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是救死扶伤,不是来向卡特总统致敬!别把这儿变成美国宣传的马戏场啦!我们不是来反共!我们是来这儿救命!”
他马上得到另外几个法国人的响应。译员害怕了,不敢把他们的话翻译出来。于是乐台上的二十个美国人满脸笑容,好意地看着他们,一再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头举向空中,他知道欧洲人在众人同乐时,是喜欢挥举拳头的。
16
第二天早晨,他们乘公共汽车横越泰国去柬埔寨边境,晚上在一个小村子里歇息,租了几间吊脚楼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们住在楼上,把他们的猪关在楼下。弗兰茨和另外四个教授佐一间房子,远远传来猪的呼唱,近处却有著名数学家的鼾声。
早上,他们又爬回汽车。在离边境约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车辆都禁止行驶,过边境只能通过一条重兵把守的狭窄要道。车停了,法国小分队从车上涌下来,再一次发现美国人又占了他们的上风,组成了游行的先头部队。关键时刻到了。译员又给叫了来,接着是长久的争吵。最后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游行队伍由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译员领先,接下来是医生,再后面是余下来的人群。那位美国女演员压阵。
道路狭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区,加上有路障——环绕着铁丝网的两个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单行穿过。
弗兰茨前面约十五英尺处,是一位著名的德国诗人兼流行歌手,已为和平写了九百三十首反战歌曲。他带来一根长杆子,挑一面白旗,衬托出自己全黑的胡子,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长长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抢拍镜头,哗哗地摆弄着他们的设备,飞快地冲到队伍前面,停一停,又缓缓向后退着,不时单腿跪下,然后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远的地方。他们不时唤着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觉地转向他们的方向,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按下快门。
17
什么声音传来了。人们放慢步子朝后看。
落在最后的美国女演员,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黯然失色的压阵者地位,决定发起进攻。她全速向队伍前面跑去,就象一位参加五千米长跑比赛的运动员,开始为了节省体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后面,现在突然奋力向前,开始把对手一个接一个地甩下。
男人们为难地笑笑,让了步,不想挫伤这位著名长跑运动员取胜的决心,但女人们发出叫喊:“回到队伍里去!这不是明星的队伍!”
大无畏的女演员仍然一往无前,五名摄影记者和两名摄像师尾随其后。
突然,一位法国语言学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极难听的英语)说:“这是一支医生的队伍,来给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为电影明星捧场的惊险表演!”女演员的手被语言学教授的手紧紧锁住,无法挣脱。“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用纯正的英语)说,“我参加过一百次这样的游行了,没有明星,你们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道义的职责!”“放屁!”语言学教授(用地道的法语)说。
美国女演员听明白了,放声大哭起来。
“请别动!”一位摄像师大叫,在她脚边跪倒。女演员对着他的镜头留下一个长长的回望,泪珠从脸上滚下来,
18
语言学教授终于放开了美国女演员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国流行歌手,叫了声女演员的名字。
美国女演员从未听说过他,但她刚经过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过去。歌唱家换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们立即被新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所包围。一位著名的美国摄影记者为了把他们的脸和旗子一起塞进镜头,颇费了些周折。旗杆太长,他往身后的稻田移了几步,竞踏响了一个地雷。轰然一声爆炸,他的身体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飞舞,一片血雨洗浴着欧洲的知识分子们。
歌手和演员都吓坏了,动也不敢动,举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溅满的鲜血使他们每一个惊恐万分。他们又提心吊胆地向上看了几眼,才开始隐隐地微笑。他们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的自豪,一种他们从未领略过的自豪:已经有人为他们的旗子奉献了鲜血。他们再一次加入了进军的行列。
19
国界线就是一条小河。沿河有长长一道约六英尺高的墙,使河看不见了。墙边堆满了保护泰国狙击手的沙包。墙垣只有一个缺口,一座桥从那里横跨小河。越南军队就驻守在桥的那一边,但他们的位置也完全伪装起来了,也看不见。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这座桥,看不见的越南人就会开火。
游行者们走近大墙,踮起脚张望。弗兰茨从两个沙包的夹缝中向外看,想看个究竟,但什么也看不到。他被一个摄影记者推开了,那人觉得自己更有权利得到这个位置。
弗兰茨看看后面,七位摄影师栖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顶架上,眼盯着对岸,象一群巨形的乌鸦。
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译员把一个大喇叭筒举到了嘴边,用高棉语向对岸喊起话来:这些人都是医生,他们要求获得允许进入柬埔寨国境,提供医务援助;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粹是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关心。
来自对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绝对的沉寂使每个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机在继续咔咔响,听起来象一只异国的虫子在唱歌。
弗兰茨有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伟大的进军就要完了。欧洲被寂静的边界包围着,发生伟大进军的空间,现在不过是这颗星球中部的一个小小舞台。曾经急切挤向这个舞台的观众早就离去了,伟大的进军在孤寂中进行,没有了观众。是的,弗兰茨自言自语,尽管世界是冷漠的,但伟大的进军还在继续,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轰轰烈烈:昨天反对美国占领越南,今天反对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拥护以色列,今天拥护巴勒斯坦;昨天拥护古巴,明天反对古巴——而且总是反对美国;时而反对大屠杀,时而又支持另一场大屠杀;欧洲在前进,且赶上了众多的热闹,一个也没拉下。它的步子越来越快,到最后,伟大的进军成了催促人们迅跑的疾驶飞奔,舞台正在越来越缩小,某一天终将变成一个没有空间度向的圆点。
20
译员又一次用喇叭简喊话,回答仍然是无边无际无止无尽的冷寂。
弗兰茨环顾四周,河对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脸上,连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国女演员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凭借内心的闪光,弗兰茨看到了他们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离开他们,也没有嘲讽的兴致,内心中升起一种感情,象我们对被判罪者的无限怜爱。是的,伟大的进军即将完结,可那是弗兰茨背叛它的理由吗?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尽头吗?在这些陪伴着勇敢的医生走向边境的一群当中,他要嘲笑谁的表现癖呢?他们这些人除了表演还能做什么呢?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弗兰茨是对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为赦免政治犯组织请愿的布拉格编辑来。他完全知道他的请愿对那些囚犯毫无帮助,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解放囚犯,而是为了表现那些无所畏惧者的存在。那样做,也是演戏。但是他没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戏与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是在演戏与完全无行动之间进行选择。在有些情势之中,人们给判决了只能演戏。他们与哑默力量的斗争(河那边的哑默力量,墙里化为哑默窃听器的警察),是一个剧团对军队的进攻。
弗兰茨看着他那位从巴黎大学来的朋友举起了拳头,威胁着对岸的静寂。
21
译员用喇叭筒进行第三次喊话。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兰茨的沮丧突然变成了愤怒。他就在这里,站在泰柬边境界桥仅仅几步远的地方,心中腾起一种要冲上桥去的不可阻挡的欲念。他想仰天痛骂,然后在震天动地的机枪扫射声中死去。
弗兰茨这种突然的欲念使我们想起了一些东西,是的,使我们想起了斯大林的儿子。当他不忍再看到人类生存的两极互相靠近得瞬间可及的程度,当他发现崇高与卑贱、天使与苍蝇、上帝与大粪之间再无任何区别,便一头闯到铁丝电网上触电身亡了。
弗兰茨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伟大进军的光荣居然会与进军者的喜剧性虚荣打等号。他不能承认欧洲历史高贵的喧嚣会消失在无际的沉寂里,不承认历史与沉寂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证明伟大的进军比大粪要重一些。
但是,人们在这里证明不出任何东西。天平的一个盘子里放着大粪,另一个盘子里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个身躯,天平还是一动不动。
弗兰茨没有让自己挨枪子,只是垂着头,与其他人一道,成单行,走向汽车。
22
我们都需要有人看着我们。根据我们生活所希望承接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们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人期望着无数双隐名的眼光,换句话说,是期待着公众的目光。德国歌手、美国女演员,甚至那位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缉,就是这种类型。他习惯了他的读者,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报纸,没有什么能取代那些隐名的眼光,他便感到空气顿时稀薄了一百倍,感到自己将被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识到有人不断跟踪他,窃听他,鬼鬼祟祟地在街上给他拍照,于是,隐名的目光又突然回到了他身上,他又能呼吸了。他开始对着墙里的麦克风作戏剧性的演说,在警察那里找到了失却多时的公众。
那些极其需要被许多熟悉眼睛看着的人,组成了第二类。他们是鸡尾酒会与聚餐中永不疲倦的主人。他们比第一类人快活。第一类人失去公众时就觉得熄灭了生命之光,而这种情况对几乎他们所有人来说是迟早要发生的。然而在第二类人这一方面,他们能够总是与自己需要的目光在一起,克劳迪及其女儿就属于这一类。
再就是第三类人,他们需要经常面对他们所爱的人的眼睛。他们和第一类人同样都置身于危险处境,某一天,他们爱着的人儿闭上双眼,他们的空间将进入黑暗。特丽莎和托马斯就属于第三类。
最后是第四类,这一类人最少。他们是梦想家,生活在想象中某一双远方的眼睛之下。比方说弗兰茨吧,他去柬埔寨边境只是为了萨宾娜,当汽车沿着泰国公路颠簸行进时,他能感到她的眼睛久久地盯着自己。
托马斯的儿子也属于这同一类型。让我们称他为西蒙吧(他将会很高兴有一个圣经里的名字,象他父亲一样)。他期望的是托马斯的眼光。但卷入请愿运动的结果,是被大学赶了出来。总是陪他出门的姑娘,是一位乡村牧师的侄女,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亲。他知道托马斯也住在农村时,激动不己:命运使他们的生活对等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气给托马斯写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对方回信,只是希望托马斯把目光投向他的生命。
23
弗兰茨与西蒙是这部小说的梦想家。与弗兰茨不同,西蒙从不喜欢他的母亲,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在寻找父亲。他愿意相信父亲是某种非义的牺牲品,并以此解释父亲后来施加与他的不义。他从不生父亲的气,从不愿意与那位不断中伤父亲的母亲有什么联合行动。
他在母亲身边一直住到十八岁,完成了中专学业,随后去布拉格续大学。那时的托马斯是个擦洗工。西蒙常常一等几个小时,想撞见托马斯,但托马斯从未停下步来跟他说说话。
他与那位大下巴编辑混在一起,唯一原因就是编辑的命运使他想起了父亲。那编辑从未听说过托马斯,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早已给忘了。是西蒙向他谈到这篇文章,求他去劝说托马斯在请愿书上签名。编辑同意了,因为他希望为这个他喜欢的孩子做点好事。
无论什么时候,西蒙回想起他与父亲见面的那一天,就为自己当时的怯场而羞愧。父亲不可能喜欢他,在他这一方面,他喜欢父亲。他记得他们的每一句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看出这些话是何等正确。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是:“惩罚自己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的人是残暴的。”当女朋友的叔叔把一本圣经交到他手,耶稣的一句话特别震动了他:“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知道父亲是无宗教信仰者,但从这两段相似的话中,他看到了一种暗示:父亲同意他选定的道路。
大约在他下农村的第三年,他收到了一封托马斯的信,邀请他去看看。他们的聚会是友好的,西蒙感到轻松,一点也不结巴。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互相并不十分了解。约四个月之后,他收到一份电报,说托马斯与妻子丧生在一辆货车之下。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说父亲以前的一位情妇住在法国,并找到了她的地址。他极其需要想象中的眼睛追随着自己的生命,于是间或给她写一些长长的信。
24
萨宾娜不断接到那位悲哀的乡下通信者的来信,直到她生命的终结。很多信一直没有读过,她对故土的兴趣已越来越少。
那老头死了,萨宾娜迁往西方更远的地方,迁往加利弗尼亚,更远离了自己出生的故国。
她卖画没有什么难处。她爱美国,但只从表面上爱,表层下面的一切对她都是异己的。脚下的泥土里没有爷爷和叔叔,她害怕自己被关进坟墓,沉入美国的土地。
于是,有一天地写了一份遗嘱,请求把她的尸体火化,骨灰撤入空中。特丽莎与托马斯的死显示着重,她想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轻,她将比大气还轻。正如巴门尼德曾经指出的,消极会变成积极。
25
汽车在曼谷旅馆前停下来。人们再也不想主持会议了。他们成群给伙任意去观光,有些出发去寺庙,另一些去妓院。弗兰茨在巴黎大学的朋友建议他们一起过夜,但他更愿意一人独处。
他走到街上时,天差不多都黑了。他老想着萨宾娜,感到她在看着自己。每当他感到她久久的凝视,便开始怀疑自己:他从来就不知道萨宾娜想些什么。现在,这种怀疑也使他不舒服。她会嘲弄他么?她把他对她的崇拜视为愚蠢吗?她是想告诉他,现在他该长大了,该把全部身心交给萨宾娜赐给他的情妇吗?
想象那张戴着大圆眼镜的脸庞,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与学生情妇在一起是何等幸福。这一刻,柬埔寨之行对他来说似乎变得既无意义又可笑。他为什么要来呢?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他终于一次亦即永远地发现了,他真实的生活,唯一真实的生活,既不是游行也不是萨宾娜,还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他终于发现,现实要多于梦境,大大地多于梦境。
突然,一个身影从昏昏夜色中闪出来,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讲了些什么。他朝拦路者看了一眼,大吃一惊却充满同情。那人欠身鞠躬,嘿嘿微笑,用急促的语气咕咕哝哝。他想要说什么?他象是邀请弗兰茨去一个什么地方,拉着他的手,把他引走了,弗兰茨肯定那人需要自己的帮助,也许在他这次来的整个旅途中,他就有某种意识,难道他不是被叫来帮助什么人的吗?
突然,那人旁边又出现了两位,其中一个用英语向他要钱。
此刻,戴眼镜的姑娘从他脑海中消逝了。萨宾娜盯着他,那个肩负伟大命运的非现实的萨宾娜,那个使弗兰茨感到如此渺小的萨宾娜。她气愤而不满,震怒的目光射进了他的身体:他曾经看过这种目光吗?其他人曾经辱骂过他这种愚蠢的好心肠吗?
他把手臂从那人手中挣开,又被那人揪佐了袖子。他记得萨宾娜总是羡慕他的体力。他接过了另一个人挥来的一拳,紧紧掐住,以一个极漂亮的现代柔道翻身动作把对方从他肩上扔过去了。
现在,他对自己很满意。萨宾娜的眼睛仍然看着他,她再也不会看到他羞辱自己了!她再也看不到他的退却了!弗兰茨已经抛弃了柔弱和伤感!
他感到自己对这些人有一种兴高采烈的仇很。他们还想好好嘲笑他以及他的纯真么!他站在那里微微隆起肩膀,眼睛飞快地前后扫视,对付着两个还没倒下的歹徒。突然,他感到自己的头挨了重重的一击,立刻栽倒下去。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人扛到某个地方,随后他就被抛入空中,感到自己在沉落。又是狠狠的一击,他失去了知觉。
他在日内瓦的医院里醒过来,克劳迪靠在他的床头。他想告诉她,她没有权利来这里。他要他们把那戴眼镜的姑娘送来,他脑子里只想着她。他想大声喊出,除她之外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呆在他身边。但他可怕地发现自己已不能说话。他带着无限的仇恨仰望着克劳迪,想避开她转过身去。但他无法移动身子。头呢?也许行?不,他连头也动弹不得。他合上双眼不看她。
26
死了的弗兰茨终于属于他妻子了。他属于她就象以前从没属于过她一样。克劳迪料理了一切:她负责葬礼,送发通知,买花圈,还做了身黑丧服——事实上是结婚礼服。是呵,丈夫的葬礼是妻子真正的婚礼!这是她一生的作品的高潮!是她所有痛苦的报偿!
牧师非常理解这一切,他在葬礼祷词中谈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婚姻之爱,这种爱经历了多次考验,将为死者留下一块平静的天国,死者在瞑目之时就返归这个天国去了。那位弗兰茨的同事,应克劳迪之邀来此作墓前祈祷演说,也首先向死者这位勇敢的妻子致敬。
戴眼镜的姑娘由另一位朋友搀扶,站在后面的一个地方。由于吞服了大量的药片,加上强忍哭泣,使她在葬礼结束之前就痉挛起来。她按住腹部,摇摇晃晃向前倾倒,朋友只好扶着她离开了墓地。
27
他一接到集体农庄主席打来的电报,就跨上摩托车,及时赶到那里并安排了葬礼。他选定了一句献辞,将要刻到墓碑上的父亲名字之下:他要在人间建起上帝的天国。
他完全知道,父亲说话不会用这些词语,但他断定这句话表达了父亲的真实思想。上帝的天国即正义。托马斯期望一个由正义统治的世界。难道西蒙没有权利用自己的语言来描绘父亲的生命吗?他当然有:自浑沌远古以来,子孙后代不是都有这种权利吗?
漫漫迷途终有回归,这是刻在弗兰茨墓前石碑上的献辞。它能用宗教语言来解释:我们凡间生命存在的漫游,就是向上帝怀抱的回归。可知内情的人知道,这句话还有完全世俗的意义。的确,克劳迪天天都谈起这事:
弗兰茨,可亲可爱的弗兰茨,中年危机对他来说太受不了啦。是那个可悲的小丫头把他投入了情网。是呀,她甚至不怎么好看(你们看见没有?她努力想把自己藏在大眼镜后面!),但是,一旦他们生米煮个半熟(我们说不准!),他们就会一片鲜肉也换灵魂的。只是当他妻子的,才知道他被这事坑苦了!纯粹是道德折磨!他情绪很低沉,他是好心正派的人嘛。不然你能解释他那癫劲?不要命地跑到亚洲的什么地方去?他到那里去是找死哩。是的,克劳迪知道这一点是绝对事实:弗兰茨是有意识去寻死的。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死了,没有必要说谎。她是他所唯一需要的人。他不能说话,但他是怎样用眼睛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啊!他盯住她,请求她原谅。而她原谅了他。
28
正在死去的柬埔寨百姓万民留下了什么?
一个美国女演员抱着一个亚洲儿童的巨幅照片。
托马斯留下了什么?
一条碑文:他要在人间建起上帝的天国。
贝多芬留下了什么?
一道紧锁的眉头,一头未必其实的长发,一个阴郁的声音在吟咏“非如此不可!”
弗兰茨留下了什么?
一句献辞:浸漫迷途终有回归。
如此等等。我们在没有被忘记之前,就会被变成一种媚俗。媚俗是存在与忘却之间的中途停歇站。 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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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卡列宁的微笑
1
窗子外是一个山坡,长满了枝干歪扭痉挛的苹果树。密密树林在山坡之上占据了一大块空间,山岭的曲线一直伸向远方。黄昏降临的时候,皎洁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特丽莎向外走去,久久地站在门槛上。一轮玉盘悬在尚未黑下来的夜空,看似人们早上忘记关掉了的一盏灯,一盏灵堂里的长明灯。
沿着山坡生长出来的弯弯苹果树,没有一棵离得了他们的扎根之地,正如无论是托马斯还是特丽莎都离不了他们的村庄。他们已经卖掉了小汽车、电视机、收音机,这样才从一位搬家进城的农民那里买来了一栋小小的房舍和花园。
对于他们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只有在乡村,人员才会出现经常的紧缺,居住设施才会富余宽松。去地里或树林里干活,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看你过去的政治表现,也没有人嫉妒你。
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甩掉了醺醺醉鬼对她的侵扰,还有在托马斯头发上留下隐名女人的下体气味。警察局不再来纠缠了。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与佩特林山上一幕混为一体,她很难说清那是真实还是梦境。(事实上那工程师是秘密警察雇佣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借一套房子用来幽会并且不再与同一个女人来往的男人,也并不少见。)
不管怎样,特丽莎高兴地感到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是单独?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单独”生活,意昧着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把他们的生活一刀两断。然而,他们还是生活在人们的陪伴之下,与这里的乡下人工作在一起,完全感到温暖如家。他们经常互相串串门。
他们那天在有俄国街名的矿泉区,碰到那位地方集体农庄主席。当时特丽莎在自己心中发现了一幅田园生活的图景。这幅图景来自她曾经读过而且至今记得的书本,或者来自她的先辈。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大家一起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常规:星期天的教堂礼拜,男人们得以避开自己婆娘的小酒店,星期六在小酒店厅堂里的乐队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
然而,当局管治下的乡村生活已不再具有往昔的模样了。教堂在附近的村庄里,没有人到那里去;小酒店变成了办公室,男人们找不到地方聚会和喝啤酒;青年人也没有地方跳舞。教堂庆典假日已被禁止,没有人关心非宗教的种种取代性活动。最近的电影院也在十五英里外的小镇上。这样,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劳累下来,他们只能把自己关在四壁之内,被散发出袭人寒气般怪昧的现代家具所环绕,呆呆地看一阵闪来闪去的电视。他们除了晚饭前顺路到某个邻居家扯一两句闲话以外,从不到别人家去做客。他们都梦想着搬进城去。这样的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趣味也没有。
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定居,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一个农民,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仅仅只是个耕地的劳动力,便无须再对什么家乡成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没有什么值得害怕。这种冷漠的结果,是农村保存了更多的自由和自治。集体农庄主席不是从外面派来的(象城里所有高层的经理那样),是村民们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来的。
人人都想离开,于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就成了一种例外的情况:是自觉自愿来的。村民们都想争得机会,以便去镇上东游西荡混上一个白天,特丽莎和托马斯却情愿呆在乡下,这样的话,不用多久,他们对村民们的了解,比村民们的互相了解还要多。
集体农庄主席成了他们真正的至交好友。他有一个老婆、四个孩于,一头喂得象狗一样的猪。猪的名字叫摩菲斯特,它是这个村庄的骄傲和主要兴趣焦点。它可以回答主人的召唤,总是很干净,有粉红色的皮肉,踏着四蹄大摇大摆,很象一个大腿粗壮的妇人踩在高跟鞋上。
卡列宁第一次看到摩菲斯特,十分惶惶不安,围着它嗅了好久。但他很快就与对方交上了朋友,友好之至,甚至爱它胜过爱村子里的狗类。确实,他对狗类除了蔑视外别无任何好感。这些狗总是被套在他们的狗舍里,老是傻头傻脑并且毫无目的地叫嚷不休。我平心而论,卡列宁极为欣赏自己与猪的友谊,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同类的价值。
主席很高兴帮助他以前的外科医生,尽管他同样处在发愁的时候,办不了更多的事。托马斯当上了小卡车司机,把农庄工人送到地里去,还拉点设备什么的。
集体农庄有四个大大的奶牛棚,还有一棚小母中,共四十头。特丽莎负责照管这些牛,每日两次把它们送到草场去。一些较近又较为容易进入的草场,都要被割得光秃秃的了,她只好超着中群到山地里去放牧,渐渐地越找越远,越跑越宽,一年下来,就把四周远远近近的牧场都跑了个遍。如同在她小镇的青春岁月里那样,她总是带着一本书,白日来到牧场上,便开始把它打开,读起来。
卡列宁总是陪着她,见到小奶牛活泼得过分,或者试图摆脱人的控制,它就学会了猪搞叫,显然把这一切于得有滋有昧。他毫无疑义是他们三个中间最快活的一个。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时钟掌管者的地位,以至如此受到尊敬。乡村生活中无即兴可言,特丽莎和托马斯的衣食起居都越来越按部就班,接近他的时间表。
一天午饭后(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小时的闲暇),他们带上卡列宁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散步。“我不喜欢他跑起来的样子。”特丽莎说。
卡列宁的一条后腿有点跛。托马斯弯腰细心查看了一番,发现在跗关节附近有一处小小的伤口。
第二天,他把卡列宁置于卡车驾驶座前,顺路带他去相邻的一个村庄,找一位本地的兽医。一个星期后,他又去看了一次兽医,回家时来了一个消息:卡列宁得了癌症。
托马斯花了三天时间,加上兽医的帮忙,给他动了手术。托马斯带他国家时,他还没有完全解除麻醉。他睁着眼,呜咽着,躺在他们床边的小毯子上,剃得光光的一只大腿上,切口和缝合的六针令人心痛地明显可见。
最后,他试图站起来。他失败了。
特丽莎一阵恐慌,担心他再也不能走路。
“不要着急,”托马斯说,“他还在麻醉之中。”
她试着把他抱起来,但被他咬了一口。这是他第—次咬她。
“他认不出你,”托马斯说,“他不知道你是淮。”
他们把他抱到床上,没过多久,他和他们一样睡着了。
凌晨三点钟,他突然把他们弄醒,播着尾巴爬到他们身上,一个劲地贴上来蹭着,怎么也不满足。
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们弄起来!往常他总是等着他们中间的一个醒来,然后才敢于往他们身上跳的。
现在还是深夜,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地突然来了。谁能说出他在康复的路途上走了多远?谁知道他正在同什么幽灵搏斗?他正在家里,同他亲爱的朋友在一起,他似乎正强迫他们来分享一种极度的欢欣,一种回归和再生的欢欣。
2
《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人去统治鱼、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当然,《创世纪》是人写的,不是马写的。上帝是否真的赐人以统辖万物的威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倒有点象这么回事,是人发明了上帝,神化了人侵夺来的威权,用来统治牛和马。是的,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宰杀一匹鹿和一头牛的权利也是全人类都能赞同的。
我们受赐于这种权利的原因,是我们站在等级的最高一层。但是如果让第三者进入这场竞争——比方说,一个来自外星的访问者,假如上帝对这个什么说:“子为众星万物之主宰”——此刻,《创世纪》的赐予就成为了问题。也许,一个被火星人驾驭着拉套引车的人,一个被银河系居民炙烤在铁架上的人,将会回忆起他曾经切入餐盘的小牛肉片,并且对牛(太迟了!)有所内疚和忏悔。
特丽莎伴着牛群行走,赶着它们,为职责所迫而对它们给以约束,因为小牛们活蹦乱跳,爱往地里跑。卡列宁总是陪着她,天天如此随她去草场已有两年了。他总是乐于对牛群的严厉,冲着它们吼叫,维护自己的权威(他的上帝给了他统治牛类的威权,他为此而骄傲)。然而今天,他实在困难重重,—靠三条腿一跛一跛,第四条腿上还带着正在化脓的伤口。特丽莎总是弯下腰去抚摸他的背脊。很清楚,动手术两个星期之后,癌症还在继续扩散,卡列宁将每况愈下。
路上,他们碰到一位邻居,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中棚,却停了够长的时间来问:“这狗怎么啦?看起来一跛一拐的。”“他得了癌症,”特丽莎说,“没希望了。”她喉头梗塞,说不下去。那女人注意到了特丽莎的泪水,差点冒起火来:“天呐,不要跟我说了,你要为一条狗嚎掉一条命呵!”她并无恶意,是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想安慰特丽莎。特丽莎懂得的。在乡村这一段时光里,她已经意识到,如果乡亲们象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只兔子,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他们和他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但是,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觉得不够友好。“我懂的。”她顺从地回答,很快转过身子径自走了。她对狗所承担的爱,使她感到隔绝和凄凉。她掺然地笑笑,对自己说,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人们想到某人爱着一条狗的话,必然会纷纷义愤。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特丽莎对托马斯不忠,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作为暗中团结一致的信号。
象平常一样,特丽莎在山路上继续走着,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安详、诚实,有时候孩童般地活泼,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态的老人。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特丽莎在它们的一些滑稽动作中得到乐趣,不禁想到(两年的乡村生活中,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是这样来界定人的:“人,牛的寄生物。”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用一种自觉优越的哈哈笑声把它打发。但是特丽莎是认真对待它的,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地位:这种观点很危险,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尽管《创世纪》说上帝给予了人对所有动物的统治权,我们还是可以解释,这意昧着上帝仅仅是把它们交付给人来照看。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人是“mat—treetproprietairedelanature(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毫无疑义,他的这一步与他直截了当地否认动物有灵魂,有着深深的联系。笛卡儿说,人是主人,人是所有者,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一种能活动的机器。一个动物感觉伤心,这不是伤心,只是一种不中用了的装置发出刺耳噪声。一辆马车的轮子咬咬嘎嘎作响,并不是什么痛,只是需要加油而己。所以,我们毫无理由为一条狗在实验室被活活剖开而悲伤。
牛群开始吃草了,特丽莎坐在一个树桩上,身边的卡列宁把脑袋搁在她的膝头上。她回忆起约摸十年前在报上读过的一条补白新闻,仅仅两行宇,谈的是在俄国某个确切的城市,所有的狗怎样被统统射杀。这是一篇不显眼而且看来没什么意义的小文章,但正是它,使她深深感到了对祖国那个超级邻居的绝对恐怖。
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入侵后开始的几年,恐怖统治还不怎么典型。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上赞同占领当局,占领者们不得不搜寻出少许例外,把他们推上台。但是他们能到哪里去找呢?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他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找那些脑子里总想报仇泄愤的人。然后,他们不得不注重、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给他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他们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动物。
很快,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组织读者来信运动,比方说,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鸽子眼看着将遭到灭绝。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人们仍然在占领的大祸中惶恐不宁,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它们怎样弄脏了我们的街道,怎样乱喊乱叫,怎样危及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百弊无利,百害无益,而且还得绘它们东西吃。他们煽起的热潮如此丧心病狂,以至特丽莎一直害伯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仅仅一年以后,积累起来的怨很(怨恨一直在发泄,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人。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被逮捕,被投入审判。动物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对待其他村民,是因为不这样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即使是对托马斯,她的爱举也是出于责任,因为她需要他。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我病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出自爱慕、厌恶、仁慈,或者怨恨——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预先决定。
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有一头牛对特丽莎表示友好。小牛停下来,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她。特丽莎认出了这头中,一直叫它玛克塔。她总是乐于给所有的牛取名字,不过牛太多了,她做不到。不久以前,大约是四十年以前,村庄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意昧着有一颗灵魂的话,我可以说,这些中都有一颗憎恶笛卡儿的灵魂)。但是后来,各个村庄都变成了大集中的工厂。牛只能在牛栏里五码见方的一块小地方毕其终身。从那以后,它们就没有名字了,成为了machinaeanimate(能活动的机器)。世界证明了笛卡儿是正确的。
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他的精神失常(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3
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对自己的后裔目不转睛,惊讶不已。两个面包圈当然绝对安详,只有蜜蜂摇摇晃晃转着圈,好象中了毒,过了一会儿,它升起来,飞走了。
这事发生在特丽莎的梦里。等托马斯醒来,她告诉了他。两人都从这个梦里找到了确切的安慰。这个梦把卡列宁的疾病变成了孕生,生产的一幕和生下来的东西又可笑又动人: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她再次被一些不合理辑的希望所纠缠。她下了床,穿上衣。随着外出买牛奶,面包、面包圈等等,这里的一天又开始了。她叫上卡列宁,发现对方除了抬头以外没有其他反应。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参加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常规仪式。
她撇下他独自去了。“卡列宁呢?”柜台里的女人已经象平常那样,准备好了卡列宁的面包圈。特丽莎将其放入袋子带回家,取出来递给仍然躺在门道里的他,希望他能过来取定。但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托马斯看出特丽莎心里多么沉重。他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面对着卡列宁四肢落地,慢慢地爬过去,
卡列宁的眼睛随着他转,似乎透出了一丝兴趣的微光,但仍然没有振作起来。托马斯把脸凑到他的鼻子跟前,他身子还是没有动,但张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想把它从托马斯口里拖出去。托马斯这才松了自己的这一端,好让卡列宁能够完全吃掉它。
还是四肢落地,还是弓若背脊,托马斯退了一点点,开始狺狺叫,让对方以为自己要争夺面包圈奋力一战了。一会儿,狗也狺狺叫唤作出反应!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卡列宁还爱玩耍!卡列宁还没有失去生存的愿望!
这些狺狺叫声是卡列宁的微笑,他们希望它能够继续下去,尽可能长久。于是托马斯爬回他那里,咬着卡列宁嘴里露出来的面包圈另一端。他们的脸如此贴近,托马斯可以嗅到狗的呼吸气流,可以感到卡列宁鼻上的长毛拂得自己痒痒的。狗又叫出一声,嘴巴抽动着;现在他们各自咬住了半个面包圈。卡列宁犯了一个老的策略错误:丢下了他的那半个,希望捕获主人口中的那半个,总是忘记了托马斯有一双手,并不是一条狗。托马斯没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个,顺手又捡起了地上的另一半。
“托马斯!”特丽莎叫起来,“你要拿走他的面包圈吗?”
托马斯把两个半块都放在卡列宁面前的地上,对方很快吞下了一个半块,叼着另一半得意洋洋了好一阵,炫耀他的双双获胜。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又一次觉得他是在微笑,他的微笑能持续多久,生活的主题就能持续多久,就能抗拒死神的判决。
第二天,情况确实显得有了改善。他们吃了午饭,又到了带他出去作常规散步的时间。按照习惯,他要开始跑步了,在他们之间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从不停歇。然而在这一天,特丽莎取来皮带和项圈,只被他兴趣索然地看了看。他们努力放出兴高采烈的眼光(为他高兴和为了使他高兴),给他鼓劲,让他振作一点。长久的等待之后,他仍然使他们遗憾,靠着三条腿踉跄了一下,任她套上项圈。
“特丽莎,我知道你讨厌照相机,”托马斯说,“但今天带上吧,你说呢?”
特丽莎打开了橱柜,翻找那台抛弃了多年也遗忘了多年的照相机。“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这些照片高兴的,”托马斯继续说,“卡列宁曾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曾经?什么意思?”特丽莎好象被蛇咬了一口。照相机就搁在她面前的橱柜里,伸手可得,但她不愿意弯腰取出来,“我不愿意带上它。我不去想什么失去卡列宁。你呢,提起他的时候却用过去时态!”
“对不起。”托马斯说。
“没有什么,”特丽莎温和些了,“我发现我每次想他都是用过去时态,我总是把它们从脑子里赶出去。我不愿意带照相机,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在沉寂中走着,沉寂是他们不用过去时态来思索卡列宁的唯一方式。他们不让他跑远了,久久地与他呆在一起,等待他的微笑。他没有笑,只是伴随他们走着,用他的三条腿一跛一跛。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特丽莎说,“他并不想散步,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