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或者说她睡着的那阵子—下了场大雪。

我妈透过一扇大大的拱形窗（通常装在公馆或者老式公共建筑上的那种）朝外望。她看到下方的草地、灌木丛、树篱、花园、大树，全都披着积雪，高高低低、起伏不定，丝毫不曾被风刮平或吹乱。雪地不像在阳光下那么刺眼，而是呈现出在破晓之前的清澈天空下的白色。万籁俱寂。挺像《哦，伯利恒小镇》[1]里描述的情景，只不过天上没星星。

但是，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啊。这幕场景有点古怪。所有树木，所有灌木和植物，都满满当当地长着夏季的绿叶。树下，零零星星没被雪覆盖的地方，露出鲜翠欲滴的草地。大雪是在盛夏的当儿，一夜之间落下的。季节更迭得真是不可思议，出乎意料啊。此外，所有人都消失不见—尽管她想不起来“所有人”都指的是谁—我妈孤身一人待在高大宽敞的房子里，四周围绕着中规中矩的树木和花园。

她想，不管发生了什么，很快就会有人解释给她听的吧。然而，没人来。电话没响。花园大门的门闩没被拉起。她听不到任何车辆声，甚至不知道马路—或者小路—在哪个方向，也许她是在乡下亦未可知。屋里空气沉寂憋闷，她得出去。

她走出门，便想起来了。她想起来，大雪落下之前，她不知在哪儿丢下了一个娃娃。是在下雪之前很久的事了。这个记忆，这种确定无疑的感觉，令她突然陷入恐惧。好像她突然从梦中惊醒。于是她从梦中之梦里惊醒了，惊觉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她丢下了自己的娃娃，彻夜把他抛在脑后。把他丢在什么地方就不管了，好像丢下个玩腻的洋娃娃似的。或许她不是昨晚干的这事，而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以前干的。她把自己的娃娃丢下了有一整个季节，或者许多个季节了。她的注意力被别的事给吸引了。她甚至可能去旅行了，离开了，刚刚才返回，却忘了为什么回来。

她跑到树篱和长着宽阔叶片的树木下找着。她想象着娃娃缩成一团。他可能已经死啦，缩成一团，遍体发黑，脑袋像枚坚果，小小的萎缩的脸上，不是一种难受的表情，而是一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一种古老、平静的悲伤。这脸上并没有什么对她—他的妈妈的谴责，只有平静、无助的表情，带着这种表情，他等待救援或者厄运的到来。

我妈心头涌上一阵悲痛，这是因为娃娃在等待，而她竟不知道；她，他唯一的希望，竟然把他全盘忘了啊。那么柔弱幼小，连扭头避开大雪都不会的一个娃娃哟。她悲痛得无法呼吸。她心里从此再也不会有空间给别的念想了。除了想着自己居然干出这种事，再也不会有余地装别的想法了。

因此，发现娃娃正睡在他的小床上，是何等宽慰呀。娃娃正趴着睡呢，脑袋扭到一边，皮肤又白又细，好像雪花一样，脑袋上的软发红通通的，就像曙光的颜色。和她一样的红发，长在娃娃的脑袋上，娃娃平平安安、好端端的。她得到宽恕啦，真是松了口气。

大雪、枝繁叶茂的花园和陌生的房子，全都消失。仅剩的白色东西就是小床上的毯子。这是一床薄薄的白色婴儿羊毛毯，已经从娃娃背上扯下了一半。在暑热，货真价实的夏天的暑热中，娃娃身上只裹着一片尿布，穿一条防止尿湿床单的塑料短裤。印着蝴蝶图案。

我妈，这会儿仍旧以为下了大雪，想着通常下大雪时肯定很冷，便拉过毯子，盖住娃娃赤裸的背部和肩膀，盖住长着红色软发的小脑袋。

这事发生的时候，在真实世界里是凌晨时分。世界处于1945年的7月。换了任何一个别的早上，娃娃到了这时辰，都会要求一天中的第一次喂食了，不过今天娃娃却仍旧睡着。做妈的尽管人站着，眼睛睁着，思维却仍旧沉浸在深深的睡眠中，并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娃娃和妈妈都被一场漫长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不过做妈的甚至连这一点也记不起了。思维有点迟钝，一种最最执着的平静占据了她和娃娃的脑袋。这个妈妈—我妈—根本没注意天色正迅速放亮。她没反应过来，就在她站着的这当儿，太阳正在升起。昨天，或者午夜时发生过什么，她都毫无记忆了，所以显得十分平静。她把毯子拉到娃娃的脑袋上，盖住他柔和的、心满意足的、熟睡的侧脸。她轻轻走回自个儿的房间，倒在床上，立刻又人事不省。

发生着这事的房子，与梦中的房子毫无相像之处。这是一幢一层半的白色木房，拥挤归拥挤，却不失体面。门廊通到距离人行道几英尺处，餐厅有扇飘窗，俯瞰一个树篱环绕的小院。房子位于小镇的一条后街，这个小镇—对外人来说—与休伦湖附近一度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方圆10到15英里之内的许多小镇看起来毫无二致。我爸和他的姐姐们就在这幢房子里长大，我妈到来时，他的姐姐们和他妈还住在里面—同时到来的还有在我妈体内长得很大、已经会乱动的我—这是我爸在欧战的最后几周中送了命之后的事。

我妈—吉尔—在光线明亮的下午的迟些时候，站在餐厅桌边。房子里挤满人，都是在教堂葬礼结束后被请回这里的。他们喝茶或咖啡，设法用手指捏住切得很小的三明治，或者香蕉面包片、坚果面包和重油蛋糕。表皮易碎的蛋奶糊挞或葡萄干挞得用甜品叉戳起，用小陶碟托着吃，小陶碟上画着紫罗兰，还是吉尔的婆婆做新娘时亲手画的。可是吉尔却直接用手抓起各种食物。挞皮的粉屑窸窸窣窣，一颗葡萄干掉下来，揉进她穿的绿天鹅绒衣服。这天气穿这衣服未免太热了，而且它也不是什么孕妇装，本是一件在公开演奏小提琴的独奏会上穿的宽松袍子。因为我的缘故，袍子前缘被高高撑起。不过，这是她手头唯一一件足够大、足够高级，可以用于丈夫葬礼的衣服。

何至于吃成这样呢？人们不由得纷纷侧目。“在吃两人的份儿呢。”艾尔莎对她的一群客人解释道，免得他们对弟媳指指戳戳或保持沉默，让她没面子。

吉尔一整天都觉得反胃，不过在教堂里，正想着风琴真难听的当儿，她突然发觉，一眨眼工夫，她已经饿得像头狼。整首《哦，勇敢的心》期间，她一直在幻想一份肥美、淌着肉汁和融化的蛋黄酱的汉堡，眼下她正努力探索坚果、葡萄干和红糖的混合物，甜得牙齿发疼的椰子糖霜，或者尝试用令人宽慰的满口满口的香蕉面包或一团团挞皮来取而代之是否可行。当然啦，没有任何替代物能管用，不过她没停。即便真实的饥饿已经解决，她想象中的饥饿仍在催促，甚至变成一种几近恐慌的焦躁，迫使她往嘴里填着已经不知滋味的食物。她无法形容这种焦躁，只能说它或许是由毛刺和憋闷的感觉造成的。窗外的刺檗树篱在阳光中显得浓密、多刺，天鹅绒袍子在她潮湿的腋窝处紧贴身上，一绺绺鬈发—和挞里的葡萄干一个颜色—在姑子艾尔莎的额头上跳动，甚至还有画在盘子上、酷似可以揭起的疮痂的紫罗兰，所有这些，尽管她知道都再寻常不过，却分外让她感觉厌恶压抑。它们似乎传达着某种她不曾料想过的新生活的信息。

为什么说不曾料想过？她知道我的存在已有一段时间了，也早知道乔治·科克汉姆或许会送命。毕竟，他参加的是空军嘛。（今天下午的科克汉姆祖宅里，她四周的人都在说—尽管不是对她，他的遗孀，也不是对他的姐姐们—他就是那种你早知道会被杀死的人。他们指的是，他英俊潇洒、生机勃勃，是他家的骄傲，被寄予全部希望。）她明知道这些，却依旧过着寻常的生活，在阴冷的冬天早晨拖着小提琴搭街车去音乐学院，她在学院一间昏暗的小屋里一连几个小时练琴，屋里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却只有她孤身一人，只有散热器的噪声陪伴，她手上的皮肤先是冻得发红，又被室内干燥的热气烤得发干。她依旧住在一间租来的屋子里，窗子漏风，夏天飞进苍蝇，冬天漏进一窗台雪。她梦想着—不犯恶心的时候—香肠、肉饼和一片片深色巧克力。在音乐学院，人们煞费苦心地对她的身孕视而不见，仿佛它只是个肿瘤。毕竟，它很长时间都没有明显迹象，大骨盆的高个儿女孩初次怀孕都不大显。即使我在她肚子里翻筋斗，她仍旧做了公开演奏。她发胖了，模样威严，又长又浓密的红发披在肩头，脸庞丰满发亮，表情严峻专注，在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演奏会上拉独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她也稍微关注了一下外界—她知道战争要结束了。她觉得等我出生后不久，乔治就会回来。她知道那时她就不能继续住在小屋里—她将不得不和他一起住在某处。她知道我也会在那里，不过她把我的出生理解为某种终止而非开始。它将终止对她肚子一侧永远酸痛的那个地方的踢打，终止她起立时，血液涌上私处带来的剧痛（仿佛她那里贴了一副灼人的膏药似的）。她的乳头不会再肿大、发黑而粗糙，每天早上她起床时，也不用再往青筋暴突的双腿上裹绷带。她可以不必每半个小时左右就要小解，她的脚会消肿，穿回正常尺码的鞋子。她以为一旦我出生，就不会再给她添这么多麻烦了。

等她知道乔治回不来了，她想过让我和她一起在小屋里生活一阵子。她找来一本讲照料婴儿的书。她买来我可能需要的一些基本物品。楼里有个老太太可以在她练琴时帮忙照料我。她可以领到战争遗孀的津贴，再过六个月，她就可以从音乐学院毕业。

不过艾尔莎坐火车过来，接走了她。艾尔莎说：“我们不能让你孤身一人陷在这里。所有人都奇怪乔治出国打仗的时候，你怎么没过来。现在是你过来的时候了。”

“我家人都是疯子，”乔治告诉过吉尔，“艾尔娜是个神经质的废物，艾尔莎该去当个军士长才对。而我妈老昏头了。”

他还说过：“艾尔莎传到了脑袋瓜子，不过我爸去世的时候，她只好弃学到邮局上班。我呢是传到了好相貌，可怜的老艾尔娜啥都没捞到，只有糟糕的皮肤和糟糕的神经。”

吉尔第一次遇到他的姐姐们，是她们到多伦多给乔治送行的时候。两星期前她们没来参加婚礼。那会儿除了乔治、吉尔、牧师和牧师妻子，以及一个临时请来做见证的邻居，再没别人。我也在，已经藏在吉尔的肚子里，不过我并不是这场婚礼的原因，当时没人知道我的存在。事后，乔治坚持到一个自助照相亭，和吉尔拍了几张表情僵硬的结婚照。他总是兴高采烈的。“足够打发她们了。”他看着照片宣布。吉尔有点好奇，他所谓的打发，有什么特指的对象吗，比如艾尔莎？或者那些漂亮女孩儿们，那些可爱、活泼的女孩儿们，她们追他，给他写伤感的情书，给他织菱形花纹的袜子。他一有机会就穿上这些袜子，礼物也照收不误，还在酒吧大声朗读情书取乐。

吉尔婚礼前没吃早饭，婚礼过程中，她心心念念的是煎饼和咸肉。

两个姐姐的相貌比她想象的还要平凡。不过乔治倒真是传到了好相貌。他的栗色头发有丝绸般的波纹，眼睛发出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神采，还长了一张令人羡慕的五官分明的脸庞。他唯一的缺陷是个头不太高。刚好能和吉尔平视。也正好合适做个空军飞行员。

“他们不要高个子做飞行员，”他说，“我靠这个把他们比下去了。那些瘦竹竿似的杂种们。好多电影明星都是矮个子。他们拍吻戏时都要垫个箱子。”

（看电影时，乔治真是不得安生。他会对吻戏喝倒彩。现实生活中，他也不怎么喜欢接吻。我们直奔主题吧，他会说。）

姐姐们也是矮个子。她们的名字源自苏格兰地名，是他们爸妈还没破产时去度蜜月的地方。艾尔莎比乔治大十二岁，艾尔娜大他九岁。在联合火车站的人群中，她们模样矮胖，一脸困惑。她俩都戴着新帽子，身穿新衣，好像她们才是新近结婚的人。她俩都很不安，因为艾尔娜刚刚把高级手套落在了火车上。艾尔娜的皮肤这会儿尽管没什么疙瘩，没准长粉刺的日子已经过去，但肤况确实很糟。粉红色香粉下面的皮肤带着旧日的疤痕，坑坑洼洼，色调暗沉。头发从帽子下滑出，形成没精打采的发绺，眼睛泪汪汪的，要么是因为艾尔莎的斥骂，要么是因为弟弟要出发上战场了。艾尔莎的头发则是一绺一绺硬邦邦的电烫卷子，上面压着顶帽子。她精明的淡色眼睛上戴着金边眼镜，长了个粉红色圆脸蛋，下巴上方有酒窝。她和艾尔娜都曲线可观—胸部高挺、细腰翘臀—不过对艾尔娜而言，这身材像是她误选了的什么东西似的，她竭力拱着肩膀，抱着胳膊，力图掩饰。艾尔莎则让自己的曲线显得刚毅而非诱惑，仿佛一尊硬邦邦的陶土雕像。她俩和乔治一样，都是栗色头发，却没他的光泽。看起来，她俩也没遗传到他的幽默感。

“好啦，我要走了，”乔治说，“我要去帕斯尚尔[2]的战场上英勇牺牲啦。”艾尔娜回答：“哦，别说这个。不要这样说话。”艾尔莎撇了撇覆盆子色的嘴唇。

“我看到失物招领的牌子了，”她说，“可我不知道它是指你在车站上丢掉的东西呢，还是他们在车里捡到的东西？帕斯尚尔是一战的事了。”

“是吗？你确定？我赶不上了吗？”乔治捶胸哀叹。

几个月后，他在爱尔兰海上方一次训练飞行中失事身亡。

艾尔莎自始至终保持微笑。她说：“不错，我当然觉得很自豪。确实如此。不过我不是唯一一个失去亲人的人嘛。他做了他必须做的事。”有人觉得她这种轻快的态度挺古怪的。另有些人评论道：“可怜的艾尔莎。”含辛茹苦地培养乔治，省吃俭用送他上法学院，可他却根本不把她当回事—他报名参军，就这么出发去送了命。他都不能多等点时候。

姐姐们牺牲了上学的机会。甚至放弃了整牙—连这个都贡献出来了。艾尔娜倒是去上了护校，可事后看来，整牙对她没准更有好处。到头来，她和艾尔莎只换来了一个英雄。所有人都承认这个—一个英雄。在场的年轻人认为家里出个英雄是件大事。他们以为这一刻的荣耀会延续下去，永远陪伴在艾尔莎和艾尔娜左右。《哦，勇敢的心》会永远回荡在她们周围。年纪大一点、还记得上一场战争的人，却明白她们只换来了个纪念碑上的名字。因为做遗孀的，这个正死命往脸上碾压食物的女孩，要拿走抚恤金了。

艾尔莎有点亢奋，部分是因为她已经连着两夜没合眼，忙于打扫卫生。并不是说这房子此前不够干净体面。可她仍旧觉得有必要把所有碟子、罐子和装饰品都清洗一番，擦亮每张画框上的玻璃，把冰箱拖出来擦洗后面，彻底冲洗地下室台阶，往垃圾桶里倒进漂白剂。餐厅桌子上方唯一的一盏灯也必须拆下，每个部分都要浸在肥皂水里漂洗、擦干，重新组装。因为要在邮局上班，艾尔莎晚饭后才有空做这些。她已经是邮局局长，完全可以给自己放一天假，但身为艾尔莎，她是断然不会这么做的。

现在，她涂胭脂的脸颊热烘烘的，身子在带花边领子的深蓝绉绸裙里扭来扭去。她没法安静下来。她添满装食品的盘子，四下传递，发现人们的茶水可能凉了，便赶紧去沏一壶新茶。她关心客人们舒适与否，问候他们的风湿病或其他小毛小病，谈及自己的不幸时她始终微笑着，一遍遍重复说她这种损失大家都会遭遇，说这么多人都分享着共同的命运，她绝不该怨天尤人，说乔治不会乐意朋友们为他悲伤，只会希望大家因为共同终结了战争而庆幸。说这一切的时候，她用的都是人们在邮局里听惯的愉快的责备语调，声音高亢、不容分说。所以人们不由得惶惶惑惑的，担心自己说了什么错话，就像在邮局里他们不由自主地觉得他们的潦草字迹给人添了麻烦，或者包裹包得太松了一样。

艾尔莎晓得自己声音太响，笑得太多，给明明表示不再要茶的客人还添了茶。在厨房里温茶壶时，她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就是停不下来。”

她这话是跟她后院对门的邻居尚茨医生说的。

“很快就会过去的，”他回答，“你想要一针镇静剂吗？”

餐厅门开了，他的声音随之一变。“镇静剂”说出口时已经换上公事公办的腔调。

艾尔莎的声音也变了，从柔弱无助变成果敢坚定。她说：“哦，不用了，多谢。我自个儿会想办法的。”

艾尔娜的工作就是照看她们的母亲，确保她没把茶泼出来—她如果这么做，不是因为笨拙，而是因为健忘—还要保证一旦她开始抽噎哭泣，就赶紧带她离开。不过，事实上科克汉姆夫人的仪态大多数时候都挺优雅的，比艾尔莎更让人自在。每过一会儿，她就清醒过来一刻钟左右—或者貌似如此—她会坚强地、痛切地表明，她将怎样永远怀念儿子，不过很庆幸依然拥有女儿们：艾尔莎是这样能干可靠，一直以来简直就是个奇迹，艾尔娜则有善良的灵魂。她甚至不忘提到她的新媳妇，不过她毫不避讳地谈论着大多数同龄女士在有男性在场的社交场所都不会提及的事情，多少还是流露出了不正常的苗头。她盯着吉尔和我说：“再说，我们都快要有个安慰了呢。”

旋即，她在房间之间或者客人当中走来走去的当儿，突然啥都忘了，她在自己家里环顾四周，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多人—我们在庆祝什么呢？”她忽然想到这一切都与乔治有关，又问：“是乔治的婚礼吗？”失去对当前的记忆时，她也失去了一些温柔的体贴。“这总不会是你的婚礼吧，是吗？”她问艾尔娜。“不会吧。我想不是。你从来就没有过男朋友，对吗？”她声音里涌出一种让我们面对事实吧，自己不争气不能怨别人的意思。她看到吉尔，突然笑了。

“那不会是新娘吧，是吗？哦，哦，现在我们可算明白了。”

不过，事实就像之前被忘却一样，突然又回到她的脑海。

“有什么消息吗？”她嚷道，“有什么乔治的消息吗？”艾尔莎担心的抽泣开始了。

“要是她开始失去控制，就把她弄走。”艾尔莎吩咐过。

艾尔娜可没办法把母亲弄走—她这辈子从来就无法对任何人表现出什么权威—不过尚茨医生的妻子挽住了老太太的胳膊。

“乔治死了吗？”科克汉姆夫人惊恐地问。尚茨夫人回答：“是的，他死了。不过你知道，他妻子怀着宝宝呢。”

科克汉姆夫人依靠着她，佝偻着身子，轻声问：“可以把我的茶杯递给我吗？”

我妈在那幢房子里，不管转向哪里，都会看见我爸的照片。他照的最后一张，也是他的遗照，是他的制服照，餐厅飘窗台上搁着一台关闭的缝纫机，照片就摆在缝纫机的绣花盖布上。艾尔娜在照片周围摆上鲜花，不过艾尔莎把花拿开了。她说，不然他看起来太像个天主教圣人了。楼梯上方挂的是他六岁时站在齐膝童车里，在人行道上拍的照片。吉尔睡觉的房里还挂了一张他站在自行车边的照片，背着他的《自由通讯》报纸背包。科克汉姆夫人房里有一张他八年级参加歌剧演出的化装照，脑袋上戴了顶金色硬纸皇冠。他不会唱歌，没法演主角，不过笃定会被挑中担任最重要的背景角色，国王。

摆在餐具柜上的手工涂色艺术照是他三岁照的，上面是个面目不清的金发小男孩，拖着布片做的洋娃娃的一条腿。艾尔莎考虑过取下这张照片，因为它有点催人泪下，不过到头来还是把它留在原处，免得墙纸上出现一个白印。没人对它发表什么评论，除了尚茨夫人之外，她顿了顿，重复了前阵子说过的话，不过并没眼泪汪汪的，而是带点愉快的欣赏。

“啊—克里斯托弗·罗宾[3]。”

人们都习惯不把尚茨夫人的话当一回事。

所有照片中，乔治都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儿。除了戴军官帽或戴王冠的照片之外，他眉毛上方总耷拉着一绺阳光一般的金发。即使比婴儿大不了多少，他就好像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一个活泼、精明、迷人的家伙。那种从不让人觉得寂寞，总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的家伙。他偶尔拿他自己开涮，不过通常都是开别人的玩笑。吉尔看着他，总会想起他能豪饮而从不显醉相，热衷于让别的喝醉的人对他坦白他们的恐惧、装蒜、坚贞或者不忠，然后把这些都编成笑话或嘲弄的绰号，让受害者们有苦说不得。他有成群的追随者和朋友，他们紧跟着他，要么是出于畏惧，要么仅仅是因为—正如人们对他一贯的评价—他会活跃气氛。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是一屋子的中心，周围的空气会因他而变得活泼，充满刺激和欢愉。

吉尔该如何理解这么一个情人呢？她遇到他的时候才十九岁，之前从来没人追过她。她搞不明白她哪里吸引了他，她能看出别人也都挺困惑的。她对大多数同龄人来说是一个谜，不过只是个无聊的谜。一个将生命倾注到学习小提琴里、没有任何其他兴趣的女孩。

那并非事实。她会蜷缩在简陋的被子里，想象有一个情人。不过他可绝不会是乔治那样光芒四射的出风头者。她想象的是某个温暖的、大熊似的家伙，或者一个比她大十岁、已成传奇、拥有狂野力量的音乐家。她对爱的概念是歌剧式的，尽管那不是她最欣赏的乐种。可是，乔治做爱时会开玩笑；他完事后会在她房间里四处蹦跶；他会发出粗鲁的、幼儿般的声音。他轻柔的表现并没给她带来多少她自己动手所能获得的愉悦，不过她并不能说自己感到了失望。

毋宁说，她是对于进展之神速感到眩晕。并且，当她的思想跟上身体和社会的现状时，她还期待着能够快乐—感激和快乐。乔治的关注，以及她的婚姻—这些都像是她的生命的一种灿烂延伸。明亮的房间涌现出来，充溢着令人目眩的辉煌光芒。旋即，爆炸或者风暴，或者说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的灾难打击降临，整个延伸部分突然消失。被炸得粉碎、踪影全无，她重新回到最初拥有的空间和选择。当然，她失去了什么，但失去的并非她确实掌握了的东西，至多只是某种假想的未来规划罢了。

现在，她吃够了。双腿因为站得太久而酸痛。尚茨夫人站在她身边说：“你见过乔治在这里的朋友们吗？”

她指的是大厅门廊处窝成一团的年轻人们。两个漂亮女孩，一个仍穿着海军制服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人。看着他们，吉尔清醒地寻思着，没哪个人是真正悲伤的。艾尔莎或许是，但艾尔莎有她自己的原因。没人真正因为乔治死了而悲伤。甚至那个在教堂里哭泣，看起来还没哭够的女孩也是一样。现在，那个女孩可以记起来她爱过乔治，而他也爱过她了—不管真相如何—再也不必担心他会做什么或说什么来证明并非如此。他们所有人也不必在一群围着乔治的人大笑起来的时候，好奇他们在笑谁，或者乔治到底告诉他们什么了。没人再需要时刻小心，生怕被他丢下，或者费心琢磨如何才能继续被他眷顾了。

她没想过，如果没死的话，乔治可能会变样儿，因为她也没考虑过自己有可能会变成另一种人。

她回答道：“还没呢。”显然缺乏热情，引得尚茨夫人又说：“我知道。认识新的人不是件容易事儿。尤其是在—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宁可去躺下来了。”

吉尔几乎可以确信，她其实想说的是“宁可去喝一杯”。不过这里没酒，只有茶和咖啡。吉尔反正几乎从不喝酒。不过，她可以根据呼吸分辨出别人有没有喝，她觉得从尚茨夫人身上就闻到了酒味。

“你为啥不去呢？”尚茨夫人说，“这些事太累人了。我会跟艾尔莎解释的。现在快去吧。”

尚茨夫人个头矮小，一头细细的灰发，双眼明亮，尖脸布满皱纹。每年冬天，她都独自到佛罗里达过一个月。她很有钱。她和丈夫在科克汉姆家后头建了一座宅邸，一幢狭长低矮的房子，白得刺眼，拐角呈弧形，到处贴着玻璃砖。尚茨医生比她小了要有二十到二十五岁—是个强壮、生机勃勃、模样温和的人，额头又高又光滑，一头金色鬈发。他们没孩子。据说她上一次婚姻中生过几个，不过都不来看她。事实上，据说尚茨医生是她儿子的朋友，上大学时被带到她家，然后他爱上了朋友的母亲，她爱上了儿子的朋友，接着是离婚，现在他们结婚了，过着奢侈的放逐生活，对往事只字不提。

吉尔确实闻到威士忌的味道。尚茨夫人每回参加—按照她的说法—在这方面没啥盼头的聚会，都会随身带个小酒壶。她不会喝得跌跌撞撞，或者唠里唠叨，或者爱生是非，或者到处乱拥抱人。或许，其实她始终保持着微醺，却从未真正喝醉。她习惯让酒精合理地、宽慰地渗入体内，这样她的脑细胞始终既不会湿透，也不至于干涸。唯一泄露秘密的是气味（这个不怎么喝酒的小镇上，许多人都认为它来自她不得不服的一种药，或者甚至她用来按摩胸部的某种软膏）。只有这个，以及或许还有她特殊的、似乎总是一字一顿的说话方式。她会说一些此地土生土长的女人不会启齿的事。她会说她自个儿。她说，时不时地，她会被误认为她丈夫的妈。她说大多数人发现犯了这个错之后，都会变得晕头转向，万分尴尬。不过，有些女人—比如女招待—会狠狠盯尚茨夫人一眼，好像在质问：把他浪费给你做啥？

而尚茨夫人会对他们说：“我晓得。这不公平。可人生就是不公平嘛，你最好还是习惯它。”

这天下午，她找不到任何地方好好呷上几口。厨房，甚至后面狭小的储藏室都随时会有女人来来去去。她只得上楼去洗手间，但又不能频频如此。吉尔离开后没多久，下午迟些时候，她又去洗手间，发现门锁着。她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溜进一间卧室，正思忖哪间是空的，哪间吉尔正睡在里面。这时她听到吉尔的声音从洗手间传出：“马上就好。”或者类似的什么话。内容相当平常，只是声调听起来紧张而惊恐。

尚茨夫人抓住遇到突发事故的好借口，站在大厅里就飞快呷了一口。

“吉尔，你没事吧？能让我进来吗？”

吉尔四肢着地，试图擦掉洗手间地上的一摊浊水。她读过破水的介绍—还有宫缩、见红、过渡阶段、胎盘—可是温热的液体汩汩涌出，依然令她惊慌失措。她不得不用卫生纸擦，因为艾尔莎把平时用的毛巾都收起来了，换成一片片光滑的刺绣亚麻布，所谓的客用毛巾。

她抓着浴缸边，设法爬起。她拉开门闩，就在这时，第一次阵痛袭来。她没经过什么隐隐的疼痛，或者任何生产前兆或者正常的第一产程，直接就是一阵不折不扣的剧痛，然后猛烈撕裂的分娩就开始了。

“放松，”尚茨夫人劝道，一边尽可能支撑住她，“告诉我你的房间在哪里，我们先让你躺下来。”

她们还没挪到床边，吉尔的手指便紧攥住尚茨夫人瘦削的胳膊，掐得它又青又紫。

“哇，这个真快，”尚茨夫人感叹道，“这个头胎宝宝可真不一般！我去找我丈夫来。”

这样，我出生在这幢房子里，如果吉尔的计算可靠的话，那我早产了十天。艾尔莎几乎来不及把客人疏散走，房子里就响彻了吉尔的叫声，她不可思议的惨叫，以及随后不知羞耻的大声呻吟。

当时，即使一位母亲意外在家分娩，事后也通常要把她和孩子一起送到医院。不过，那会儿镇上正流行某种夏季流感，医院挤满重症患者，尚茨医生决定，我和吉尔还是待在家里为好。毕竟，艾尔娜学过护士训练的部分课程，可以利用为期两周的休假来照料我们。

吉尔对于家庭生活可谓知之甚少。她在孤儿院长大。从六岁到十六岁，她都睡在宿舍里。灯会在设定的时间开关，锅炉在规定日期之前绝不开动。他们在铺油布的长条桌上吃饭、做功课，街对面有家工厂。乔治很喜欢它的噪音。这会让女孩变得坚强，他评价道。会让她变得自主、坚强而孤独。会让她变成个没什么无聊的浪漫幻想的人。不过，这地方没他或许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这里的主管们也并不吝啬。吉尔十二岁时，和几个孩子被带去听音乐会，就是那时，她决定要学小提琴。她在孤儿院里已经摸索过一阵钢琴。有人对这事有点兴趣，给她送来一把二手的、非常二流的小提琴，让她去上了几课，这最终让她得到了音乐学院的奖学金。然后举办了一场给资助者和董事们的独奏会，这可是个要穿最高级的衣服，有果子酒、演讲和蛋糕的活动。吉尔不得不自己也讲了一小段话，表达感激之情，不过，事实是，她觉得这一切并不意外。她深信，她和小提琴自然而然、命中注定彼此相连，即便没有人为的帮助，也必然要走到一起。

她在宿舍里不乏朋友，不过她们早早进了工厂和办事处工作，她也就忘了她们。在孤儿们上的高中，有个老师特地找她谈话，频频用着“正常的”和“全面的”之类的字眼。老师似乎认为，音乐是吉尔用来逃避或取代什么的一种东西。比如兄弟姐妹、朋友和约会。她建议吉尔多花点精力做别的，不要只关注这一件事。放松点，打打排球，如果一心喜欢音乐，也可以参加学校的乐队嘛。

吉尔从此回避这位老师，不惜爬楼梯或绕过大楼，免得又要跟她说话。此外，一旦哪页纸上有“全面的”或“受欢迎的”这类字样跃入眼眶，她便不再读下去。

在音乐学院就轻松多了。她遇到的都是和她一样不全面、一根筋的家伙。她发展了一些相当若有若无、充满竞争的友谊。她的一个朋友有个哥哥在空军，是乔治·科克汉姆开涮的人中的一个，也是他的粉丝。一次周日家庭晚餐中，吉尔是客人，他和乔治恰好进门。他们打算去某处大醉一场，途中临时回趟家。就这么着，乔治遇上了吉尔。我爸遇上了我妈。

家里必须随时有人照看科克汉姆夫人。因此，艾尔娜选择在糕点店上夜班。她负责蛋糕裱花—甚至能裱最精致的婚礼蛋糕—早上五点，她可以把烤箱烤出的第一轮面包带回家。尽管她平时双手总抖个不停，连给人端茶都做不到，但是独自一个人干活时，她的手却变得坚定、灵巧、稳定，甚至充满灵感。

一天早上，艾尔莎去上班后—这发生在吉尔来到这个家，而我尚未出生的短暂时期中—吉尔从艾尔娜的卧室门口经过，艾尔娜拉住她，示意她噤声。仿佛有个什么秘密。不过，现在这房子里，你需要向谁保密呢？总不会是科克汉姆夫人吧。

艾尔娜费劲地拉开她书桌的一个抽屉，它好像卡得很紧。“真见鬼，”她吃吃地轻笑着，“真见鬼。你瞧哟。”

抽屉里塞满婴儿服—跟吉尔在多伦多一家出售二手货和处理品的商店里买来的朴素的基本款衬衫睡袍之类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都是些针织软帽、毛衣和毛线靴、羊毛尿裤、手工缝制的小袍子。它们囊括了各种粉绒绒的颜色或颜色组合—而不仅仅是粉红或粉蓝—都有钩针锁边，绣着小小的花朵、小鸟和小羊羔。这种东西吉尔几乎闻所未闻。要是她在婴儿用品柜台彻底搜寻，或者仔细打量过婴儿车里面，她就应该知道这些玩意儿，可她没有。

“当然了，我不知道你都准备了些什么，”艾尔娜说，“你或许已经买了好多东西，或者你也许不喜欢手工制作的衣服，我也不知道—”她不断咯咯笑着，既像是说话时的一种语气词，又仿佛表达着话语中没能明说的道歉之情。她所说的每件事，她的每个表情和姿势，都磕磕巴巴的，仿佛被浓稠的蜂蜜或者黏答答的鼻涕一样的道歉之情所堵塞，吉尔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

“真不错啊。”她机械地回答。

“哦，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些。我都根本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它们。”

“很可爱。”

“并不全都是我做的。有一些是我买的。我去了教堂的集市和医院的辅助会，也就是他们的杂货市场。我只是觉着，这些挺好看的。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没准你不需要它们，我随时可以把它们捐到教堂去。”

“我真需要它们，”吉尔回答，“我一件像这样的衣服都还没有呢。”

“你真的没有吗？我做的那些都不咋的，不过或许教堂里的女士们，或者辅助会的女士们做的那些，没准你会觉得它们还能用用。”

这就是乔治说艾尔娜是个神经质的废物的意思吗？（根据艾尔莎的说法，她在护校精神崩溃了，是因为她脸皮太薄，老师对她又未免过于严苛。）你会觉得，她千方百计寻求着安慰，可无论你再怎么安慰她，好像都不够，或者无法让她领会。吉尔感觉，艾尔娜的话语、咯咯的笑声、吸气声和黏答答的表情（毫无疑问她的双手也同样是黏答答的）就像些虫子似的爬在她身上—在吉尔身上—试图钻进她的皮肤。

不过，对此她逐渐习惯了。或者也可能是艾尔娜设法有所收敛。早上，大门在艾尔莎身后关上，她和艾尔娜都会感到一阵轻松—就好像老师走出了教室一样。她们会不紧不慢地再喝一杯咖啡，科克汉姆夫人负责洗碟子。她做这项家务很慢很慢—四处寻找每个餐具该放入的抽屉或架子—有时会放错。不过她还会雷打不动地履行一些仪式，比如把咖啡渣倒到厨房门口的灌木丛上。

“她相信咖啡有助于它们生长，”艾尔娜低声解释，“尽管她是倒在树叶上，而不是地面上。每天我们都得接上水管把它们冲干净。”

吉尔觉得艾尔娜听起来挺像孤儿院里最容易被挑去领养的女孩。他们总是挑中吉尔之外的孩子领养。不过，一旦你能让艾尔娜克服她挥之不去的道歉或者磕磕巴巴的卑微自责（“当然了，我是店里他们最不会来询问意见的人了”，“当然了，艾尔莎不会听我的”，“当然了，乔治从不掩饰他有多么瞧不起我”），她就会说起一些相当有趣的事情。她告诉吉尔那件关于那幢曾属于她们的祖父，现在变成医院中心部分的房子的事，她讲了让她们的爸爸丢掉工作的黑幕交易，讲了糕点房里两个已婚人士之间正发生的风流韵事。她还讲到关于尚茨夫妇从前的生活的传闻，甚至说了艾尔莎对尚茨医生青眼有加。艾尔娜精神崩溃后接受的电疗似乎在她的判断力上击出一个大洞，而透过这个洞发出的声音—一旦清除掉那些掩人耳目的垃圾—可是尖刻狡猾的。

吉尔倒是颇合适把时间耗在闲扯上—她的手指肿胀得不行，没法拉小提琴了。

然后我出生了，一切都改变了，对艾尔娜而言尤其如此。

吉尔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即使能够起床，也只能像个僵硬的老妇人一样挪动，每次勉力屈身坐到椅子上时都得小心吸气。她浑身疼痛，腹部和胸部裹得像个木乃伊—当时流行这么做。她奶水很多，从裹巾中渗出，淌到毯子上。艾尔娜解开裹巾，试图把奶头塞进我嘴里。可我不肯接受。我拒绝吮住我妈的奶头。我像遭到可怕的谋杀一样惨叫。巨大僵硬的奶头简直就像一头拱嘴怪兽向我脸上戳来。艾尔娜抱着我，喂我一点温开水，我这才安静下来。可我体重不断下降。我不可能靠喝水活着。于是艾尔娜调制了一种奶粉，把我抱开，免得我在吉尔的胳膊中总扭着身子哭号个不停。艾尔娜摇晃着我，安慰我，用橡皮奶头碰碰我的脸，这个我倒好像愿意接受。我贪婪地喝下奶粉，没吐出来。艾尔娜的怀抱和她手中的橡皮奶头变成了我愿意接受的家园。吉尔的胸部不得不捆绑得更紧，她不得不停止喝水（记住，这可是在炎炎夏日），忍受痛苦，直到断奶。

“小猴儿啊小猴儿，”艾尔娜轻轻哼着，“你这个小猴儿，连妈妈那么好的奶水你都不喝。”

我很快就长胖了，也变结实了。我的哭声更响亮了。一旦除了艾尔娜之外的人试图抱我，我就会哭得山响。我拒绝艾尔莎，也拒绝尚茨医生冷静温暖的双手，不过，当然了，最让人奇怪的还要数我对吉尔的排斥了。

吉尔能起床后，艾尔娜让她坐在自己通常坐着喂我的椅子上，把她的衣服披在吉尔肩头，把奶瓶塞到吉尔手上。

没用，我不肯上当。我扭着脸躲开奶瓶，蹬直双腿，肚子拱得像个球。我不接受替代品。我号哭着。死不屈服。

我发出的仍旧是新生婴儿弱兮兮的哭声，不过在这房子里听起来相当烦人，艾尔娜是唯一一个能止住这声音的人。只要除了艾尔娜之外的人碰我或者跟我说话，我都会大哭。我被放下睡觉的时候，如果不是由艾尔娜哄我，我就会哭到声嘶力竭，昏睡过去十分钟，醒来继续大哭。对我而言没有什么乖与不乖的时候，只有艾尔娜哄我和艾尔娜不哄我的时候，后面这些时候的意思就是—唉，越来越严重啦—别人，尤其是吉尔哄我的时候。

这样一来，艾尔娜的两周假期用掉之后，她怎么能回去工作呢？不可能呀。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糕点房只好再找别人。艾尔娜从这家里最无足轻重的人变成了最重要的人；她挺身而出，拦在此地的居民与频频的不配合和难解的抱怨之间。她不得不随时起床，好让家里维持一点安宁。尚茨医生不由担心起她。甚至艾尔莎也开始关心了。

“艾尔娜，不要累坏身体哟。”

然而，一种美妙的变化已经发生。艾尔娜仍旧很苍白，但是皮肤焕发出光彩了，仿佛她终于熬过了青春期。她能够直视所有人的眼睛了。她的声音里也不再有颤抖、咯咯傻笑，或者那些畏缩的恭维了，她的嗓门变得像艾尔莎一样有底气，而且更加欢快。（再也没有比她因为我对吉尔的态度而责备我时更欢快的声调了。）

“艾尔娜这会子正飘飘欲仙呢—她真是喜欢那娃娃。”艾尔莎对别人解释。不过，事实上艾尔娜的表现过于欢快了，好像不仅仅是喜欢那么简单。为了压下我的嗓门，她肆无忌惮地发出更大的动静。她会用几乎震垮楼梯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来啦，来啦！别急哟！”她会走来走去的，把我随意搭在她肩头，一只手按住我，另一只手忙着完成某项用来喂养我的活计。她统治厨房，霸占了炉子用作消毒器，桌子用来调奶粉，水槽用来洗婴儿用品。要是把什么东西放错地儿，或者失手泼洒了什么，她会开心地咒骂，甚至当着艾尔莎的面也不避讳。

她知道，当我发出第一声要开始哭号的信号时，她是唯一一个不会退缩，不会因为遥遥的灭顶威胁而畏惧的人。相反，这时候她心跳加速，因为她拥有的权力，以及感激之情，而欢欣鼓舞。

拆掉缠裹带，看到恢复平坦的腹部之后，吉尔打量双手。肿胀似已完全退去。她下楼从壁橱里取出小提琴盒，揭开盖子。她打算试奏几个音阶。

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艾尔娜躺下打盹了，一只耳朵竖着，随时准备捕捉我的哭声。科克汉姆夫人也躺下了。艾尔莎在厨房涂指甲。吉尔开始拉琴。

我爸和他的家人对音乐没啥兴趣。他们不大懂这个。他们相信，他们对于某种音乐类型的不耐，或者甚至说敌意（这即便从他们说“古典”一词时的语气里都能听出），源自他们简单坚毅的个性、人格的健全，以及一种决不上当的意志。仿佛音乐的本质无非是些简单的旋律，却被用来糊弄人，所有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有些人—过于造作，不够单纯诚实—坚决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罢了。正是出于这种造作和没骨气的妥协，才冒出了交响乐团啊、歌剧啊、芭蕾啊，所有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音乐会。

镇上大多数人都持这种观点。不过，吉尔不曾在这里长大，所以不了解这种想法之根深蒂固，也不知道人们对它深信不疑的程度。我爸从来没怎么炫耀过这个，也不曾宣扬过它的美德，毕竟他不是推崇美德的人。吉尔是个音乐家，这个他挺中意的—不是因为音乐，而是因为它让她显得是他的一个特殊选择，就像她的着装、她的生活方式以及她乱糟糟的发型一样。选择了她，他得以对人们表明他对他们的看法。对曾经希望钓到他的女孩们表明。对艾尔莎表明。

吉尔关上起居室带门帘的玻璃门，非常轻柔地拉起琴。或许一丝声音都不曾漏出。或者，即便艾尔莎在厨房里听到什么，她也大有可能认为声音来自门外，比如邻居家的收音机。

现在，吉尔开始拉音阶了。确实，她的手指不再肿胀，可它们感觉真僵硬。她的整个身体都很僵硬，站姿不怎么自然，她感觉乐器疑虑重重地卡在她身上。不过没关系，她要拉音阶了。她相信自己以前有过这种感觉，在患了感冒后，或者她过度练习，非常疲倦的时候，甚至有时无缘无故也会这样。

我醒了，一声不满的呜咽都没发出。没有警告、没有蓄积的过程。直接就是一声惨叫，旋即号哭声瀑布一般对着整幢房子倾泻而下，超过了我之前发出过的任何响声。这是新一轮实实在在的愤怒之洪的迸裂，因为悲痛而用巨石滚滚的波涛对世界的惩罚，从刑讯室的窗口一泻千里的痛苦之谷。

艾尔娜跳将起来，头一回对我发出的声音感到紧张，她嚷嚷着：“怎么啦？怎么啦？”

艾尔莎狼奔豕突地关窗，一边高喊：“是小提琴，是小提琴。”她撞开起居室的门。

“吉尔。吉尔。这太可怕了。太可怕啦。你没听到你娃子在叫吗？”

她不得不猛拽起居室窗上的纱窗，把它拉下来。她本来披着件和服式睡衣涂指甲，现在一个骑自行车路过的男孩朝窗里看来，正好瞥见她敞开的睡衣里的衬裙。

“上帝啊。”她呻吟道。她几乎从来没有惊慌失措到这个程度。“拜托把那玩意儿拿开吧。”

吉尔放下小提琴。

艾尔莎跑到大厅，抬头对艾尔娜吼道：

“今天是星期天哪。你就不能让娃娃停下吗？”

吉尔默默地、慢慢地踱到厨房，科克汉姆夫人脚上光穿着袜子，靠着台子站着。

“艾尔莎这是怎么啦？”她问，“艾尔娜做了啥哟？”

吉尔走出房子，在后门台阶坐下。她看着尚茨家的白房子，它的后墙晒在阳光里，非常刺眼。周遭都是别人家同样炽热的后院和围墙。围墙里的人们互相熟识，知道彼此的名字、模样和历史。朝东走出三个街区，或者朝西五个街区，朝南六个街区或朝北十个街区，你便会撞上蹿得高高的夏季作物之墙，篱笆围着的干草、小麦和玉米地。乡间的繁盛。到处都是拔尖儿的庄稼、谷仓和乱奔大嚼的牲畜们发出的浓烈味道，让人喘不过气。远看去，树林像阴凉的、宁静幽暗的水塘一样诱人，其实里面甲虫繁生。

我该怎么形容音乐对吉尔的意义呢？就别扯什么图景、视野和对话了吧。不如说，这是她不得不严苛地、大胆地着手对付的一个难题，她已将它视为人生的责任。因此，想象一下吧，她用来对付这个难题的工具被拿走了。难题依然存在，依然难以对付，别人仍在面对它，可它却从她手中被拿开了。对她而言，只剩后院的台阶、刺眼的白墙和我的哭喊声。我的哭喊像把刀子，从她的生命中割去所有没用的东西。对我而言没用的。

“进来呀，”艾尔莎从纱门里招呼道，“进来吧。我不该对你大吼大叫。进来吧，人家会看见的。”

到了傍晚，整个事件已经可以被轻描淡写地打发了。“你们想必听到今儿的猫号声啦。”艾尔莎对尚茨夫妇说。他们邀请她在艾尔娜安顿我入睡时到他们家露台上坐坐。

“显然娃娃不怎么喜欢小提琴。没遗传妈妈啊。”

甚至尚茨夫人也笑了。

“这可不是与生俱来的哟。”

吉尔听到他们的话。至少她听到笑声，猜出了它的意思。她躺在床上读《断桥记》，是从书架上拿的，她不知道应当先得到艾尔莎的允许。每过一小会儿，她就会走神，听到尚茨家院子里的欢声笑语，然后是隔壁艾尔娜哄孩子的声音，她出了一身冷汗。在童话中，她一准早就变成一个年轻的女巨人，虎虎有力，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子里横冲直撞，砸碎家具，拧断了所有人的脖子。

我差不多六周大的时候，艾尔莎和艾尔娜要陪母亲去圭尔夫市[4]的表亲家，她们每年照例要去住一晚。艾尔娜想把我带上。但是艾尔莎拉上尚茨医生，一起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夏天带这么小一个婴儿进行这种旅行可不合适。于是，艾尔娜打算留在家里。

“我不可能一个人边开车边照料妈妈呀。”艾尔莎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