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查房通常是在早晨，快十一点时，他们都伴随着主治医生一起来了。一个半小时前，住院医生就已经到我们病房转过一圈了。那时我们的住院医生是一位医术不错、对人和蔼、非常友好的年轻医生。囚犯们很喜欢他，只是发现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谦虚了”。其实，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我们面前还有些怕羞，有时还会脸红。他几乎总是会按照病人的要求改变用药的剂量，甚至也会依照病人的要求来决定给他们服什么药。可见他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

无可否认，俄罗斯很多医生得到普通老百姓的敬爱和尊重。但这看上去似乎是一项悖论，因为俄罗斯老百姓普遍不信任外国医生和外国药物。实际上，普通百姓宁可去找女巫或者用祖传的秘方（这些祖传秘方不应该被鄙视），甚至忍受连续几年的严重疾病的痛苦，也不愿意去医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与医药无关的事实，即老百姓普遍不信任一切与官方行政管理有联系的那些形式主义。再加上他们听说过有关医院一些荒谬的，但有时也是有凭有据的恐怖流言，对医院产生了偏见和恐惧的心理。

但是，最使老百姓感到不安和惊恐的是医院里那种僵硬的德国式管理制度，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准亲友或熟人来护理，严格控制饮食，医生和助理人员的冷酷态度以及切片化验和尸体解剖等等。此外，老百姓认为医生是为老爷及富人们服务的，因为医生本身也是老爷。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并非没有例外。在与医生们认识并熟悉以后，这些担忧很快就消失了。在我看来，这是直接与我们的医生——大多是年轻的医生——的信用有关的。他们大多数是能够赢得老百姓的尊重，甚至敬爱的。至少我现在描写的，都是我在多处与多次所看到和经历过的，我没有理由认为，在其他地方不是这样。当然，有些地方的医生受贿，从医院里获取利润，罔顾病人，甚至忘记了所谓医学。这种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我说的是多数情况，也就是说，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医学界的主流精神和趋势。那些胡作非为的庸医，是羊群中的狼，无论他们如何辩解，不管理由多么正当，诸如环境的逼迫等等，他们永远是错的，特别是当他们失去了人性。医生给予病人温柔的、如兄弟般的同情和爱心，有时甚至能胜过任何药物。我们早该停止抱怨环境在吞噬我们的精神。环境也许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完全如此。一个了解如何来遮掩自己劣迹的流氓总是用环境影响作为藉口，以期他的过错被大家遗忘。这往往只是一种卑鄙肮脏的伎俩，特别是如果当事人能说会写、滔滔诡辨的话。

好了，我又离题了。我只是想说，老百姓主要怀疑和敌视的是官僚作风和政府管理的医疗制度，而不是医生本身。其实，当他们熟悉他们的医生以后，很多的偏见也就随即消失了。只可惜，医院里的规则和设施在很多方面并非人性化，仍然与老百姓的生活习惯相背，无法得到老百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至少，我自己的经验给了我这种印象。

我们的住院医生通常在每个病人床前停下来，非常认真仔细地检查、询问病情，然后开出处方，规定剂量。有时他发现病人其实没有病，只不过作为一名囚犯，想从艰辛的工作中解脱，在床垫上躺一躺休息，而不是常年躺在牢房里的木板上，况且可以睡在温暖的病房里，而不是窝在挤满着一大堆脸色苍白憔悴的待审被告牢房里。在俄罗斯，待审被告几乎总是脸色苍白且憔悴的——他们的待遇和精神状态总是比已判刑的囚犯更差。

对于这种装病的“病人”，我们的住院医生总是冷静地为他们写上“febris catarhalis”[1]。有时甚至让他们留下躺卧一个星期。我们都在笑这“febris catarhalis”。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某种约定，指的是假装生病。囚犯们把“febris catarhalis”翻译成“备用针”。有时有些健壮的“病人”利用医生的同情心继续装病，直到被驱逐出去为止。然而你看我们的这位住院医生，他很害羞，似乎羞于直接对病人说，“你已经恢复健康了，应该可以出院了。”虽然他有权利不需作任何谈话，也不用哄骗他，只需在病人的登记卡上写上“Sanat est”[2]两字。但是他总会先向病人作些暗示，然后催促道：“是不是该出院了，是吗？你几乎已经很健康了，病房现在很挤……”等等，直到病人自己也感到羞愧，终就自行出院。主治医生则要严厉得多，他对待病人非常人道，很诚实，他也很喜欢病人，但对待病情的态度却很严肃，很坚决，甚至表现得极其严谨。我们反而特别尊敬他。住院医生来过后，他在全体医生的陪同下，对每名病人一个个地查诊，在那些重症病患床前停留的时间最长，总是对病人说一些令人鼓舞的，往往是亲切善良的话，在病人之中普遍取得了良好的印象。对于那些患“蓝舌病”者，他从来没有拒绝接收或把他们送回去，但是如果有些这样的“病人”决定要在医院里拖延住下去，他会开出病愈证明，对他说：“好了，我的孩子，你已经躺在这里休息过了，你不能做得太过分了。”

这些人一般是因为懒惰不愿工作，特别是在夏季。或者是那些正在等待判决的被告。我记得其中有一人，医生曾经采取过特别严厉的，甚至残酷的措施，把他赶出了医院。他患的是眼疾，眼睛发红，抱怨眼球剧烈刺痛。医生开始试着用药膏和眼药水滴入眼睛，但是无法把他的眼睛洗干净，无法治愈。医生渐渐猜测到他的眼疾是假的，因为炎症既没好转也没变得更糟，始终是同样的状态，无法根治，这种情况相当可疑。所有的囚犯们早就知道他是在作假，欺骗医生，虽然他并不承认。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挺帅，但我们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不好。他很诡秘、猜疑，老是皱着眉头，从来不跟人说话，看起人来也是斜着眼睛，好像他对谁都不信任。我记得，有人甚至害怕他会做出伤害人的事情来。

他是一名军人，因为偷窃被捕，判了一千棍，被送到刑事牢房执行。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为了推迟惩罚的时间，囚犯会作出一些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行刑前夕，他会用刀刺伤某位长官或者任何他自己的兄弟，这样他就会面临一次新的审判，因而至少把惩罚推迟两个月，也就是说，达到了他的目的。至于两个月后他将被判处两倍或三倍更严重的惩罚，那后果他是不管的，只要能把这等待受刑的可怕时刻推迟，哪怕只有推迟几天也好，到那时无论怎样都行——有时他们这种强烈的沮丧感完全是出乎常人意料的。

我们彼此窃窃私语，感到我们应该对这个患眼疾的人加以注意，以防他在绝望之际在深夜刺死谁。然而，这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预防措施，甚至他邻床的那些人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一天晚上，有人看到了，他从什么地方取出一些石灰石膏和别的东西揉进眼睛里，到第二天早晨，他的眼睛又变成了红色。最后，主治医生只得摇头，威胁他说，他们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使用了一切方法，但无法治愈他的眼疾，因此他决定采取更加激烈、但却是非常痛苦的手段：像替马治病一样，给他引脓。但是这个可怜的人太固执了，或许也是太懦弱了，仍然“不肯痊愈”，因为不管这种治疗是多么痛苦，终究也比不上鞭笞。

引脓的过程是这样的：用手捏起病人颈部的皮肤，向外拉得越多越好，然后用小刀在皮肤上切开两个口，然后把一根指头一般粗细的绞纱从切口中塞进去，然后固定在每天的某一时刻在切口里抽动这根绞纱，把血水和脓抽出来，使那切开的伤口不能愈合，一直引流。这个可怜的人忍受着这种可怕的折磨好几天，最后只得同意签字出院。他的眼睛在同一天恢复了健康。等他的脖子康复后，他就会返回牢房，以便第二天接受一千下的鞭笞。

当然，处罚前的时刻对受刑者的心灵是极其震惊的，也许我指责他们懦弱和胆怯是错误的。只是为了推迟处罚的时间，宁愿以后受两倍到三倍的处罚，自然是非常痛苦可怕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提到，还有人挨了第一次鞭笞以后，伤口还未愈合，就想快点把余下的鞭笞执行完，以求早点离开医院，在警卫室里的日子自然要比进牢房里去服苦役要糟糕得多。对某些人来说，除了天生就有的不同气质以外，经常受鞭笞使他的身体和意志变得更加刚强无畏。最后，惩罚就像一件小事，没什么可怕的了。一般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这里的特科有名囚犯，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卡尔梅克人，他叫亚历山大，我们有时为了好玩叫他亚历克山德里那。他是一个奇怪的家伙，调皮，无畏，但心地很好。他嘻嘻哈哈的告诉我，他曾经被打了四千下。他说他从一个皮肤细嫩的孩子起，一直到他长大，在他生活的部落里几乎总是挨打，背上留下的疤痕可以作证。他断然发誓，如果他不是因为从小挨打，他绝对忍受不了这四千下的。他把这归功于从小的棒打教育。

“不管为了什么事情，他们都要殴打我，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我的床上，面对着炉里的火光说道，“我被打了十五年，没有任何理由。从我开始有记忆的那一天起，每天要打我好几次，谁想打就打，所以后来我绝对习惯了。”他是怎么参加军队的，我不知道，我也不记得了，不过，也许就像他说过的。他一直是个逃兵和流浪汉，我只记得他的故事。他因为杀了长官，被判处四千棍棒，他害怕得要命。“我知道我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可能会被打死，四千棍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此外，所有的长官为了这件事，都欲置我死地而后快！我知道这不会是玫瑰香水，我甚至相信我应该死于棍棒之下。因此我决定要洗礼，我想，也许，他们因此不会打我。不管怎么样，试试总比不试强。我的同伴们对我说这不会有用的。但我想还是尝试一下，也许他们会接受一个洗了礼的可怜人，他们对基督徒比对伊斯兰教徒更宽容。我的确受了神圣的洗礼，被命名为亚历山大。但是我还是得受刑。我很生气，对自己说，‘等着吧，我会把你们都一块带走的。’你相信吗？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他们被我骗了！我会装死，当然那不是真的死，但我肯定能装得像是灵魂已从我的身体离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把我带去打了一千棍：我浑身皮肤像在灼烧，我尖叫着。接着又是一千棍，我想，我的末日到了，脑子已完全迷糊，腿也好像断了，我摔倒在地上，我的眼睛像死了一样失了神，脸色发青，没有呼吸，嘴里吐出泡沫。医生走过来说，‘他快死了。’我被送去医院，结果马上又活过来了。这样连着折腾两次，他们很生气，非常恨我，我又骗了他们两次，刚开始第三个一千棍时，我又死了过去。当他们开始第四个一千棍时，每一棍都像一把刀插进我的心脏，每一下抵得上三下，他们在往死里打！他们恨透了我。这该死的最后一千下！比前三次加在一起还要糟糕！如果不是我装死，最后那两百下真的会把我当场打死的。但我没有让他们得逞。

我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上当，我再次装死，他们又相信了，医生都相信了，他们怎能不信呢？那最后的两百下，他们愤怒地打得极狠，然而，两百下还是两千下对我来说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我只是对着他们笑。为什么呢？因为我年轻时是在棍棒下长大的。唉，我这一生挨了多少打啊！”在故事的结尾，他又加了一句。他忧郁地思索着，似乎是在努力回忆他被殴打了多少次。“不，”片刻沉默后，他补充说道，“真的数不清有多少次、被多少人殴打了。哪里能数得清呢！那些数字已不够我数了。”他看着我，很亲切地笑了起来。我忍不住回应他一个微笑。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你知道，我晚上做梦时，总是梦见人家在打我。我没有做过别的梦。”他经常在夜里大声叫喊，把其他囚犯惊醒，他们会推醒他，问他：

“你在鬼喊什么！”

这个短小精干、活跃欢快的男子，大约有四十五岁，和大家相处得都很好，就是喜欢偷东西，经常被人发现后挨打。但是在我们这里哪个人偷了不被抓？抓住了又有哪个不挨揍的呢？

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当这些不幸的人们谈起他们的受刑情况和那些督导施刑的官员时，他们连一丁点愤怒或仇恨的影子都没有，他们表现出那种异常善良的天性使我震惊。他们讲述的故事通常使我心悸，但听不到积怨和痛苦，而他们自己却像孩子一样嘎嘎地笑着。

可是，M-斯基是个例外。他告诉我关于他受到的惩罚。他不是贵族，因此被判了五百棍。我从旁了解到他的情况，就问他说，这是不是真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红着脸简短地肯定了，内心仿佛很痛苦，只是努力地不往我这边看。半分钟后，他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仇恨的火焰，愤慨得嘴唇激烈地颤抖着。我觉得他永远也不会，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他历史上的那一页。但是，一般说来，这里的每个人回忆起他们的不幸时，都有着不同的心态。当然我不能保证没有例外。“那是不可能的，”我有时候想，“他们不可能认为自己有罪，而且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尤其是他们得罪的不是自己人，而是他们的长官的情况下。”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已经说过，他们并没有良心上的自责。我没有看到过，即使是在对自己同伴犯罪的情况下也没有。至于对长官的侵犯，那就更不必说了。有时在我看来，他们对这种情况有着一种特殊的、实际的，或者可以这么说，是基于事实的看法。他们认为那是命中注定的意外事故。不知怎么回事，某种非同寻常的冲动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掉了进去。例如，囚犯总是觉得他们侵害自己的长官是有道理的，是正当的。因此，再去了解事情本身，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们明白当局对他们的侵害性行为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他们必须受到惩罚，这样双方也就达到平衡了。

当局和罪犯之间的斗争对双方都是痛苦的。罪犯知道，毫无疑问地，他周围的民众会判定他是无罪的，他会被法院无罪释放。他也知道老百姓从来没有完全责备过他，除非他对自己人、自己的兄弟或母亲犯下罪行，否则人们是不会把他看作是背叛者的。因此，他的心里很平静，意识很清明强大，在道义上没有丝毫不安，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似乎感觉到，他是有依靠的，因此并不怨恨，而把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看成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些事既不是由他们开始的，他们也无法结束。这些事情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被动之中，在顽强的斗争中继续下去。哪一名士兵与交战的土耳其人有过私人恩怨呢？但在战争中，土耳其人砍他、刺他，向他射击。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纯然是非常冷静和冷漠的。例如，一提到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他们总是显得有些愤怒。我是在第一次住院时听说这位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的，当然是从囚犯讲的故事中听说的。后来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他在指挥监狱卫队。他有三十岁模样，高大、粗壮、肥胖。牙齿白白的，胖胖的脸颊很红润，一脸假笑。从他的脸上立刻可以看出，他绝非是个聪明人。每当他担任执刑官时，总是狂暴地鞭打或棒打犯人，这是他最大的乐趣。这里我要赶紧补充一句，其他官员把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看作是个怪物，是害群之马。囚犯们也是同样的看法。在距今并不太远的美好旧时光里，也有那些爱表现自己、认真负责、努力工作的执刑官员。但他们大部分是忠于工作的，并不是抱持着处刑的狂热去鞭打犯人。

这位中尉却是个例外，在执刑方面几乎像个细腻的烹调专家。他热爱这种执刑的表演艺术，而且爱的只是这种艺术。他喜欢它，像罗马时代一个玩腻了的贵族，发明各种复杂的、不同的、违反人道的花样，基于寻求刺激，为了使他那浮肿、丑恶和脑满肠肥的灵魂得到一些欢愉。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一名囚犯被带去接受刑罚，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是执行官，一看到手持棍棒的士兵排着长长的队列，他马上就来了灵感。他得意地巡视一遍队伍，语气强调地重申，每个人必须努力、认真工作，否则……但是，士兵们已经知道这个“否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于是罪犯被带了上来，如果他至今还不认识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如果他还没有听说过这一切的来龙去脉，那么中尉在这里有一个把戏在等着他。（当然，这只是数以百计的把戏的其中一个，中尉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明。）囚犯被剥光了衣服，手被绑在枪托上，然后由士官把他拖到那条“绿街”上。每名囚犯总是在这一刻开始噙着泪，用可怜的声音祈求执行官手下留情，惩罚轻一些，不要打得太重：“尊敬的大人，”不幸的人呼叫着，“可怜可怜我吧，做做好事吧，请让我为你一辈子向上帝祷告，不要杀了我，宽恕宽恕我吧！”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就是在等待这个时机，于是命令动作立即停止，同时露出一种同情的表情开始对囚犯说：

“我的好朋友，”他说，“我能做什么呢？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法律要惩罚你，是法律。”

“大人，一切都操之在您的手里。您饶了我吧。”

“你真的以为我不可怜你吗？你认为，看到你挨打我会快乐吗？我也是人啊！不是吗？回答我，我不是人吗？”

“当然是的，大人。我们知道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您的孩子。尊敬的父亲！”囚犯喊道，似乎感到有些希望。

“我的好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你是有头脑的。我是人道的，虽然你是个罪犯，同情你是我的责任。”

“大人，您说的再对不过了。”

“对，不管你犯了什么罪，我都应该宽恕你。但是这并不是我在惩罚你，是法律！你想想，我是为上帝和这个国家服务的，因此如果减轻了法律规定的惩罚，我就犯了重罪了！”

“大人！”

“嗯，我怎么办呢？嗯，听着，我知道我正在做错的事，但就照你希望的做吧。我会宽恕你，这次就从轻处罚你。但是如果我这次这样做的话，宽恕了你，你下一次还会希望我这样做，你会重复你的蠢事。”

“大人，我可以向您起誓。在天主的宝座前，我……”

“好了，好了。你会向我赌咒今后做个好人吗？”

“天雷劈死我，让我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