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校被撤换后不久，我们的监狱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变化。徒刑工厂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军方直接管辖的、按照俄国囚犯营条例管理的罪犯营。这意味着，从即日起，已经被裁定放逐的第二类罪犯，不再送到我们监狱里来了。这里只关押军人罪犯，也就是那些没有被剥夺财产权利的罪犯，就如同士兵一样，只是受了刑罚，送到这里接受短期关押（最多长达六年），出狱后再回到原来的军队里当普通士兵，和以前一样。但是对于屡教不改的重犯，就再送回监狱，领受二十年的徒刑。

在这一变化以前，我们监狱也设有与普通囚犯分开的军人牢房，他们之所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住。现在，监狱里的一切都是军人的了。当然，目前的这些徒刑犯，那些被剥夺所有权利、脸上烙印、剃了阴阳头的民事囚犯仍然会留在监狱里，直到他们刑满释放，新的囚犯就不再送进来了，剩下的渐渐服满刑期出狱，所以，在十几年后，这个监狱将不会再有任何囚犯。特科还会留在监狱里，不时会送来几个军事部门的要犯，这个特科会保留到在西伯利亚开设了最艰苦的劳役监狱时为止。所以，我们的生活本质上和以前还是一样的：一样的待遇，一样的工作，几乎一样的规矩，只是长官变了，变得更复杂了。上级派来一位营长和四名士官，轮流在监狱里值班。伤残兵也被取消，派来十二名下士和一名军需中士。囚犯被分成十人一组，选出一个名义上的伍长，培养自己的体罚行刑人。阿基姆·阿基米奇成了一个伍长。所有新机构和整座监狱的所有官员和囚犯仍然归卫戍官管辖，他仍旧是最高长官。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当然，囚犯们起初很紧张，议论纷纷，猜测、研究新来的长官，但是当他们看到，其实一切都还是一如往常以后，就平静了下来，并像以前一样继续着他们的生活。但重点是，大家已经从以前的少校那里解脱了，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仿佛受到鼓舞而不再惊慌失措。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向长官解释清楚事情的原委，除非违反了行政规定，犯了错误，才会受到惩罚。

甚至酒还是会以同样的方式像以前一样卖给我们。尽管由下士代替了伤残兵，这些下士大多数是体面聪明的人，而且明了自己的地位。其中有一些由于缺乏经验，一开始想对囚犯作威作福的人。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些许久不明白的，囚犯们自己会想办法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时常会发生很尖锐的冲突。例如，囚犯们会引诱下士军官喝酒，在他喝醉后，我们就和他聊天，指控他一直和囚犯一起喝他们的酒等等。士官漠然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看起来像泄了气的气球。于是，他们对于我们私运酒进监狱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如此，他们还取代了以前的伤残兵，去市场帮囚犯们带来贝果、牛肉等等。他们再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对我们动什么手脚了。因此，我从来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麻烦地把这座监狱变成一个军事罪犯营。这个变化发生在我刑满释放前两年。这意味着，我还要在这种新环境中生活两年……

是否要把在监狱里这些年的生活全部记录下来呢？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了。如果依照年序把我所经历和我所看到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当然再可以写个三四倍长的篇幅。但是，那样的描述一定会太单调。一切遭遇会看上去是用同样的口气写的，显得有些大同小异，特别是如果读者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得到了一个有关第二类犯人生活的满意的概念时，似乎也大可不必了。我只想用一幅明亮的画面把监狱里和我自己的生活勾画出来。我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不知道，也不必由我自己来判断。但是我相信，这样已经可以结束了。此外，我在回忆所有这一切时，我有时会很烦恼，因为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记住一切的。尤其是后来的几年，不知何故似乎已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我相信，有很多的情节完全被我遗忘了。我记得的这些年，其实彼此都是如此相似，懒懒呆呆、郁郁闷闷地逝去了。我记得那些漫长无聊的日子是那么样的单调，就像雨后的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我记得唯一的复活渴望，更新自我、创造新生活的愿望给了我力量去等待、去希望。而我终于忍住了自己，我在等待，我每天数着日子，不管还剩下多少日子，一千天，我还是津津有味地一天天算着，伴随着每一天，埋葬着每一天。迎来新的一天时我很高兴，因为剩下的就不是一千天，而是九百九十九天了。我记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尽管周围有数百个同伴，但我还是处在可怕的孤独之中，我终于喜欢孤寂了。我是一个孤独的灵魂，重新审视着我过去生涯的每一个细节，尝试了解我自己的过去，严格无情地批判自己，有时甚至会祝福自己的命运，是她送给我这份孤寂。没有这份孤寂，我绝不会有机会来对自己的过去作自我批评和严格的审查。我的心在希望中跳动！我决定，我对自己发誓，那些过去的错误和失策再也不会出现在我未来的生活中。我拟定未来的计划，决心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信仰已经在我心中复活，我会完成这一切，我一定能够做到的……我等待着，我召唤着自由尽早来到，我要在一场新的斗争中考验自己。有时我被心中的烦躁紧紧地抓住……现在想起来是那么痛苦，伤害了我的心情，刺伤了我的灵魂。当然，这一切除我之外，没有太多人会有很大的兴趣……但是，我写下了这一切，因为我想，每个人都会明白，因为有些人已经或许将会像我一样，在生命的鲜花盛开时，在人生最美好的年轻时代，突然中断原来的生命轨迹，陷入囹圄……

但是又会怎么样呢！何必去讲这些呢？让我以一个有趣的故事作为结尾吧，免得看起来在结束我这回忆录时像被突然砍了一刀似的。

我想，写到现在，也许一定有人会问：难道没有人越狱吗？这么多年来难道就没有一个人逃出去过吗？我已经写过，囚犯在监狱里待上两、三年后，就会开始珍惜那些已度过的艰辛岁月，不由自主地计划，最好没有麻烦、没有危险地熬过剩余的年头，最后合法地出狱。那些被判长期徒刑的囚犯，照理说应该是不会有这种计划的，他们可能会冒险……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发现。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胆小，也许是看守得特别严密，或许是因为城市周围全是敞开无阻的草原、城市的位置有很多不利的方面。这很难说。我以为这些因素都有关系。从我们的监狱逃跑确实很难。然而，我在那里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两名囚犯冒险逃跑，他们甚至是两名最重要的犯人……

少校被撤换后，那个狱内侦探阿—维姆失去了保护，被孤单地留了下来。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但他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然确立了。一般来说，他大胆、果断，甚至很聪明。我相信，如果给他自由，他还会继续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来做侦探以获取金钱，但他现在不会像过去那样愚蠢而无计划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为了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他会利用自己在监狱里的经验来赚取利润。他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做假护照。我不能肯定这点。我是听我们的囚犯说的。他们说他现在还在做，他还是经常到少校的厨房里去，就是为了做这件事。当然，这种生意的收入会是可观的。总之，他似乎已打定主意，要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环境使我有机会审视这个家伙的内心想法。他玩世不恭到了离谱的程度，直至引起我的嘲笑和无可抗拒的厌恶。我想，假如他真的想喝酒，假如为了得到那杯酒必须杀掉某个人，那么他一定会去杀的，而且他会悄悄地去杀，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在监狱里，他学会了最冷静的算计法。特科的囚犯库利科夫因此选择了这个人。

我已经说过，库利科夫是一个中年人，但充满激情，性格坚韧，意志坚强，具有非凡和多样化的能力。他有力量，他还想活下去，一直活到老。假如我怀疑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人逃跑，那么库利科夫应该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疑问。实际上库利科夫是决定要逃跑的。

库利科夫和阿—维姆两人中，谁对谁的影响更大呢？这很难说。他们两个是很相配的一对，做这件事相互适合。他们成为朋友。我认为库利科夫要阿—维姆准备护照。阿—维姆是贵族，属于上层社会。如果他们能逃回到俄罗斯，那对于他们是极其有利的。因此无论是怎样的风险，他们也要逃回俄罗斯。谁知道他们是怎样密谋的，他们在期望些什么？但是他们的希望肯定超出了西伯利亚流浪者的普通常规。库利科夫有演戏的天才，可以在生活中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对生活寄予很多的希望，至少期待着各种不同的生活。监狱里的生活如此压抑，他们互相约定了逃跑。

但是若想逃离监狱，不和卫兵串通好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策反一名卫兵和他们一起走。要塞军营里有个波兰人，精力很充沛，也许他应该有更好的命运。他是一个老人，但很潇洒威武，而且很严肃。在他刚来西伯利亚服务的青年时期，曾经为了思乡逃跑过一次。但他被抓了回来，受了刑罚，在囚犯营里监禁了两年。当他再次回到军队里，他改变主意，开始努力勤奋地工作。他立了功，被升为伍长。他很有抱负，很有自信，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从他看人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年间，我好几次在卫兵行列中见到他。波兰人跟我说过他自己的事。在我看来，他以前的返乡渴望已经变成了隐藏得很深的仇恨。此人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库利科夫选择他同谋是对的。他的名字叫科勒。他们约定在六月份炎热的夏天逃跑。这座城市的气候是相当平稳的，夏天炎热，每天的天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对于逃亡者是相当有利的。当然，他们不可能直线地从监狱里逃出去。监狱所居的要塞位于高处，四面开阔，直到很远的地方才有森林掩蔽。必须先换成平民服装，接着要设法逃到城郊。库利科夫早在那里安排好聚会的地点。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秘密的朋友暗中帮助他们。我猜想他们应该是有的，尽管在以后的审判中并没有解释这点。在这一年里，有一个年轻清秀的女孩，在郊区的某处刚刚开始她的职业生涯，她的绰号叫温卡唐卡（意指“火焰”），她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事业有很大的希望。库利科夫这一年里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我猜想她一定是参与了这个逃跑计划。

每天早晨上工时，我们这两位好汉十分巧妙地使他们和一个叫希尔金的炉匠被安排在一起，被派去粉刷军营中士兵早已离开无人居住的空房间。阿—维姆和库利科夫作为搬运工，和希尔金一起前往。科勒正好是他们的监押卫兵。三名囚犯需要两名卫兵，由于科勒是一名老兵，因此给他配备了一名年轻的后备士兵进行培训。所以，除非我们这两名逃犯对科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否则这样一个智慧、坚定、稳健的人是不可能决定跟着他们一起逃走的。

当他们来到军营时才早晨六点。除了他们，没有别人。库利科夫和阿—维姆做了一个小时工作以后对希尔金说，他们要到工厂里去。第一，去看一个人，其次，顺便去拿一项短缺的工具。和希尔金一起做事要非常巧妙，即要做得自然。他是一个莫斯科人，是个炉匠，是个狡猾、聪颖、精明又不爱说话的莫斯科小市民。瘦得皮包骨头，身子很羸弱。他一辈子按照莫斯科人的样子，穿着马甲和外套。经过漫长的流浪和转移以后，像是命中注定似的，他永远待在了特科，被归入最可怕的军事罪犯一类里。

他究竟为了什么原因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不知道。但是在他身上从未发现过有什么特别的不满，他表现得很平静。只是偶尔喝酒喝得像鱼一样，除此以外，一切都表现得很好。他当然不知道当前这个秘密，但他的眼睛是锐利的。库利科夫向他眨了眨眼，说他们要去把昨天藏在工厂里的酒拿来。这触及了希尔金的心头欲望。所以他没有对他们的离开产生任何怀疑，独自和那名后备士兵留了下来。而库利科夫、阿—维姆和科勒三人去了郊区。

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回来，希尔金突然醒悟过来，镇定着自己的思绪，开始思索。希尔金是有些经历的，他开始回想起来，库利科夫的情绪有些特殊，阿—维姆曾两次和他俯首帖耳低语，库利科夫也至少对他使了两次眼色，这是他亲眼看见的。现在他全记起来了。科勒也露出了一些马脚：他在临走前嘱咐后备士兵，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采取行动，这方面科勒表现得有点不太自然。希尔金越想越觉得令人怀疑。讲好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回来，他的不安已经达到顶点。他很清楚他会在这件事上承担多大的风险，管理当局可以怀疑到他头上。他们会想，他和他们是同谋，故意放走了他们。如果他迟迟不报告库利科夫和阿—维姆的失踪，这些猜疑一定会落到他身上。时机不能再失。他又想起，最近库利科夫和阿—维姆是在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相互接近，经常窃窃私语，躲开大家的目光，到营房后面去不知干些什么。他回忆起来，当时他就怀疑他们之间有些什么事情……

他用锐利的目光看了看监护他的卫兵。卫兵打着哈欠，一手扶着枪，一手傻傻地挖着鼻孔，希尔金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只是简单地告诉他，让他跟着他到工厂去看看。在工厂里，他打听他们到哪里去了？但事实证明，没有人见过他们。希尔金打消了所有的疑虑。“要是他们只是去喝上一杯，在郊区玩玩，库利科夫有时会这样做的，”希尔金想道，“但这不可能。他们会告诉他的，因为这种事不值得隐瞒。”希尔金停止工作，也没有去军营，而是直奔监狱通报去了。

这时差不多九点了，他找到士官长，并报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士官长吓坏了，起初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然，希尔金告诉他，这仅仅是他的猜测和怀疑。士官长立即跑去见典狱长。典狱长立即向卫戍官报告。

一刻钟后，狱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他们又把这件事往上呈告给总督知道。由于逃跑的是要犯，对他们来说可能会遭受到圣彼得堡严厉的责难。是否合理就不一定了，但阿—维姆是政治犯，而库利科夫属于特科，那就理应是最重要的犯人，加上他们还都是军事犯。以前从来还没有过特科犯人逃跑的例子。依照规则，每名特科的囚犯应该配给两名守卫，或者至少一名。规则没有被遵守。因此，这件事情就弄得大家很不愉快。监狱派出专人到各个村镇以及周边所有城镇，通报有罪犯逃跑，并留下他们的体貌特征。还派出哥萨克骑兵去追捕逃犯，通缉命令发布到周边地区和省份……总之，所有人都为此感到惊慌失措。

而监狱里的人却另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囚犯下了工后，马上得知一切。消息已经传遍整座监狱，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特别的喜悦情绪。我们的心好像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颤抖着……这件事情打破了狱中的单调生活，好似从地面上挖出了蚁丘——所有的蚂蚁都在逃生，逃生激起了这些人心灵里的共鸣，拨动了他们的心弦。早已遗忘的希望、勇气和改变命运的信心在每个人的心中又蠢动起来。“他们都跑了，人都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跑？”当这种思绪在人心中涌动时，他们内心在欢腾，露出自信的表情，蔑视地看着周围一切。所有的囚犯突然变得有点骄傲，变得看不起那些士官。当然，典狱长马上就来了。卫戍官也来了。我们精神抖擞，勇敢、沉默、严肃，甚至有些轻蔑地看着他们，似乎在对他们说，“哈，你们来啦！只要我们想做，什么事我们都能做到的。”

每个人都知道，长官们会一批批地来访，他们当然会对每样东西、每个人进行一次大搜查。因此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藏了起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总是会做些亡羊补牢的工作。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把监狱翻了个底朝天，好像要把我们洗劫一空，然而他们徒劳无功，一无所获。饭后，下午出去作工时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卫兵。晚上时时会有守卫到监狱里来检查，点名时比平时多点一遍，而且还比平时多点错了两遍。然后又是一阵慌乱，把大家赶到院子里重新点数。后来，在营房里又点了一遍……总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但囚犯们没有一声抱怨。大家都显得异常的独立不羁，整个晚上大家表现得非常有礼节。“不让他们有吹毛求疵的机会。”当局自然会推想：“监狱里有没有逃犯的同伙？”因此下令要严格看守，加强监视。但囚犯只是发笑，“这种事怎么可能留下同伙呢！”“这种事只能偷偷摸摸地做，否则不会成功的。”“库利科夫和阿—维姆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会留下蛛丝马迹吗？他们做起这种事得心应手，是一流的。他们可以从铜管里穿过去，从锁着的门走出去！”库利科夫和阿—维姆名声大振，大家都引以为傲。他们的事迹会代代流传下去。

“真是不简单的男人！”有人说。

“人家以为我们这里的人不会逃跑，现在不就跑了吗！”另一个人加了一句。

“逃走了！”第三个人带着权威性的口吻说。“谁逃走了？你吗？你配吗？”

如果这是在其他时候，听了这句话，那名囚犯肯定会迎接挑战，捍卫他的荣誉。但是现在，他谦虚地说，“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库利科夫和阿—维姆那样的。你首先要证明自己是一流的……”

“我们这算什么，兄弟们，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靠在厨房窗户旁坐着的一名囚犯手托着脸，拖长了腔调慢吞吞地说道。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暗中流露出来那种踌躇满志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呀？半死不活的。嗯！”

“事情不像甩掉一只靴子那么简单！唉声叹气做什么，嗯？”

“嗨，看，那里，库利科夫……！”一个性子最急的年轻小伙子插嘴道。

“库利科夫！”另一个人眯着眼睛轻蔑地看着那个小伙子。“库利科夫！”

他的意思是说：有多少库利科夫啊？

“看，还有阿—维姆，兄弟，呃，来了！”

“在哪里！这家伙会玩弄库利科夫的，真搞不懂这两个人！”

“他们现在走得远不远？兄弟，真想知道……”

随后他们开始谈得很详细。他们走了吗？朝什么方向走的？无论在哪里，他们最好走哪条路？哪个镇更近？找到引路的人了吗？大家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他们又谈到邻近村庄的居民，认为那些居民是靠不住的。靠近城镇的居民经历多，他们不肯帮助囚犯，反而会把囚犯抓住送交官方。

“这里的乡下人凶得很，我的朋友，好厉害的！”

“农民！不值钱的流氓！”

“这些西伯利亚人很烂。他们只知道杀人。”

“嗯，是的，但是他们两个……”

“当然，这要看最终是谁赢。他们两个并不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