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司沃斯先生是偶然来到西班牙港的，除了中途一段短暂的间隔之外，他在那里了度余生，并在锡金街生活了最后的十五个春秋。当他离开哈奴曼大宅，离开他临别时没有看望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的时候，他最主要的顾虑是如何找个地方过夜。此时还是清早。太阳在高街的正上方不断地攀升，发出炫目的光芒，在阳光的映衬下每个人的轮廓都被金光勾勒着，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使得一切行动看起来都显得不协调和笨拙。两侧的建筑隐在潮湿的阴影里。
在路的交叉口，毕司沃斯先生还没有下定决心到什么地方去。大部分车流都是往北部去的：盖着油布的卡车，出租车，还有巴士。巴士缓缓地驶过毕司沃斯先生身边，售票员在踏板上探出身子，叫喊着让他上车。塔拉和阿扎德住在北部，那里还有他的母亲。他的哥哥们住在南部。他们都不会不让他借住的。但他却不想投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他在他们中间的情形。然后他又想起西班牙港也在北部，而他的姐夫兰姆昌德就住在那里。就在他思索兰姆昌德从前的邀请是否是认真的时候，一辆巴士在他跟前停下来，发出尖锐而拖长的刹车声，巴士的引擎有一半没有盖上，没有盖子的散热器冒着蒸汽，整个锡和木质的车身摇摇晃晃，然后一个年轻的男人——几乎还是个男孩子，那个售票员弯腰抓起毕司沃斯先生的纸箱，不由分说地、不耐烦地说：“西班牙港，伙计，西班牙港。”
在给阿扎德的巴士当售票员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曾经抓起过很多旅行者的箱子，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售票员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应付可能引发的不快。但是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箱子被拿走了，售票员的声音又是如此不耐烦，他怯懦起来，点了点头。“上来，上来，伙计。”售票员说。毕司沃斯先生爬上巴士，售票员把他的箱子搁到一边。
每当巴士停下来放下一个乘客或者截住另一个乘客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想，现在是否还来得及下车到南部去。但是他已经做了决定，他也没有力气再折回去；而且，他只有在售票员的帮助下才能拿到自己的箱子。他凝视着远处北部山脉上的一座房子，房子精致小巧，就像一个玩具房，当巴士不断朝北驶去，令他疑惑不解的是房子并没有逐渐变大，他像一个孩子似的琢磨着巴士最后是否会抵达那座房子。
现在是收割的季节。甘蔗地已经收割了一部分了，收割工和装卸工在齐膝的废料中工作着。田地之间的道路满是泥泞，灰黑色的水牛疲倦地拉着装满了高耸的甘蔗的大车。很快田野变化了，空气也变得没有那么黏稠。甘蔗地让位给稻田，田里的泥水倒映着蓝色的天空，纹丝不乱；这里有更多的树，木头房子代替了泥屋，虽然小而旧，但五脏俱全，房子上了漆，还带有百叶窗，镶着浮雕，但屋檐上，门上，窗户上和长满蕨类植物的阳台上，很多地方都开裂了。平原朝后倒退过去，山脉越来越近了，但是那座玩具房却一直是小小的，没有变化，当巴士转到东部大路上时，毕司沃斯先生看不见它了。这条路上排列着很多电线，看上去十分重要。巴士在繁忙的交通和喧闹声中朝西开去，经过一个个拥挤的红色和赭色的小村庄，最后停在山丘的脚下。右边是山，而从左边送来沼泽和大海的气息，那里是灰色的雾气迷蒙的水平面。他们抵达西班牙港了。大海陈腐的咸腥味中夹杂着从仓库溢出来的刺鼻的椰子和糖的甜味。
他一直都害怕这最终的到达，巴望着巴士能一直开下去，永远不停才好。但是当他在火车站旁边的广场下车的时候，他的忐忑不安一扫而光，他觉得兴奋而自由。这是自由的一天，这样的自由他从前只体会过一次，那时阿扎德的一个亲戚去世了，因而酒屋没有开张，所有人都离开了。他在海洋广场的一辆手推车买了椰子汁。能够在早晨的时光喝椰子汁是一件多么让人快乐的事情！他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走着，人行道旁边是川流不息的缓缓车流，他打量着商店、咖啡馆、餐馆的规模和数量，有轨电车，整齐划一的商店招牌，还有巨大的电影院——在昨夜的欢声笑语之后歇业了（而他在阿佤克斯的电影院只感到无聊），但依然张贴着海报，因为糨糊的关系，海报还是潮湿的，预告着下午和傍晚新的欢乐。他感受着整个城市；他不孤立地看待单个人，而是去看柜台或者桌子后面的人，手推车或者巴士驾驶盘后面的人；他看见的是人的活动，调动着他的感官，他知道在这一切背后是兴奋，隐秘的等待他去捕捉的兴奋。
直到四点，商店已经关门，电影院开张了，他才下定决心按照兰姆昌德给他的地址找过去。地址上说他们住在伍德布鲁克地区。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觉得这个名字很有韵味，却在那里失望地看到一块没有篱笆的地上两栋没有油漆过的老旧的木头房子，还有很多将就凑合的工棚。但是现在想回头，想重新决断，想开始另一趟旅程已经太迟了。向一个正在棚子前扇煤炉的黑人妇女打听之后，他走过一些被漂白过的石头，一个开放式的泥泞的排水槽，又经过一个低低的没有盖的排水槽，一根低矮的晾衣绳，来到后面，他在那里看见德黑蒂在另一个棚屋跟前扇煤炉，棚屋的一面墙是下水道路边的瓦楞铁栅栏。
寒暄之后，当他表明想和他们住一段时间，他们的惊讶不亚于他的失望。但是当他声明自己离开了莎玛之后，他们又表示了欢迎，他们的热心不单单是因为兴奋，而且因为在遇到麻烦时他来找了他们。
“你待在这里，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兰姆昌德说，“看，这里有留声机。你就坐在这里听音乐。”
德黑蒂甚至放下了以往对待毕司沃斯先生的阴郁态度，那种阴郁不再是自卫性的，只是一种没有含义的，单纯因为习惯形成的态度，让他们的关系简单许多。
不久，德黑蒂的小儿子放学回来，德黑蒂严厉地说：“拿出你的课本来，让我听听你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
男孩毫不迟疑地照做了。他拿出卡特瑞治上尉编的《阅读》第四级，开始朗读一段关于一九一七年从德国集中营逃跑的口述记录。
毕司沃斯先生向男孩、德黑蒂和兰姆昌德道贺。
“他是个不错的小读者。”兰姆昌德说。
“‘分配’是什么意思？”德黑蒂问道，仍然很严厉。
“分发。”男孩说。
“我在他这个年龄还不知道呢。”毕司沃斯先生对兰姆昌德说。
“拿出你的抄写本，让我看看你今天做的算术。”
男孩拿出抄写本递给她，德黑蒂说：“看上去还可以。但是我不懂算术，去拿给你舅舅，让他看看。”
毕司沃斯先生也不懂算术，但他看见了上面表示肯定的红色对钩，于是再次向男孩、德黑蒂和兰姆昌德道贺。
“这种教育了不得，”兰姆昌德说，“虽然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能学会。但是这该死的教育到后来却变得非常重要。”
德黑蒂和兰姆昌德有两个房间。毕司沃斯先生和那男孩合住其中一间。虽然这个房子外面没有油漆过，屋顶锈迹斑斑，因为日晒雨淋、板壁已经开裂，看上去摇摇欲坠，但房子里面的木头仍然保持着一些原来的颜色，房间也很干净，收拾得井井有条。家具，包括那个镶着钻石形玻璃的帽架都擦拭得锃亮。用来当厨房的棚屋和后屋之间的空间搭有屋顶，有一部分还围着墙壁；这样不但有了空间，甚至还可保有一定的隐私，而那个没有篱笆的院子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是到了晚上，喑哑的私密絮语穿透隔板，提醒着毕司沃斯先生他住在一个拥挤的城市里。其他住户都是黑人。毕司沃斯先生以前从来没有和这个种族的人住得这样近，和他们的接近更增添了身处城市的冒险和陌生感。无论口音、衣着还是举止，他们都和乡下的黑人不一样。他们的食物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肉味，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显得不太有条理。女人控制着男人。孩子们几乎是被忽视的，看上去似乎就是随便喂点吃的给他们；体罚时有发生，而且下手残忍，不像哈奴曼大宅里的鞭打那样还有仪式感。但是孩子们个个发育良好，只有突出的肚脐破坏了体形的美感，他们的肚脐无一例外是露在外面的，城里的孩子穿裤子，露着上身，不像乡下的孩子，穿背心，但是露着屁股。他们也不像乡下孩子那样害羞，城里的小孩一半是乞怜者，一半却恃强凌弱。
城市的秩序让毕司沃斯先生感到十分新鲜：路灯在同一时间亮，街道在半夜的时候打扫，垃圾在大清早由垃圾车收走，还有形迹诡秘、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的粪便清理工，报童实际上是男人，面包货车，牛奶不是从奶牛身上现挤，而是装在朗姆酒瓶子里，上面还封着褐色的纸。令毕司沃斯先生尤为感叹的是德黑蒂和兰姆昌德如数家珍地谈论那些街道和店铺，轻描淡写地讲述着那些在这变幻莫测的城市里如鱼得水的人。甚至于兰姆昌德，每天早晨去上班时，身上都带有机警、勇敢、让人忌妒的气质。
和毕司沃斯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兰姆昌德的确是一个有见识的城里人。他带毕司沃斯先生去植物园、岩石公园和政府大厦。他们爬上首相山，俯瞰港口里的船只。在毕司沃斯先生看来，这极具浪漫色彩。他看过大海，当时却不知道西班牙港的确是个海港，来自世界各地的航海大客轮都造访这里。
毕司沃斯先生对于兰姆昌德的城里人举止感到十分有趣，并且纵容了他神气活现的样子。兰姆昌德一直都试图保持这样的举止，即使是在他刚刚不做塔拉仆人的时候。他出生的那个社区驱逐了他，他就要展现这惩戒的徒劳。他就是要背离那里。他说话高喉咙大嗓门，而且十分热心，但是这一举止却于人于己都格格不入。他大部分时间都说英语，却带着乡下印度人的口音，这使得他在试图跟上日新月异的西班牙港俚语的潮流时显得荒谬可笑。有时候兰姆昌德遭到冷脸，毕司沃斯先生就感到很难过。比如有一次，一半是为了给毕司沃斯先生留下印象，兰姆昌德过于热心地显示他和院子里黑人们的关系，对方却只报以冷淡的惊讶。
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傍晚，兰姆昌德说：“不要担心工作的事。你刚刚经历了脑疲劳，你需要大量的休息。”
他的话语中没有讥讽，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实际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开始为这自由备感压力。他不再满足于只在城市里观光。他希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想和别人一样每天早晨站在黑黄色的巴士站，他想成为那些在办公室窗后办公的人们中的一员，想和那些尽享周末和傍晚的休闲的人一样。他想过重新画广告牌。但是他怎样开始呢？难道他能在一个房子跟前立一块牌子，然后就等在那里吗？
兰姆昌德说：“你干吗不到疯人院找份工作？薪水丰厚，不花钱的制服，还有极好的小食堂。那里每一样东西都比外面便宜五六分钱。问问德黑蒂。”
“是的，”她说，“每一样都便宜很多。”
毕司沃斯先生想象着他身穿制服，沿着满是号叫的疯子的长长的屋子巡视的样子。
“咳，为什么不呢？”他说，“这是可做的事。”
兰姆昌德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他讲述了重重困难，并说虽然他有关系和影响，他也不知道那是否管用，是否能给人留下好的印象。“那是唯一让我发怵的事情，”他说，“印象。”
有一天，毕司沃斯先生惊慌地发现自己又开始恐惧地痉挛。痉挛并不强烈，而且是间歇性的，但它们始终持续着，他记起来去看看自己的双手。指甲都被咬掉了。
他的自由结束了。
作为这自由中的最后一个行动，他决定去看看那个阿佤克斯医生推荐的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的办公室在圣文森特街的最北头，距离“大草原”不远。那里的房子和地面都是白色的，昭示着秩序。篱笆桩新涂了一层白漆；铜牌闪闪发光；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花圃井然有序；车道上的浅灰色沙砾层不掺一点杂质，反射着阳光。
他穿过带白墙的走廊，来到一个高大的白色房间里。一个身穿笔挺制服的华人接待员坐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日历、日记本、墨水瓶、分类账目和台灯。一个角落里，电扇在转动着。一群人坐在低矮、奢华的椅子上，阅读杂志或者窃窃私语。他们看上去不像生病的样子：中间没有缠绷带的人或者脸上涂了药膏的人，也没有香膏和氨水的味道。这和图尔斯太太的玫瑰房间有天壤之别，同样难以置信的是，它跟兰姆昌德和德黑蒂住的那两间摇摇欲坠的房子在同一个城市。毕司沃斯先生开始感觉他是被自己欺骗了才来这个地方的；他根本没有病。
“你有预约吗？”接待员高声问道，带着华人习惯性的鼻音和吞音。毕司沃斯先生察觉了她态度中的敌意。
鱼脸，他在心中说。
接待员突然起身。
毕司沃斯先生惊恐地发现自己悄声地说出了那个词；他还没有摆脱自己在绿谷养成的想什么就脱口而出的习惯。“预约？”他说，“我有一封信。”他掏出阿佤克斯医生给他的那个褐色的小信封。信封皱巴巴的，很脏，四周都磨毛了，窝着角。
接待员熟练地用一柄玳瑁小刀启开信封。当她读信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感到自己被曝了光，仿佛自己比任何时候都像个骗子。他前面犯下的失误让他很担心。他决定要更加小心谨慎。他咬紧牙关试图想象“鱼脸”悄声说出来时，听起来会否像不相干的别的什么词，甚至会否听起来像是赞美。
鱼脸。
接待员抬起头来。
毕司沃斯先生讪笑着。
“你是想要预约，还是想等着？”接待员冷冰冰地说。
毕司沃斯先生决定等待。他坐在沙发上，直陷到里面去，他朝后仰着，陷得更深，膝盖高高地耸着。他不知道眼睛该朝哪看。现在去拿一本杂志已经太迟了。他数了数屋子里的人。一共有八个。他还要等很长时间。他们可能都有预约，而且他们生的都是正当的病。
一个矮小的瘸腿男人闹哄哄地走进来，大声地和接待员说着话，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沙发跟前，一屁股陷进去，喘着粗气，伸出一条短而直的腿。
至少他有什么地方不对。毕司沃斯先生看看那条腿，寻思着男人该怎么样站起来。
诊疗室的门开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出来，却没有看见人影，然后一个女人走出来，另一个人又进去了。
古罗马军团的一个士兵倒在阿尔及尔，奄奄一息。
毕司沃斯先生感觉到瘸腿男人在看他。
他担心钱的问题。他有三元钱。乡下的医生每次收取一元；但在这间屋子里生病的代价无疑是昂贵的。
瘸腿男人沉重地呼吸着。
担心钱的问题太让人焦虑了，思考《贝尔的杰出演说家》又太危险。他的脑子转悠到《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上，他在兰姆昌德家里读了这两本书。当他想起哈克贝利·费恩时，他禁不住微笑了，他的裤子“口袋总是垂得很低，但是里面却什么也没有”，黑人吉姆见过鬼魂并会讲故事。
他轻笑起来。
他抬起头，正好看见瘸腿男人和接待员交换了一个眼神。他本想那时掉头就走的，但是他在椅子里陷得太深；如果他站起来，就会弄出动静，那样将吸引别人对他的注意。他为自己的衣服感到汗颜：洗得褪色的卡其布裤子，裤边都磨损了，褪色的蓝色衬衣，袖口难看地朝上卷着（没有任何尺寸的衬衣适合他，不是领子太紧就是袖子太长），褐色的小帽子搭在他的大腿和肚子之间。他只有三元钱。
你知道，我其实根本不是个病人。
瘸腿男人大声地清了清喉咙，对这样一个矮小的人来说这声音出奇的大，然后摇晃着僵直的腿。
毕司沃斯先生注视着。
他突然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使得坐在一旁的瘸腿男人剧烈地摇晃，然后，他朝接待员走过去。他集中思想考虑好英文，说：“我改主意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谢谢你。”然后他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
“你的信怎么办？”接待员带着惊讶，用特立尼达口音问。
“归你了，”毕司沃斯先生说，“存档。烧掉。卖了。”
他走过镶着瓷砖的阳台，穿过午后阳光下车道上的阴影，走进阳光里，精神勃发地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沙砾层上，朝圣文森特街走去，他注意到有一片打蔫的百日菊。从“大草原”吹过来的风好像在祝福他。他的心情十分激动。现在他明白城市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城市里都有他的位置。环绕着“大草原”的高大建筑在酷热中呈现出一片白色，毫无表情地沉默着。
他来到战争纪念公园，坐在树荫下的一张长凳上，仔细打量斗志昂扬的士兵塑像。树荫浓重，很好地与外面区隔开来，让人昏昏欲睡。他的胃疼起来。
他的自由结束了，他本来就不该有这样的自由。过去是不容忽视的；他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它一直如影随形。如果说城市里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也是被时间，被他历经的一切所凿出的空档，无论他的人生多么不完美，是临时的凑合，充满欺骗。
他对胃痛感到欣然。它们已经很久没有发作过了，现在对他来说，它们标志着他重新恢复了完整的思维，标志着世界重新恢复到本来的位置；它们象征着他在过去岁月的深渊中挣扎地爬升，并使得他想起他曾经的痛苦，现在他的一切都要由那痛苦来衡量。
他坐在那里，风拂过他的脸颊和脖颈，一直吹到衬衫里，令他非常惬意，他颇不情愿地离开公园朝南走，一步步远离“大草原”。那些安静沉郁的建筑消失了，人行道变得又窄又高，十分拥挤；到处是商店、咖啡馆，还有巴士、汽车、电车和自行车，喇叭声、铃声和叫喊声此起彼伏。他穿过公园街，朝海的方向继续走去。在远处，越过街道的屋顶，他看见了圣文森特码头上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上的桅杆尖。
他经过一个个庭院来到红房子，那是用红色砂岩建成的巨大建筑。铺着沥青的前院有一半用白色画出来，标记着“仅供法官使用”的字样。他走上中间的台阶，来到一个高高的圆屋顶下面。他看见很多绿色的布告牌和一个没有喷水的喷泉。喷泉池湿漉漉的，里面散落着枯树叶和空香烟盒。
圆屋顶下面人来人往，十分繁忙，穿梭着身着卡其布制服的信差和衣着笔挺、手里拿着浅黄色或者绿色公文夹的办事员，还有往来穿梭于圣文森特街和伍德福德广场的人们。在伍德福德广场上，职业乞丐懒洋洋地躺在露天音乐台和长凳上，他们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甚至不屑伸手讨要，而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缝补他们身上好比工作制服一样的破衣服上。那些衣服补丁摞补丁，而且五颜六色，他们乐此不疲地一小块补丁接着一小块补丁地缝。即使在乞丐身上，也能找到一种安家乐业的感觉。伍德福德广场的树荫十分阴凉，点点阳光斑驳其间，这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做饭，吃喝睡觉，只有当这里偶尔有政治集会时，他们才会不太方便。他们谁也不担心，而且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体格健壮，据说其中一两个还是百万富翁，也没有人担心他们。
在用于遮蔽两边办公室的绿色布告牌上，贴着政府的公告。毕司沃斯先生读公告时听见有人招呼他。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衣着体面、上了年纪的黑人，冲他挥舞着一副一条腿的眼镜。
“你要证明吗？”黑人的嘴唇在说话时剧烈地开合着。
“证明？”
“出生、结婚和死亡证明。”黑人把缺了一条腿的眼镜戴到鼻梁靠下的地方，从一个装满了纸张和铅笔的衬衫口袋里抽出一张纸，用铅笔不耐烦地在上面打着转儿。
“我不需要任何证明。”
黑人停止转动铅笔。“我不明白。”黑人收好铅笔和纸，坐到一条亮闪闪的长凳上，拿下眼镜，把刮损的眼镜腿的白头塞进嘴里，晃动着双腿。“现在没有人缺少证明。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的话，我看麻烦就在于现在有太多该死的登记官。当我一九一九年坐在这条长凳上时，我是唯一的登记官。现在倒好，什么阿猫阿狗都跑到这个地方来，”他朝喷泉努努嘴，“声称自己是登记官。”他的嘴唇剧烈地翕动着。“你肯定你什么证明都不需要吗？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就派上用场了。我给很多印度人写过证明，你知道。事实上，我乐意给印度人写证明。我今天下午就可以给你写一个。我认识那里面的一个办事员。”他冲着身后的办公室挥舞着手臂，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一个高大的上光的褐色柜台和淡绿色的墙壁，在这个明亮的下午仍然亮着电灯。
“很累人的工作，”黑人说，“我圣诞节和复活节都不休息的，你知道。碰到现在这个没有人要证明的时候。每天不论我是写十份证明、两份证明，还是根本没有证明可写，里面那个该死的办事员都要我给他二十根香烟。”
毕司沃斯先生走了。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知道什么人要证明的话——出生、死亡、结婚，特别是结婚证明——就让他们来找我。我每天早晨八点钟准时在这里。我叫帕斯特。”
毕司沃斯先生离开帕斯特，满脑子只想一件事，那些绿色布告牌后面的办公室里面保存着的每一起出生和死亡的记录。而他们居然差点漏掉他！他走下台阶来到圣文森特街，继续朝南方的桅杆走去。即使是帕斯特，虽然牢骚满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促使他在一九一九年到总登记部门的门口找到一个座位，等着目不识丁的人找他写证明呢？
他想起自己在绿谷的心情，那时候他无法忍受只有墙上的报纸可以看。他现在明白，自己在街上看见人而感觉到的惶恐根本不是源于恐惧，而是后悔、忌妒和绝望。
就在他想着营房墙上的报纸的时候，他正好看见了报社：《卫报》、《政府公报》、《镜报》，还有《特立尼达卫报》，在街两边互相对望。机器咔嗒咔嗒就像远方的火车一样响着；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热乎乎的油味、墨味和纸的味道。那个雅利安教徒米瑟就是在《特立尼达卫报》做写一行字一分钱的乡村记者。毕司沃斯先生想起他营房里读过的那些烂熟于心的故事。昨日突现惊人场面……路人驻足目睹了昨天……
他朝下拐进一条小巷，推开右边的一扇门，然后又推开一扇。机器的咔嗒声更清楚了。那是一种重要的、迫切的响声，却并没有吓退他。他对那个在高高的隔板桌后面的人说：“我要见编辑。”
昨日在圣文森特街突现惊人场面，毕司沃斯先生，三十一岁……
“你有预约吗？”
……袭击了一名接待员。
“没有。”毕司沃斯先生暴躁地说。
在我们一个记者的采访中……在昨天晚上本报特邀记者的专访中，毕司沃斯先生说……
“编辑很忙。你最好去见伍德沃德先生。”
“你就告诉编辑，说我是专程从乡下赶来见他的。”
昨日在圣文森特街突现惊人场面，毕司沃斯先生，三十一岁，失业，地址不详，在《特立尼达卫报》社袭击了一名接待员。人们躲在桌子后面，毕司沃斯先生，四个孩子的父亲，持枪冲进报社，开枪打死了编辑和四名记者，然后放火烧了报社。过路人驻足观看，火焰冲天，大风令火势十分猛烈。成吨的报纸化为灰烬，报社内部也遭到破坏。在昨天晚上本报特邀记者的专访中，毕司沃斯先生说……
“这边走。”接待员说，从桌子前爬下来，领着毕司沃斯先生来到一个大屋子里，背景音是打字机和打印机急促的响声。还有很多打字机没有人用，很多桌子都空置着。一群单穿着衬衫的人围站在角落一台绿色的水冷器周围；另外有几个三两成群的人围着桌子坐着；还有一个男人用脚旋转着转椅。沿墙有一排磨砂玻璃门，走在毕司沃斯先生前面的接待员敲了敲其中的一扇，推开门，让毕司沃斯先生进去，然后关上门。
一个矮小肥胖的男人从一张堆满了纸张的桌子跟前半站起来，因为炎热，他脸色粉红且油光满面。一块活字铅板被用来当作镇纸。毕司沃斯先生兴奋地发现那里是一篇文章的校样，带着大标题并做了排版。这是对一个秘密的惊鸿一瞥；单独印在这张大白纸上，让这篇文章显得格外重要，而那是明天的读者所无法看见的。毕司沃斯先生更加兴奋了。他喜欢面前的这个男人。
“你有什么故事？”编辑问，并坐了下来。
“我没有故事。我想要找一份工作。”
毕司沃斯几乎是高兴地发现他让编辑感到尴尬；他甚至可怜他居然没有把自己赶出去。编辑的脸愈发粉红了，他低头看着校样。炎热让他身心不适，看上去似乎要融化了似的。他的两颊挤在脖子上；脖子挤在衣领上；圆胖的肩膀下垂着；肚皮耷拉在皮带上面；他浑身都湿透了。“是的，是的，”他说，“你以前写过报道吗？”
毕司沃斯先生想起他承诺给米瑟的报纸但却没有写的文章，米瑟的报纸也根本没有办成。“一两次。”他说。
编辑看看门口，似乎想要寻求帮助似的。“你的意思是一次，还是两次？”
“我读了很多书。”毕司沃斯先生说，避开话锋。
编辑拨弄着一块铅板。
“霍尔·凯恩，玛丽·科里利，雅各·包姆，马克·吐温。霍尔·凯恩，马克·吐温，”毕司沃斯先生重复着，“塞缪尔·斯迈尔斯。”
编辑抬起头来。
“马可·奥勒留。”
编辑微笑起来。
“爱比克泰德。”
编辑继续微笑着，毕司沃斯先生也回以微笑，让编辑明白他知道自己听起来很可笑。
“你只是为了兴趣才读这些书的，嗯？”
毕司沃斯先生明白这话里拐弯抹角的意思，但是他丝毫没有介意。“不，”他说，“只是为了鼓舞。”他所有的兴奋都消失了。
静默。编辑盯着校样。透过磨砂玻璃，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人们往来于新闻编辑部中。他再次感觉到那些噪音了：马路上的车辆，机器的有规律的咔嗒声，打字员断断续续的交谈声，间或夹杂的笑声。
“你多大年龄？”
“三十一岁。”
“你从乡下来，三十一岁，你从来没有写过文章，而你想成为一名记者。你现在是干什么的？”
毕司沃斯先生想到甘蔗地的监工这个职务，然后又提升为监工头，但他摒弃了这些选项，他又摒弃了“店主”，摒弃了“失业”。他说：“画广告牌的。”
编辑站起来。“我这正好有个工作要你做。”
他领着毕司沃斯先生离开办公室，穿过编辑室（围在水冷器跟前的人已经散了），经过一台刚印完的报纸的机器，来到一间拆除了一半的房间——木匠们在忙活着——经过更多的屋子，然后来到一个院子里。在小路的尽头，毕司沃斯先生可以看见他几分钟前经过的街道。
编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指指点点。“这里和这里，”他说，“还有这里。”
有人给毕司沃斯先生拿来刷子和油漆，然后，他花了一个下午写标牌：有轮车辆勿入，禁止入内，小心货车，无需雇人。
在他周围机器咔嗒响着，或者发出嗡鸣；木匠有节奏地钉着钉子。
昨日突现惊人场面……
“啧。”他恼怒地感叹着。
昨日突现惊人场面，毕司沃斯先生，三十一岁，广告牌画匠，在《特立尼达卫报》报社开始工作。路人驻足观望毕司沃斯先生，四个孩子的父亲，在墙上写满猥亵的词语。女人们以手掩面，尖叫着晕倒。在圣文森特街形成交通堵塞，警察们在督察的领导下，被叫来维持秩序。在昨天深夜，本报特邀记者采访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说……
“竟然不知道马可·奥勒留是谁，那个狗娘养的捉螃蟹的。”
……在昨天深夜的采访中，毕司沃斯……毕司沃斯先生说：“一个普通的人不可能知道‘禁止’是什么意思。”
“怎么，你还在这里吗？”
是编辑。他的脸色没有那么粉红，也没有那么油光满面，汗湿的衣服也干了。他在抽一根短粗的雪茄，那雪茄使得他看上去更加矮胖。
院子处于树荫凉之中，光线正在减弱。机器的咔嗒声更响了：一连串独立的噪音，木匠有规律地钉钉子的声音停止了。街道上交通的噪声已经减弱，脚步声回响着；一辆汽车经过，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自行车铃的颤音。
“但是你写得真不错，”编辑说，“实际上很好。”
听上去你很惊讶啊，你这猪油做的矮胖子。“这是我从杂志上学来的字体。”你以为你是那个唯一在笑的人，嗯？
“那个吉尔无衬线字体的R简直漂亮极了，”编辑说，“你知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放弃你的工作。”
“没有多少钱赚。”
“这工作也没有多少钱赚的。”
毕司沃斯先生指指标牌。“怪不得你竭尽全力不让人进来。”
“哦。无需雇人。”
“不错的小标牌。”毕司沃斯先生说。
编辑微笑起来，然后就笑得浑身发颤。
毕司沃斯先生再一次变成了小丑，也大笑起来。
“那是给木匠和劳工的标牌，”编辑说，“如果你是认真的话，明天过来上班。我们给你一个月的试用期，但是没有工资。”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他开始写标牌。写标牌把他带到哈奴曼大宅和图尔斯家族中。写标牌让他在《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找了一份工作。而且无论是在图尔斯商店还是在《特立尼达卫报》写的标牌都没有工钱。
他狂热地工作着。他的阅读给了他过度丰富的词汇，但是那个编辑，也就是伯耐特先生很耐心。他给了毕司沃斯先生一些伦敦报纸，毕司沃斯先生学习着它们的风格，直到自己可以模仿出像样的作品来。很快他就发展出自己对每个故事的塑造和耸人听闻的特质的感觉。在这个基础上，他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的一部分，在于他是给《特立尼达卫报》工作，而不是给《卫报》或者《政府公报》工作。因为从他笔尖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贫嘴，他和莎玛的争吵以及针对图尔斯家族的谩骂所消耗的丰富想象力，正是伯耐特先生想要的。
“就让他们到别的报纸上读新闻吧，”他说，“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我们能够赢得读者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震惊。让他们愤怒。让他们害怕。你只要给我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份工作就是你的了。”
第二天，毕司沃斯先生交了一篇故事。
伯耐特先生说：“这故事是你编的？”
毕司沃斯先生点点头。
“可怜。”
故事带着大标题：
<blockquote>
四个孩子在棚屋里忍受酷热煎熬
无助的母亲，守望着
</blockquote>
“我喜欢最后一段。”伯耐特先生说。
那一段写的是：“观光客不断涌入受灾村庄，我们目前不便透露村子的名字。‘在现在这个时候，’一位老人昨夜告诉我，‘我们希望不被打搅。’”
毕司沃斯先生放弃了写小说，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伯耐特先生始终指点着他。
“我认为你在写目击惊人事件的时候可以更自然一些。你觉得时不时地把你的‘路人’改成‘普通人’怎么样？‘相当’这个词指的是‘非常’，但却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看这里，‘有一些’这个词有七个字母。‘许多’只有四个字母而且足以表达相同的意思。我喜欢你写‘漂亮宝贝竞赛’的那篇。它让我笑出声来。但是你还没有使我感到害怕。”
“疯人院里发生过什么事吗？”毕司沃斯先生那天晚上问兰姆昌德。
兰姆昌德看上去很不高兴。
于是毕司沃斯先生放弃了在疯人院找素材的念头。
第二天早晨去《特立尼达卫报》的路上，他拜访了警察局。然后他从那里去了太平间，又去了市议会的马房。等他到《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时，他在一张没有人的桌子前坐下来——还没有一张桌子是他的——开始用铅笔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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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特立尼达卫报》漂亮宝贝竞赛在公主大厦举行。昨天深夜发现了一个男婴的尸体，尸体被整齐地包裹在一个褐色的纸包里，放在科科瑞特的垃圾堆上。
我见过了这个男婴，以我看来，死婴并不是在我们的漂亮宝贝竞赛中得奖的任何一位。
专家们目前还无法肯定婴儿到底是被刻意放到垃圾堆上的，还是仅仅被当作寻常垃圾一样被扔到那里的。
发现死婴的海哉克亚·詹姆斯，四十三岁，失业，他告诉我……
</blockquote>
“好，好，”伯耐特先生说，“但是太冗长了。啰唆。为什么不用‘我能说’代替‘以我看来’呢？”
“我是从《每日快报》上学来的。”
“好吧。放它一马。但是你得保证这整个星期你不能用‘以我看来’做或说任何事情。这可能会很难。但是努力吧。什么类型的婴儿？”
“类型？”
“黑的，白的，绿色的？”
“白的。我看见的时候已经发青了，真的。不过，我想，我们不要说是什么种族的，除非是华人。”
“看你说的。如果我在班伯瑞的垃圾堆上发现一个黑人婴儿，你觉得我会只说是个婴儿吗？”
第二天的头版新闻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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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垃圾堆上发现白人婴儿
包裹在褐色纸包中
此婴没有在漂亮宝贝竞赛中获奖
</blockquote>
“还有一件事情，”伯耐特先生说，“这段时间别再写婴儿了。”
工作十分紧张：报纸每天晚上印刷，第二天很早就要被投递到岛的大街小巷。这不是那种在圣诞节为商店写广告牌或者看管庄稼的不真实的紧张。甚至十二年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在免费投递的报纸上看到他前一天写的东西现在变成铅字的时候，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第一次所体会的激动。
“你还没有让我大吃一惊呢。”伯耐特先生说。
毕司沃斯先生希望能让伯耐特先生震惊。但是似乎他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因为他在工作的第四周，成了船务记者。在码头上，当起重机卸面粉的时候，面粉突然从高空落下，不幸砸死了原来的船务记者。现在是旅游季节，港口到处都是从美国和欧洲开来的船只。毕司沃斯先生到德国船上去，有人送给他极好的打火机，他看见阿道夫·希特勒的照片，对于“嘿！”希特勒式的军礼百思不解。
刺激！
几个小时后，轮船载着被阳光炙烤的乘客远航了，乘客们穿着醒目的热带服装。但是他们都来自于世界闻名的地方。在《特立尼达卫报》的报社里，这些地方的新闻始终占据着极大的篇幅。外面是酷热的太阳，沾着马粪的街道，拥挤的贫民窟，他和兰姆昌德以及德黑蒂住的房子，在更远的地方，是一望无垠的甘蔗地，凹陷的稻田，他的哥哥们周而复始的劳作，从他曾经的安身处通往另一个安身处的短短的道路，在图尔斯家族的住处，老人们每天傍晚都聚集在哈奴曼大宅的拱廊下面，他们不会再到别的地方旅行。但是在报社里，世界各地都在咫尺之间。
他登上南美洲旅行航线的美国船采访商人，但很难理解他们的美国口音，他参观了厨房，惊叹于大量上好的食物被丢弃。他抄下了旅客名单，船上的厨子邀请他加入走私照相机镁光灯的团伙，他拒绝了，但也无法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因为这会让他的前任获罪。
他采访了一位英国小说家，那人和他同龄，但风华正茂，有成功的金装加身。毕司沃斯先生印象深刻。尽管小说家的名字对于毕司沃斯先生和《特立尼达卫报》的读者都很陌生，但是毕司沃斯先生本以为所有的作家都已经去世，因此一直认为，书的产生不但属于很远的地方也属于很远的年代。他已经拟好了大标题——“著名作家认为西班牙港是世界上第三大邪恶的城市”——他以此为旨向小说家问了大量问题。但是小说家以为毕司沃斯先生的问题带着险恶的政治用心，只是言语迟疑地赞扬了岛上闻名的美景，并声称自己渴望尽可能多地欣赏这样的美景。
我想看看这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震惊，毕司沃斯先生想。
（多年以后，毕司沃斯先生在一本旅行游记上正好看到了那个小说家对这个地区的描写。他看见自己被描绘成一个“不合格的，愤世嫉俗的狂热的年轻记者，令人讨厌地费力地记下我的谨慎言辞”。）
随后有一艘开往巴西的船打来电话。
不到二十四小时，毕司沃斯先生就臭名远扬了，《特立尼达卫报》受到所有人的斥责，发行量突然猛增，伯耐特先生得意扬扬。
他说：“你甚至让我也毛骨悚然。”
发表在第三版版头的故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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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在棺材中回家
美国探险家的最后旅程
在冰上
毕司沃斯先生作
在美国某处的一个精巧的红色屋顶小房子里，四个孩子每天都问他们的妈妈：“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不到一年前，爸爸——乔治·爱摩尔·爱德曼，知名旅行家和探险家——离开家去亚马孙河探险。
呃，我有消息告诉你们，孩子们。
爸爸正在回家的路上。
昨天他刚刚经过特立尼达，在棺材里。
</blockquote>
毕司沃斯先生成为《特立尼达卫报》的员工，薪水是每两周十五元。
“你要做的首要的事情，”伯耐特先生说，“是到外面去给自己买一件西装。我不能让我最好的记者就这身打扮到处跑。”
最后是兰姆昌德缓和了毕司沃斯先生同图尔斯家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因为图尔斯家族对于此事毫不介意的态度，毕司沃斯先生不失脸面地赢回了自己的家人。兰姆昌德的任务很简单。毕司沃斯先生的名字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特立尼达卫报》上面，这使得他看上去似乎一下子成名了，而且有钱。而毕司沃斯先生也认为自己几乎功成名就，因此可以大人大量。
报社设立了“营救者”计划，让他在这个岛上周游，等人们找上来对他说：“你就是‘营救者’，我要《特立尼达卫报》的奖金。”每天他的照片都和他前一天旅行的报道以及当天的旅行行程一起出现在《特立尼达卫报》上。照片只有半栏宽，因此削去了他的耳朵；他皱着眉头，试图看上去威慑人，却没有成功；他的嘴巴微微张开，用眼角的余光盯着照相机，眼睛被低拉下来的帽檐遮蔽着。就刺激发行量来说：“营救者”奖是个失败。因为照片掩盖得太多，而他穿得太好，致使普通人无法上前和他搭话，毫无错误地讲完这么长串话。奖金很久都没有人认领，而“营救者”报道变得越来越稀奇古怪。毕司沃斯先生拜访了他的哥哥普拉萨德，于是第二天早晨，《特立尼达卫报》的读者们得知，边远农村的一个农民冲到代表“营救者”的人面前说“你就是‘营救者’，我要《特立尼达卫报》的奖金”。那个农民由此被报道说他每天都看《特立尼达卫报》，因为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像《特立尼达卫报》一样涵盖新闻如此之全，如此有趣，而且不偏不倚。
随后毕司沃斯先生拜访了他的长兄普拉塔布，他在那里吃了一惊。他发现母亲已经和普拉塔布住了好几个星期了。毕司沃斯先生一直都认为贝布蒂没用，抑郁且顽固，他奇怪普拉塔布是怎样和贝布蒂沟通并说服她离开波各迪斯后巷的小泥屋的。但是她去了，而且人也变了。她变得精神抖擞、神智清楚，在普拉塔布一家中不但活络而且十分重要。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良心受到谴责，心里也很担忧。他的运气转得太突然，他在这个世界上所付出的还太渺小。那天深夜当他回到《特立尼达卫报》报社的时候，他在桌子跟前——他自己的桌子（他的毛巾放在底层的抽屉里）——坐下来，漫无目的地思考着，然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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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者”在树上过夜
令人懊恼的六小时守夜
呼噜噜！呼噜噜！
青蛙在我的四周呱呱地叫着。漆黑的夜晚除了蛙声和雨打在树上的声音外，一片寂静。
我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我的摩托车在几里外的地方坏了。现在是半夜，而我独自一人。
</blockquote>
报道描述了一个不眠之夜，主人公还遭遇了蛇和蝙蝠，两辆车疾驰而过，毫不在意“营救者”的叫喊。清早的时候，农民们救了他，认出了“营救者”，并认领了他们的奖金。
此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就回到了阿佤克斯。还不到中午，他就已经抵达那里，却一直等到四点钟以后才到哈奴曼大宅去，他知道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孩子们也已经放学回来，姐妹们都在厨房和大厅里。他的归来就像他期望的那样盛大。他还在院子里上楼梯的时候，就迎来了叫喊声、奔跑和笑声。
“你就是‘营救者’，我要《特立尼达卫报》的奖金！”
他忙活着，在一只只急切的手中放下《特立尼达卫报》的代用币。
“把这个和《特立尼达卫报》上面的优惠券一起寄去。你后天就能收到钱。”
赛薇和阿南德立刻守住他，寸步不离。
莎玛从黑乎乎的厨房走出来，说：“阿南德，你会把你爸爸的西装弄脏的。”
他似乎根本没有离开过。无论是莎玛还是孩子们还是大厅，没有任何他曾不在这里的迹象。
莎玛擦干净桌子前的一条板凳，问他有没有吃饭。他没有回答，坐到她擦干净的地方。孩子们不断地问着问题，他很容易就忽视了莎玛，她端出食物来。
“穆罕姨父，穆罕姨父。你真的在树上过夜了吗？”
“你觉得呢，杰？”
“我妈说是你编的，我也看不出你怎么会爬树。”
“我摔下来不知多少次了。”
再次回到这个有搁架一样的阁楼、油松木长桌，挂着梵学家图尔斯照片，还有摆放着日本咖啡套具的橱柜的沾满煤灰的绿色大厅里，比他想象中的要好。
“穆罕姨父，当你想要给他老婆一张优惠券的时候，那个男人真的拿着弯刀来追你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也给他一张呢？”
“走开。你们这些孩子太厉害了。”
他吃了饭，洗了手，然后漱口。莎玛急切地叮嘱他小心领带和外套，似乎她早就熟识它们，好似她是一位贤妻，关心他的衣服，甚至包括她从前根本就没有见过的衣服。
他朝楼上走去，经过放着坏钢琴的楼梯平台。在阳台上他看见了圣人哈瑞和哈瑞的妻子。他们几乎没有理睬他。他们对他的新名声和他的新西装都无动于衷。哈瑞穿着他那身梵学家的衣服，看上去像往常那样虚弱，依然患着黄疸；他妻子的阴郁中带着担心和疲惫。毕司沃斯先生总是在类似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这一安静的家庭场景之中，把他们周遭的生活吸走了。
他觉得自己是在侵犯别人，于是快步经过那扇镶着彩色窗格玻璃的门来到藏书室，藏书室里弥漫着旧书页和虫蛀木头的霉味。他的书放在那里，带着被水浸泡过的痕迹：漂白了的书皮，弄脏的皱巴巴的书页。阿南德来到房间里。长长的头发披散在他的大脑袋上，他穿着“家常衣服”。毕司沃斯先生把阿南德抱到腿上，阿南德蹭着他的腿。他问阿南德上学的情况，他羞涩地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回答。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话说。
“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报纸上看见我的名字的？”毕司沃斯先生问。
阿南德微笑着，一只脚悬空，嗫嚅着。
“谁先看见的？”
阿南德摇摇头。
“他们怎么说，嗯？不是孩子们，是大人们。”
“什么也没有说。”
“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照片呢？每天都有的。他们看见那张照片的时候怎么说？”
“什么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