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开进广场，下了车，面对曾经住过的旅馆站着。这里没有什么变化，一棵老椴树还象以前一样挺立在旅馆前面。一座古老的木制柱廊往左边转去，最高处止于溪流之中。溪流把带有疗效的泉水溅落在大理石的盆内。人们都纷纷探身弯腰，手里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马斯再看那旅馆时，发现事实上有些东西还是变了。原来称为格兰特的旅馆现在更名为“贝加尔”。他看了看大楼转弯处的街名牌：莫斯科广场。随后，他们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没套皮带的卡列宁紧随其后），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罗斯托夫街，诺沃西比斯克街，基辅街，熬德萨街；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托尔斯泰疗养院，柯萨科夫疗养院；还有苏沃洛夫旅馆，高尔基剧院，普西金酒吧。所有这一些名字都来自俄国的地理和俄国的历史。
特丽莎突然记起俄国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俄国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军官们搜寻并企图占领报社、电视台、电台，但没能找到它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
现在看来，失去名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小矿泉突然演变为一个虚构的袖珍俄罗斯，特丽莎寻找着的往昔已被人没收。他们不可能在这里过夜。
26
他们默默地走回汽车。她想着一切人与一切事看来都伪装起来了。一个古老的捷克城镇竞被众多俄国名字淹没。拍摄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竞无意中为秘密警察效劳。送她去死的人脸上戴的面具竞象托马斯。一个特务扮演着工程师而一个工程师竞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还有他房里那本有象征意义的书，原来也只不过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赝品。
想到她在那里拿着那本书，她心里突然一亮，两颊都红了。事情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工程师说他去取咖啡，她走向书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随后工程师回来了，可没有什么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场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钟，也许有两分钟，甚至三分钟。那么他在那间小客厅里磨磨蹭蹭干了些什么？他上厕所了？她竭力回忆当时是否到了关门声或冲水声。没有，她肯定没有听到水声，要不然她会记得的。而且她几乎能肯定那门已经关了。那么他在那间客厅里干了些什么呢？
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要让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师以外的更多确切铁证。在他不见了的那一段长长而可疑的时间内，他只可能是去那间屋里安放电影摄影机；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个带有照相机的入放进来，让他从帘子后面给他们拍照。
仅仅几周前，她还嘲笑普罗恰兹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营里，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么她自己呢？她天真过分，以为自己从母亲屋顶下逃脱出容，已成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亲的屋顶延展着以至遮盖了整个世界，使她永远也当不了主人。特丽莎永远也逃脱不了她。
他们走下花草镶嵌的台阶，折回广场。托马斯问：“怎么啦？”
她还没来得及答话，便听到有人跟托马斯打招呼。
27
是一个五十来岁的饱经风霜的男人，一位农场工。托马斯曾经给他动过手术。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矿泉来疗养。他邀请托马斯与特丽莎去与他喝一杯。考虑到法令不允许狗进入公共场所，特丽莎便把卡列宁送回汽车。她转来时，那人已在附近一个酒吧找了张桌子，正在说：“我们的生活平平静静的，两年前他们甚至还选我当了集体农庄主席呢。”
“恭喜你。”托马斯说。
“你知道怎么着，人们死活都要往城里搬。头儿们，当然喜欢有人愿意留下。他们不可能开除我们。”
“这是我们向往的。”特丽莎说
“姑娘，你会闷得哭鼻子的。那里没什么可干的，什么也没有。”
特丽莎注视着农场工晒得黑黝黝的脸庞，觉得他非常和善可亲。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有人和善可亲！她眼前浮现出一片乡村生活的幻景：有钟楼的村庄，田野，树林，顺着沟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着绿色帽子的猎手。她从未到农村住过，对乡下的想象都是听说来的，或许是从书中读到的，还或许是无意识地从古老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些幻景在她脑子里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旧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那人指着脖子后面脑神经与脊髓相连的部分：“这儿还是经常痛。”
他仍然坐着，托马斯摸了摸那儿，简单地给这位从前的病人检查了一遍：“我再没权利开处方了。不过，去告诉现在给你看病的医生，就说你跟我谈过了，我建议你用这个药。”他从皮包里的便笺本上撕下一页，用大写字母写了那种药的药名。
28
他们动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丽莎郁郁沉思着工程师怀里的她那张裸体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张照片确实存在，托马斯也永远不会看见的。它对他们仅有的价值无非是讹诈她的资本。他们把它寄给托马斯的话，这一价值就随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们会决定再干些什么呢？照片只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们也许仅仅为了开个玩笑，把它用个信封寄给托马斯。
托马斯收到这样一张照片又会怎么样？会把她赶走吗？也许不会，很可能不会的。但他们那易垮的爱情大厦必然会摇摇欲坠，因为大厦只有她忠诚的柱子作为唯一支撑，因为爱就象众多帝权：一旦他们建立的信念崩溃了，自己也就随之消亡。
现在，幻景又出现在她眼前：一只沿着沟渠奔跑的兔子，一个戴绿色帽子的猎手，以及乡村教堂的钟楼，高高地升起在树林之上。
她想告诉托马斯，他们应该离开布拉格，离开这些把乌鸦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离开这些警察特务，离开这些用伞武装起来的妇女。她想告诉他，他们应该搬到乡下去，那是挽救他们的唯一出路。
她转向他，但托马斯没有反应，两眼直视前面的路。就这样，因为她未能逾越他们之间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她又一次体验了从佩特林山上下来时的感觉，胃在收缩，以为自己要生病了。对她来说，他太强壮，自己太柔弱。他发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执行，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带枪人用眼罩蒙任她的双眼，让她靠在那棵栗树的树干上。她想死。
29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开始朝堤岸那边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边，久久地狠狠地看着河水。漫漫水流的壮景将会抚慰她的灵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不停地流淌，纷坛世事就在它的两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会被人忘却，而只有滔滔江河还在流淌。
她凭栏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过了市区，把光荣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从肮脏的堤岸之间穿过，被墙垣和栅栏所束缚，而墙垣栅栏还约束着众多的工厂和遗弃了的运动场。
她凝望着河水——它显得更凄凉更暗淡——她突然看见河的中部漂着一个异物，红色的，对了——是一条板凳，一张带着铁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园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着又是一张。一张又一张。特丽莎只能这样猜想，布拉格公园里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这滔滔河水，远远地离开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来越多，象秋日的落时被流水从树林里洗刷出来，零落漂去——红的，黄的，蓝的。
她转过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问路上行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但每个擦身而过的人都很冷漠，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流经他们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关心。
她再一次俯脚河水，心中悲伤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别。
大多数的板凳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几张后来的凳子隐隐浮现：几张黄色的，最后一张，是蓝色。 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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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轻与重
1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丽莎出其不意来到布拉格那天，托马斯与她做爱。就在那一天，或者说就在那一刻，特丽莎突然发起烧来。他站在她床前，看着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个被置入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常常思索着那些有关弃儿的古老神话。显然，正是这种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人。一天，他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竞把那人给杀了。后来，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杀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去。
2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竞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人都开始对追随当局者们叫嚷：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责（它已变得如此贫穷荒凉），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主权失落负责（它落入苏联之手），你们还应该对那些合法的谋杀负责！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真无邪！
未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在遮入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的眼睛啦！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马斯的祖国。
3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点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出去的话‘收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种观念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口头上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巫术，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做。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强迫的产物，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发，你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您是对的，我肯定。”托马斯显得很不高兴。
“可是？”主治医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会难为情的。”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们。”托马斯说。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道，“你不必作公开声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档案里有张条子，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击他们，说他们还让你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遮掩。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与他们之间知道，他们不打算发表其中的一个宇。”
“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托马斯把这事搁下来了。
4
人们公认托马斯是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谣传主治医生已接近退休年龄，很快会让托马斯接手。作为补充的是另一个谣言，说当局让托马斯写自我批评的声明。人们都相信他会从命。
使他震惊的第一件事是：尽管他从未让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正直，但他们已准备打赌，宁可相信他的不诚实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惊的事是：他们认定他如何如何以后，便纷纷作出反应。我得把这些反应归结为基本两大类：
第一类反应来自那些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他们自己或亲友）。他们一直被迫与占领当局公开言归于好，或者正打算这么做（当然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这样）。
这些人开始对他古怪地笑，这种笑他从来没有见过：一种有着秘密勾当时会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感情，一种类乎友爱的默契在他们之间滋生了。
又因为托马斯从没有过遵奉于人的名声，他们于是笑得更加自鸣得意。关于他接受主治医生建议的假想，已经进一步证实懦弱这东西正在缓慢地但是必然地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而且会很快扭转人们现在对懦弱的看法。他从没与这些人交过朋友。他沮丧地意识到，如果真的照主治医生说的去作一个声明，他们就会开始请他去参加众多晚会，他就不得不与之为伍。
第二种类型的反应来自那些受过迫害的人（他们自己或者亲友）。他们曾经拒绝与占领当局握手言欢，或者确信自己将来也不会妥协（签发一个声明），尽管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比方说，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不必对他们认真对待。）
S医生就属于后一类型，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年轻内科医生。一天，他问托马斯：“喂，你给他们写了没有？”
“你说的是什么？”托马斯反问他。
“怎么啦，你的收回声明啊。”他语气中没有恶意，甚至笑了，一种从厚厚的笑容标本集里挑出来的微笑；有精神优越感和沾沾自喜的味道。
“告诉我，我收回观点的事，你都知道些什么？”托马斯问，“你读过吗？”
“没有。”S说。
“那你还罗嗦什么？”
还是沾沾自喜，还是微笑，S回答：“瞧，我们知道这事怎么处置。你给主治医生或某个部长或者某个人写封信，表说你收回前言，他将答应不泄漏出去，不羞辱作者。是不是这样？”
托马斯耸耸肩，让S继续说下去。
“可是，即使那个声明已经安全归档，作者也知道，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将其公之于众的。于是，从那以后，他便不开口了，再不会说长道短，再不会有丝毫异议。只要他一露头，声明就会变成铅字，他就臭名远扬。总之，这是个相当好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了。”
“是呵，真是个好办法，”托马斯说，“但麻烦你告诉我，是谁对你说我同意写那玩意儿？”
S耸耸肩，脸上始终带着笑。
托马斯突然捕捉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人都会因此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他将他们的懦弱抬高身价，使他们过去的行为看来是小事一桩，能归还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己的荣耀为特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会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
托马斯受不了这些笑。他认为自己处处都看见这种笑，连街上陌生人的脸上也莫不如此。他开始失眠。事情能这样吗？他真的那么仰仗那些人吗？不，他对他们没好话可说，自己居然让他们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实在使他气愤。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这么不在乎别人的人怎么会这样受制于别人的想法呢？
也许，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人的不信任感（他怀疑那些人有权决定他的命运和对他给予评判），在他选择职业时起了作用。眼下的职业使他可以回避公开露面。比方说，一个选择政治家职业的人，当然会乐意去当众指手划脚评头品足，怀着幼稚的自信，以为如此会获得民众的欢心。如果群众表示了不赞同，那只会刺激他继续干下去力争做得更多更好。同样，托马斯也受到刺激，不过他的刺激来自疾病的诊断难点。
一个医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员，只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医生所评价，就是说，是一种关上门后个人对个人的评价。面对那些品评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们，为自己解释或者辩护。现在，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数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无法接应它们，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语来回答它们。他听任每一个人的摆布，听任人们在医院内外议论着他（其时紧张的布拉格正谣言四起，谁背叛，谁告密，谁勾结，传谣速度快如电报不可思议）。他虽然知道但毫无办法。他对谣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惊奇，对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对他的兴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挤迫，如同噩梦中一伙人七手八脚将我们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医生那里，告诉对方他不会写一个字。
主治医生异乎寻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说他对托马斯的决定早有预料。
“即使没有那个声明，也许您也能有办法留我继续工作吧。”托马斯竭力暗示对方，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辞职来威胁当局。
但他的同事做梦也没想到要用辞职来吓唬谁。不久（主治医生比前次更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几天来他的手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被迫离开了医院。
5
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尽了。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候诊室里总是挤成一团糟，他对付每一个病人还不要五分钟，无非是告诉他们吃多少阿斯匹林，给他们开开病假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他看自己与其是医生，还不如说是个管家仆人。
一天，门诊时间完了，一个约摸五十岁的男人拜访了他，那人举止的庄重增添了几分高贵气。他自我介绍，是国家内务部的代表，想邀请托马斯到马路那边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马斯表示拒绝：“我还得开车回家，他们发现我喝了酒，会没收我的执照。”内务部的人笑着说：“真要碰上什么事，给他们看看这个就行了。”他递给托马斯一张名片（显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还有部里的电话号码。
然后，他大谈特谈他如何钦佩托马斯，大谈特谈整个部里的人如何难过，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医生竞在一所偏远的小诊所里分发阿斯匹林。他让托马斯懂得，虽然他不能出来说话，警察是不同意采用这么严厉的措施，把专家们从自己的岗位上赶走的。
从来没有谁想到过要表扬托马斯，于是他非常仔细地听这位胖官员的讲话，对那人在医学方面的知识精确和细节熟悉感到惊讶。当我们面对奉承时，是多么没有防备啊！托马斯无法使自己不把部里官员的话当成一回事。
这不只是出于虚荣，更重要的是托马斯缺乏经验。当你对面坐着一个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礼貌的人时，你要提醒自己说，他说的都不是实话，没有一句出自真诚，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经常地、完备地、毫不犹豫地），需要有极大的努力和适当的训练——换句话说，要常常经受警察的盘问。而托马斯缺乏这种训练。
部里来的人继续说：“我们知道，你在苏黎世有极好的职位，我们非常赞赏你的回国。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你认识到了你的岗位在这里。”他又象责怪托马斯似的说：“可你的岗位应该在手术台上才对！”
“我太同意了。”托马斯说。
稍停了一下，部里来的人用悲哀的语调说：“那么告诉我，大夫，你真的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挖掉自己
的眼睛吗？你，一位给那么多人赐予过健康的人，会这么认为吗？”
“太荒谬了！”托马斯自卫地吼道，“你为什么不去读读我写的东西？”
“我读过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听起来似乎非常难受。
“我写了共产党员应该把眼睛挖去么？”
“人人都是这么理解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变得越来越悲哀。
“你去读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写的那样。你不会谈到它的，登出来的文章被删掉了一些。”
“是吗？”部里来的人警觉起来，“你是说他们不是按你写的那样发表的吗？”
“他们删节了。”
“很多吗？”
“大约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看来真的吃了一惊：“他们这样做是非常不合适的。”
托马斯耸了耸肩。
“你应该抗议！他们责无旁贷地应该迅速刊登原稿。”
“俄国人来以前，我还有闲工夫想想这事，那以后，我还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总不愿意人们认为你，一个医生，要剥夺人看东西的权利吧！”
“你想想，你懂吗？这是一封给编辑的信，藏在报纸的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国使馆的人员。只有他们才去找它。”
“别那么说！别那么想！我亲自与很多人谈过，他们读过你的文章，对你这么写感到吃惊。可你现在对我说，那文章与你写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对，是他们让你写的吗？”
“你是说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写了交给他们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干嘛？”
“还是关于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这时，托马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使某个人陷入危险。他显然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托马斯不老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给忘了。”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色头发、剪平头的矮个子男人，托马斯现在尽力选择与他相反的特征：“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巴！”
“对了。”托马斯说。
“背有点驼。”
“对了。”托马斯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马斯说出了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出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来的人对于托马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逻辑吗？”
这回托马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太乱弹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操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头。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他向托马斯把手伸过来，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6
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马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处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马斯。托马斯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了一些汇报。你是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在报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出来。”他交给托马斯一张纸。
托马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强调那个高个头、驼背的编辑，托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托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了拍。“别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将发现这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种姿态），“怎么能这样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7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
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压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吗？以我之见，有一种必然他并不缺乏，但这不是他的爱情，是他的职业。他从事医学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于算计，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
把人划分为某些类别庶几乎是可能的，而分类中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光阴导向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彼此相似——无论她们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要深刻。没有这种基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道。这种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使得他从医学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进入解剖室，而且能坚持在那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人们在那个界线上与神打着交道。一个人的头部被棍子狠狠击中，倒了下来，然后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总会停止呼吸的，杀人只是比上帝亲自最终完成使命提早了一点点。也许可以这样假定，上帝对杀人还是早有考虑的，却不曾对外科有所考虑。上帝从未想到有人胆敢把手伸到他发明的装置中去，然后小心包合皮肤使之不露痕迹。当年，托马斯面对一个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术刀放在他的皮肤上果断地切开一道口子，切得准确而乎整（就象切一块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帘），他体验到一种强烈的亵渎之感。随后，他再一次觉得有一种东西吸引他这样做！正是那种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这种精神的根源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绝非什么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费了这么多精力的东西，他现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坚决而且轻松地给予抛弃呢？
他会说，这么做是为了不让警察缠着他。然而坦白地说，这种解释即使在理论上讲得通，警察要把一个带有他签字的假声明公之于众实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数桩这样的事发生过）。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权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危险。还可以说，托马斯对自己的笨拙恼火，想避开与警察的进一步接触，避免随之而来的孤立无助之感。我们还可以说，他反正已经丢失了职业，小诊所里机械的阿斯匹林疗法与他的医学概念毫无关联。尽管如此，他这样匆匆忙忙地作出决定，在我看来仍然是很奇怪的。这里是不是还深藏着什么别的东西？深得逃离了他理智的东西呢？
8
托马斯通过特丽莎渐渐地喜欢起贝多芬来，但对音乐还是不甚了解。我怀疑他是否知道，在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这一主题之后，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德门伯斯彻的人欠了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我们这位作曲家长期来手头拮据，那天他提起这笔帐，德门伯斯彻伤感地叹了口气说；“非如此不可吗？”贝多芬开怀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记下了这些词与它们的音调。根据这个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动机，他谱写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轮唱：其中三个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个人插进来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钱来！）
一年以后，这一音乐动机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乐章里，作为基本动机重现了。那时候，贝多芬已经忘记了德氏的钱，“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较之从前庄严得多的情调，象是从命运的喉头直接吐出来的指令。用康德的话来说，连“早上好”一词用适当的声音读出来，也能成为某种形而上命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德文是一种语词凝重的语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戏谑，它已成为“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艰难或沉重的决心）。
贝多芬把琐屑的灵感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把一句戏谑变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变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门尼德的说法，积极变成了消极。然而，相当奇怪，这种变化并不使我们谅讶。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严肃变成关于德氏债款那无聊玩笑般的四声二部轮唱曲，我们倒会感到震惊。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么他的做法例与巴门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变成了轻，也就是，消极变成了积极！开始（作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触及伟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后（作为一首成功的杰作），却落入最琐屑的戏言？但我们再也不知道怎样象巴门尼德那样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长期以来一直使托马斯暗暗恼火。他怀有一种深切的欲望，去追寻巴门尼德的精神，要把重变成轻。记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与第一个妻子以及儿子完全决裂，也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决裂，他得到了解脱。在整个事情的最深层，他除了反抗自称为他沉重责任的东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产生的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举动，还能有什么呢？
当然，那是一种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会习俗留给他的。而他热爱医学的那个“非如此不可”，则是内在的。他经历的磨难如此之多，内在的使命感越是强烈，导致反叛的诱惑也就越多。
当一个医生，就意昧着解剖事物的表层，看看里面隐藏着什么。也许使托马斯离开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种欲望，他想去探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着些什么。换句话说，现在他想知道当一个人抛弃了他原先视为使命的东西时，他的生活里还将留下一些什么，
这一天，他去报到。一位好脾气的女人，主管着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陈设事宜。从他们见面起，他就面临着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各种具体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他进入一种震惊状态，新工作开始的几天，都一直被这种震掠所缠绕。但一旦克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惊的陌生感（大约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简直在享受一个长长的假日。
他于活可以无所用心，自得其乐。现在，他明白了人们（他通常可怜的人们）的快乐，全在于他们接受一项工作时没有那种内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强迫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干干净净。他第一次体会到其乐融融的无所谓，而不象从前，无论何时只要手术台上出了问题，他就沮丧、失眠，甚至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他职业中的“非如此不可”，一直象一个吸血鬼吸吮着他的鲜血。
现在，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翼而飞，比以前更甚），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托马斯主要是为大商店干活，也被头头遣派去为一些私人客户服务。此时的人们，还在以群情振奋的一致团结，来反抗对捷克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托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发现他正在靠洗窗子为生，往往就打电话点名把他请去，然后用香槟或一种叫斯利沃维兹的酒款待他，给他签一张十三个橱窗的工单，与他叙谈两小时，不时为他的健康干杯。托马斯于是就能以极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户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占领军军官的家属一批批在这片土地上四处定居，警务人员代替了被撤职的播音员从收音机里播出不祥的报道，而托马斯在布拉格大街上晕晕乎乎地前行，从一个酒杯走向另一个酒杯，如同参加一个又一个酒会。这是他伟大的节日。
他又回到了单身汉的日子。特丽莎在他的生活中突然不存在了，唯一能与她见面的时间就是半夜她从酒吧回来之后，当时他迷迷糊蝴半睡半醒，或者是早晨，轮到她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他却要急着去上班。每个工作日，他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六个小时，一块没有料想到的自由天地。从他少年时开始，这种自由天地就意昧着女人。
9
朋友曾问他这一辈子搞过多少女人，他尽量回避这个问题，被进一步追逼，就说：“好啦，两百个左右吧。”朋友中的羡慕者说他吹牛，他用自卫的口气说：“这不算怎么多。现在我已经同女人打了二十五年交道了。用两百除二十五，你看，一年才八个新的女人，不算多，对不对？”
与特丽莎成家以后，他这种生活方式有所束缚。安排上有些麻烦是必然的，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性活动压缩到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从手术室到家里之间）。他精密地充分利用了那段时间（如一位山民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土地），但与现在突然赐予他的十六个小时相比，那段时间简直不值一提。（照我说，十六小时中他用来擦洗橱窗的八个小时里，周围都是新的女招待、家庭主妇，以及女职员，她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次潜在的性活动约定。）
他在她们中间寻找什么呢？她们的什么东西吸引着他？难道做爱不仅仅就是永远重复同一过程吗？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总有一些细微末节是想象不到的。当他看到一个穿着衣服的女人时，能自然地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体的样子（他作医生的经验更丰富了他作情人的经验），但这种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