结论。“没几个人是真正充满善意的，明白这一点让我深感悲哀，”——他如是说。据他的判断，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严重缺点：
世上最完美的人也有令我们震惊、愤然的缺点。比如有人聪明绝顶，总是站在云端里看待一切，从来不说别人个“不”字，但这人会把你极重要的信件揣在兜里忘了发，虽说这信是他主动要帮你邮的，如此这般，误了你极要紧的约会，他还没事人似的，一笑了之，连句抱歉也不说，因为他恰恰把没有时间概念视作他不同凡俗之处。再如有人极优雅极有教养，言谈举止也许太有分寸了，若是对你说到你，凡可能惹你不悦的话，他绝对不会说，但是你却会觉得这人有城府，好多话藏着不说，在心里沤着，与对你说的全然是两码事。
吕西安·都德觉得普鲁斯特拥有“一种并不令人羡慕的洞察力”：
他能发现人心中所有藏着掖着的小奸小坏，而这个发现把他吓坏了：无关痛痒的小小谎言，些许的保留和秘密，装出来的漠然，心怀叵测的花言巧语，因方便起见而说得稍稍走了样的事实……这么说吧，所有会令我们在恋爱时感到担心，或会令友谊蒙上阴影，令我们与人交往索然无味的一切，都一再地让普鲁斯特陷入惊讶、忧伤或是冷嘲。
很遗憾，就诚笃的友情所需的条件而论，普鲁斯特可说是一样也不具备，一方面，他对他人的弱点敏感至极，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是否能让人喜欢又有着过分的疑虑（“啊！千万别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那一直是我的梦魇”），同时他又极怀疑如若对朋友道出更多不好听的话，与他们是否还能做得成朋友。前面我们已提及他的自卑（“如果我能对自己的估价高一点该多好！可惜那是不可能的”），这自卑孕生出极夸张的念头：要想交上朋友，他必当如何如何。虽然对一切关及友谊的溢美之词皆不能苟同，他却还是很渴望得到情感（“当我真正陷入悲伤之时，惟一的慰藉就是爱人与被人爱”）。普鲁斯特曾在“毒化友情的种种念头”项下坦率道出了他在情感问题上近乎偏执狂的种种忧疑：“朋友会怎么看我们？”“我们是否不够得体？”“他们当真喜欢我们吗？”还有，“对朋友另有新朋而将我们遗忘的恐惧”。
这意味着普鲁斯特在任何场合首先想要做到的总是让别人喜欢他，记得他，对他有好评。好友雅克-埃弥尔·布朗彻的话可以让我们对他之在意他人略知一二：“他不仅把男主人女主人捧得晕头转向，而且还送鲜花和花样翻新的礼物，为此荡尽家产也在所不惜。”普鲁斯特的心理洞察力（厉害到已然威胁到看手相者的饭碗）使他总能浑不费力即找到得体的话、微笑和鲜花，以赢得朋友的欢心，而他的招数总是有效。他谙晓交友之道，交游甚广，朋友都喜欢与他相伴，且对他关爱有加，在他死后，他们写了一大堆颂扬的书，书名尽是“我的朋友马塞尔·普鲁斯特”（莫里斯·多布雷，一卷本）、“我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友谊”（费尔南德·格雷）、“给一个朋友的信”（玛丽·诺德林格）之类。
以普鲁斯特在交友上付出的心力策略的讲究而论，朋友对他报以热忱实不应让我们感到吃惊。比如，甚少交友的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友情是无方之物，我们想谈论的话题也正是别人感兴趣的，用不着在这上面费心。普鲁斯特则没那么乐观，他看到，己之所想未必就是他人所欲，故而认定他还是一直当一个提问者，顺着别人的思绪走为好，免得自说自话，令人生厌。
舍此而外，怎么做都不能说是好的交谈方式：“很多人与人交谈时都显得太生硬，他们不管对方是否高兴，只顾自说自话，说来说去都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交谈要求我们为了令对方高兴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自我：“我们在聊天时，说话的已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在不断地调整自己，越来越接近对方，而不再是那个与对方反差很大的自我。”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普鲁斯特的朋友乔治·德·劳里斯说起他常和普鲁斯特谈论运动和赛车时，何以充满感激之情。此人是个狂热的飚车族，也是个网球手。谁都知道，普鲁斯特对运动和赛车都没什么兴趣，但是与一个对雷诺汽车曲轴情有独钟的人聊天却大谈蓬巴杜夫人小时如何如何，则未免太不知交情为何物了。
交谈并不是为了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自以为是地大发议论，它首先是为了获得温暖，得到情感上的满足。正因如此，普鲁斯特虽是个智力发达的人，却对纯智识上的友谊提不起精神。1920年夏，他收到好友悉德尼·斯契夫的一封来信（两年后促成普鲁斯特与乔伊斯那次糟糕的会面的，正是此人）。悉德尼告诉他，他与太太薇奥列塔正在英格兰的海滨度假，天气晴和，阳光明媚，美中不足是薇奥列塔邀来了一帮兴兴头头的年轻人，这帮年轻人的浅陋无知越来越让他感到沮丧。他写道：“真是无聊透了。我不喜欢整天与年轻人呆在一起。他们的天真令我难受，我不想败他们的兴，可也不愿都由着他们。有时我对人也有兴趣，不过这些年轻人我不喜欢，他们太无知了。”
此时普鲁斯特在巴黎正缠绵病榻，他很难理解有人会因与年轻人一同在海边度假而闷闷不乐，而这些年轻人的惟一过错不过是没读过笛卡儿：
我的心智活动完全是个人化的，有时也有与他人的交流，但这与他们智识的高下无关，对我而言，只要他们善良、诚实就行。
即使谈论严肃、高深的话题，普鲁斯特首先也还是在倾听别人的见解，而非像有些人那样，兀自忙着发表自己的高见。他的朋友马塞尔·普兰德威尼，亦即另一部题为《与普鲁斯特在一起的日子》的回忆录作者，曾说起普鲁斯特理智的谦恭，他总惦着他的话是否令人生倦，话题是否引人入胜，或是说得是否委婉。普鲁斯特说话，时不时就要来上一句“也许”、“可能”或是“你不这么想？”。在普兰德威尼看来，从中恰可见出普鲁斯特想让对方感到舒心的意愿。他心里或者正在嘀咕：“也许我说错了话，惹他们不悦了。”普兰德威尼并非在抱怨，此种犹疑毋宁是人们更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在普鲁斯特情绪低落的时日：
普鲁斯特最悲观之时的某些声言颇令人惊讶，这些谦恭之辞则让人面对诸如“友谊纯属虚构”、“爱情是个陷阱，带给我们的除了痛苦还是痛苦”之类的断言时，多少会感到几分释然。如其没有这一面来中和，那些话听来就未免太冷了。
——您不这么看？
不管普鲁斯特如何风度迷人，还是有些人不客气地将其说成是过分的多礼，他们认为普鲁斯特实在是礼多，有些爱调侃的朋友甚至发明了一个专用的嘲讽字眼，以形容他古怪的社交习惯。费尔南德·格雷写道：
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发明了一个叫作“普鲁斯特做派”的词，意指过于绅士气，里面也有世俗所谓矫情、让人起腻、花言巧语之意。
普鲁斯特对劳合·海曼的殷勤有礼，可说是所谓“普鲁斯特做派”的最好注脚。劳合·海曼是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名妓，奥尔良公爵、希腊国王、埃根·冯·弗斯腾伯格亲王，后来还有普鲁斯特的舅公路易·威尔等，都曾是她的恩客。普鲁斯特初遇劳合时还不到二十岁，劳合遂成为他展示“普鲁斯特做派”的第一个对象。他给她写信，信中全是赞叹之辞，信之外，还送上了巧克力、鲜花、饰品，这些礼物均价格不菲，以致他父亲不得不警告他不可如此挥霍。
致海曼的信通常都是这么起头：“亲爱的朋友，我的快乐之源，”接着就会说到请花店送来的不成敬意的小玩意，“这儿是十五支菊花，我希望花茎像我吩咐的那么长。”要是花茎不够长，或是劳合要什么比花花草草更昂贵或更耐久的信物，他便奉上赞美之词，称劳合是天生尤物，慧质兰心，优雅高贵，还说她花容月貌，尤如仙女下凡，能够颠倒众生。如此这般，到信的结尾处曲终奏雅，表白心迹，似乎是再自然不过了。不惟如此，普鲁斯特还有个建议：“我建议将这个世纪称作劳合时代。”就这样，劳合成了他的朋友。
这里是劳合的玉照，摄影师是保罗·纳达尔，照片差不离就摄于那束菊花送到劳合门前之时。
“普鲁斯特做派”的另一受益者是诗人兼小说家的安娜·德·诺瓦耶，写过六部诗集，算不上什么令人难忘之作，不过在普鲁斯特眼中，她却是位可与波德莱尔比肩的天才。1905年7月，诺瓦耶将其小说《操控》寄赠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复信赞她简直是创造了一个星球，“一个可供人类沉思的奇妙星球”。她不仅是天体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个神话中的女子。普鲁斯特向她发誓：“我一点也不羡慕尤利西斯，因为我的雅典娜更美丽，比他的女神拥有更多的智慧和知识。”几年后，普鲁斯特为《费加罗报》撰文评论安娜的诗集《目眩神迷》，他写道，安娜创造出了可与维克多·雨果媲美的意象，她的作品令人炫目，堪称印象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为向读者证明他所言不谬，他引了安娜的几行诗：
这时一支看不见的利箭飞出，
飞向世界穹顶上一只柔弱的鸟。
“你何曾见过如此华美圆融的意象？”他问道，——读至此处，读者若心疑腹诽犯嘀咕，暗道“见过，而且见过不少哩”，甚或怀疑论者中了邪，真是情有可原。
然则是不是普鲁斯特是个极端虚伪的家伙？“虚伪”一词暗示了藏在好心、善意背后的恶意和机心，既然普鲁斯特对劳合·海曼的真实感受不可能像他夸饰的言词中表露的那样，没准他话里有话，看似赞美，实为讥讽哩。
这种判断也许过于戏剧化了。毫无疑问，他的“普鲁斯特做派”没几回是十足当真的，但是那里面却也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我喜欢你，希望你也喜欢我，”当此之时，普鲁斯特是诚心的。十五枝长茎菊花、奇妙的星球、颠倒众生、雅典娜、女神、华美的意象之类，不过是普鲁斯特自疑的派生物：他感到单凭他自己的情意还不足以确保得到他人的关爱，还得有些附加物才行。我们不该忘记，前边提及的，他对自己的令人气沮的评价［“我的自我估价还不如安东尼（他的管家）对他自己的评价”］。
水至清则无鱼，绝对的诚实在友谊中其实是不存在的，朋友兴头头展览自己的诗集，或是让你看看刚出生的宁馨儿，当其时也，说说好话几乎是不可免的，我们不可因普鲁斯特社交礼数上过于夸张忽略了此一事实。将此种礼数说成是虚伪，乃是无视我们有时说说假话并非出于什么不良企图，倒是想证实我们的情感。文章是自己的妙，孩子是自己的好，这可说是人之常情，是故要是见了朋友的作品不表欣喜之情，见了朋友有孩子不夸上几句，他们或许就会疑惑我们是否当真喜欢他们。朋友总是想从我们这里得到赞许之词以证实我们对他们的爱，岂不知有时我们虽对他们不满却仍然喜欢他们，这二者之间实有距离。我们想象得出，有的人有诗人的忧郁却又世事洞明，有的人夸夸其谈却很迷人，有的人有口臭却让人想亲近，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人往往是敏感的，这意味着如果说出负面的看法，多半会危及彼此的交情。我们总以为人家背后对自己的议论多是出于恶意（或是不满之意），而对刚刚与我们闲聊的人就觉得近乎，我们会嘲笑他的习惯，却依然对他有好感。
普鲁斯特曾将友谊比作阅读，因为交友与阅读均涉及与他人的交流。不过他以为阅读有一好处是交友所无的：
当你阅读之际，友谊忽然间回到了原本的纯净。面对书本，我们用不着虚情假意。假如我们整晚与书相伴，那只有一个原因，我们喜欢。
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去赴晚宴常常是因为担心不赴宴则可能令朋友不悦，伤及彼此的交情，即是说，我们是因想到朋友不免会多心，不得已才打起精神去吃这顿没滋没味的饭。与书为伴则是何等惬意！至少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随时捧起，如觉厌倦则可弃书不观，面露不悦之色也不打紧。如果有幸和莫里哀一起共度一个晚上，即令在这位喜剧天才面前，我们也难免偶或强令自己露出虚假的微笑，正以此，普鲁斯特说他更喜与书本为伍，而不喜在生活活剧中的交流。至少，当面对书本之际——
（我们）觉得莫里哀的话诙谐有趣，我们才笑；如果觉得腻味了，我们面露厌烦之意也无妨，而一旦不想再往下读，可以径直把它放回原处，根本不用想如此行事是否唐突了这位天才而兼名流的大人物。
面对每一桩友谊中都显然不可免的虚假，我们当做何反应？同一把友谊的伞下，却总是存在着两个彼此矛盾的方面，一面是我们得维系感情，另一面是我们想表达出真实的自我，对此难题，我们当如何措置？普鲁斯特是个极诚实的人，同时又是个极度渴求情感的人，正因如此，他发展出他独有的一套交友之道，竭力使两方面各臻极致而无所滞，照他的判断，对情感的追求和对诚实的追求，二者格格不入，不是偶尔难以两全，而是根本无法兼得。这意味着普鲁斯特在友谊上采用的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他要的是与劳合愉悦地互通情款，而非对莫里哀说他令人厌烦，或是对安娜·德·诺瓦耶说她根本不知诗为何物。你可能会悬想，如此一来，普鲁斯特未免不够朋友，实情却恰恰相反，他将二者分得一清二楚，交情归交情，诚实归诚实，反使他在两方面都更应付裕如，他是个好性子、可靠、迷人的朋友，同时他又是个诚实、深刻、决不会陷入温情主义的思想者。
要说明这种桥归桥、路归路的截然二分如何影响到普鲁斯特的为人处事，他与费尔南德·格雷的交往不失为一个好例。格雷与他一度是同班同学，后来又是写作上的朋友。普鲁斯特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费尔南德·格雷已在文学期刊《巴黎评论》任要职。普鲁斯特自己也认为这本《优游卒岁录》有毛病，不过要求老校友美言几句不能算是过分吧？未料对格雷而言，这还是强人所难了，关于普鲁斯特的写作，他在《巴黎评论》上甚至一字不提。他倒是在杂志上留了点篇幅写了书评，但他只谈插图、序言及随书附赠的钢琴琴谱（附赠琴谱是商家伎俩，与普鲁斯特毫不相干），结末还要来上一番嘲讽，说这书是托了人情才得以出版。
要是你有格雷这么个朋友，而他不久之后出了本写得糟糕之极的书，寄上一本要你发表高见，你会怎么做？普鲁斯特几星期后就碰上了这样的问题——费尔南德将自己的诗集《童年的家园》寄赠普鲁斯特，若是此书可以称善，将诺瓦耶比波德莱尔也真算不得什么过头话了。普鲁斯特正可借此良机出掉从格雷那儿受的一口恶气，直言他的诗水准太低，劝他不要不务正业。但我们知道，这不是普鲁斯特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他很大度地写了封信向格雷道贺。信中写道：“您的诗令我有惊艳之感。我知道您对我的书颇有微词。但那显然是因为您认为我写得不好，既然发现您书中的好处，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得对您直言我读后的感受，也对别人这么说。”
给朋友写了信过后却决定不将其付邮，这种事是常有的，而寄出的信往往比没寄出的更有趣。普鲁斯特去世后，从他遗下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了给格雷的一封短简，写信的时间稍早于他寄出的那封信。信中的话要刻薄得多，难以接受得多，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却更为真实。他对格雷寄赠《童年的家园》表示感谢，接下来的赞词却都是说书写得够长够厚，只字不提诗的水准，再往下还有些伤人的话，说格雷傲慢、不可信赖、幼稚等等。
为何他写了信却未寄出？一般人认为朋友间结了怨应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然而这么做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也许会让人踌躇再三。普鲁斯特可以将格雷邀到酒店，叫上最上等的葡萄，往侍者手里塞上五百法郎小费令其小心侍候，而后与格雷开谈，轻声慢语对他说，他似乎有点过于傲气，对别人不够信赖，而且幼稚得有点孩子气。结果会怎样？结果会发现格雷马上涨红了脸，推开面前的葡萄，气冲冲走出餐厅，弄得刚赚了笔外快的侍者莫名惊诧。这么做除了与自视甚高的格雷两人之间生出嫌隙，还能有什么益处？再者说，普鲁斯特与这类人交友，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他识人之准，一如算卜者之能读懂手相？
对令我们心生怨愤之人反唇相讥兜其老底，往往太过伤人，这些笨拙的想头还是叠叠收收，存放到某个私人的角落为好。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就是这么一个角落，小说则是另一个好去处。
我们不妨把《追忆逝水年华》看作一封其长无比却未寄出的信，看作“普鲁斯特做派”的解药，看作雅典娜云云、奢侈的礼物、长茎菊花之类的反面，看作普鲁斯特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说不可道者于此尽可一吐为快的所在。普鲁斯特将艺术家描述成“能够将不足为外人道之事准确道出的人”，《追忆逝水年华》恰恰给了他一个机会，将不当说之事之思倾囊倒出。劳合·海曼也许自有其迷人之处，但也有令人不耐的一面，这一切均融入到对奥黛特·德·克雷西这个虚构人物的描写中。费尔南德·格雷在生活中或许躲过了普鲁斯特的一顿教训，但从书中那个令人生厌的人物阿尔弗莱德·布鲁赫身上，他可以看到普鲁斯特在转弯抹角地给他上课，因为这个角色身上的某些东西恰是他格雷的传神写照。
不幸的是，普鲁斯特既坚持诚实又维系友情的努力让巴黎社交圈那帮死心眼的人给搅了局，他们硬要把他的作品当作“纪实小说”来读。普鲁斯特言之凿凿，“书中人物纯属虚构”，即使如此，很多人还是按迹索踪，自动对号入座：卡米耶·巴瑞尔发现诺布瓦身上有点自己的影子；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发现夏吕斯男爵有点像自己；德阿布费拉公爵看出罗贝尔·德·圣-卢和拉谢尔之间的情事写的是他和露易莎·德·莫南之间的关系；劳合在奥黛特·德·克雷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些特征。虽说普鲁斯特连忙向劳合赌咒发誓，说奥黛特事实上“与您正好相反”，但是既然两人的住址都一模一样，劳合不信他的话倒也在情理之中。普鲁斯特那年头的巴黎黄页上分明写着：“海曼（劳合夫人），拉贝鲁兹大街（rue Laperouse）3号”，小说中奥黛特则住在“拉贝鲁兹大街（rue La Perouse）一小旅馆，位于凯旋门之后”。惟一的差别似乎只是街名的拼写方式。
虽说生出这些麻烦，属友谊的归于友谊，属诚实的（不寄出的信或小说）归于诚实，这原则还是应当牢守不渝（当然街名还是改为上策，信件还须藏得严实）。
如此牢守友谊、诚实二分之疆界，甚至可说正是为了友谊。普鲁斯特有言：“对友谊不屑一顾的人也有可能……正是世上最珍视友谊的人。”这也许是因为，这些冷眼看世的人对友谊有一种更现实的理解。他们避而不谈自己，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这话题不值一谈，而是因为他们将这话题看得很重，而闲聊过于随意、多变，且极表面化，率尔而谈，反失其意。是故他们不会因老是充当听众而感到不悦，他们视友谊为倾听的良机，而不以教训他人为乐。此外，因为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他们认为一定程度的虚伪是免不了的，所以他们可以赞叹年老色衰的妓女玫瑰般娇艳，也不吝给一部眼高手低的诗集来一篇捧场的书评。
这些人不求真理与情感两全，他们洞悉二者不可得兼，因此分而求之。在菊花与小说，劳合·海曼与奥黛特·德·克雷西，当寄出的信与密不示人然而绝对应写的信之间，他们明智地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