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愚蠢,让他解释解释。”
“有些宗教界人士和品德高尚的人早就注意到了人类光荣历史中这个令人汗颜的问题,他们认为穷人也有文化,也有人性,也有智慧,也有颗善良的心。汉斯·汉森先生要是看到一个穷人,他会同情他。他也许不会马上就认为这个穷人是一个白白浪费机会的傻子,是一个没有意志力的醉鬼。”
“我不知道汉斯·汉森先生如何,但大家看到穷人时都是这么想的。”
“请听我说,”激情昂扬的库尔德青年说道,“我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一个一个的穷人可能会被人们同情,可要是整个国家都贫穷的话,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首先就会认为这个国家愚蠢、没有头脑,会认为它懒惰、肮脏和无能。这个国家不会被同情,而会受到嘲笑。它的文化、传统、习俗也会受到嘲笑。其他国家的人们有时也会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难为情,不再嘲笑这个国家。要是这个国家的移民成了工人的主体,包揽了最差的活的话,为了安抚这些移民,不让他们造反,他们会假装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甚至还会装出一副平等的样子。”
“让他说说看,他是在说哪个国家呢?”
“让我来补充一下,”另一个库尔德青年插嘴说道,“对于那些自相残杀、互相迫害的人,人们甚至都不屑于嘲笑了。我在德国的姑父去年夏天来到卡尔斯,从他的言谈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世界已经不再容忍那些残暴野蛮的国家了。”
“难道你是在以西方人的名义在威胁我们吗?”
“这样一来,”激昂的库尔德青年继续说道,“一个西方人,当他遇到一个穷国的人,他的心里很本能地就会产生歧视。他会觉得,这个人来自愚蠢的国家,所以才会这么穷。西方人还会认为,这个人也许满脑子都是那些害得他们国家贫穷的胡思乱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是你也和那个自大的作家一样认为我们很愚蠢的话,你就直说吧。至少那个不信奉真主的家伙在下地狱之前,还敢出现在电视里,看着我们的眼睛勇敢地说出了他认为土耳其人都很愚蠢。”
“对不起,电视里的人看不到观众的眼睛。”
“那位先生并没有说‘看到’,只是说‘看着’,”卡迪菲说道。
“朋友们,大家就不要像在公开的辩论会上似的再互相争论了,”正在做记录的左派分子说道,“另外,大家都说慢一点。”
“他要是不说出他指的是哪个国家,我是不会住嘴的。我们都要明白,在一家德国报纸上发表歧视我们自己的声明是对祖国的背叛。”
“我不是背叛国家,我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激昂的库尔德青年站起来说道,“因此,我希望在声明上写上,就算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给我发签证的话,我也不去德国。”
“谁也不会给你这样游手好闲的人发放欧洲签证的。”
“别说签证了,政府连护照都不会给他。”
“是的,他们不会给,”激昂的年轻人谦虚地说道,“就算他们给我签证,我也去了,而且我在街上碰到的第一个西方人也很好,也不歧视我的话,但因为他是西方人,所以我还是会认为他歧视我。因为听说在德国的土耳其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要想不受歧视的话,惟一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给他们看,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和他们一样。这非但不可能,更伤人自尊。”
“孩子,你开头说的不对,但后面却说的很好,”一名上了年纪的阿塞拜疆记者说道,“我们还是不要让德国的报纸写这些了,他们会讽刺我们的……”他停了片刻,然后狡黠地问道:“您说的是哪个国家?”
库尔德青年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老记者身边的儿子说道:“他害怕说出来。”
“他害怕也是有道理的”,“他不像你们是为政府干活的”大家回应道。但老记者和他的儿子并没有生气。房间里的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时而还开个玩笑,就好像是在娱乐、做游戏一样。后来,卡听法泽尔说了所发生的一切。他在本子上这样写道:这种政治会议可以一直开上好几个小时,惟一需要的就是一大群抽着香烟、皱着眉头、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坐在那儿嬉笑扯皮,而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们不要当欧洲人!”另一个年轻的伊斯兰分子傲慢地说道,“那些用坦克和枪炮强迫我们按照他们的模式来生活的人最终可能会成功,但他们永远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灵魂。”
“你们可以占有我的身体,但绝对无法占有我的灵魂,”一个库尔德青年用土耳其电影里的台词嘲讽道。
大家都被逗乐了,说这番话的年轻人也大度地笑了起来。
“我也有话要说,”坐在“神蓝”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说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崇拜西方,可他们却从来不说,就好像说自己崇拜西方很可耻一样。尽管他们没有说,可这儿仍然有一股‘我们不是欧洲人,请见谅’这样的一种气氛。”他转向身着皮夹克、正在作着记录的男子,说道,“请不要把前面我所说的写下来,现在请写:我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骄傲,为欧洲人眼中天真、残暴和愚昧的我而感到自豪,要是他们美的话,我就丑,要是他们聪明的话,我就蠢,要是他们现代的话,我就原始。”
没有人赞同这番话。在这儿每说一句话,都会被人取笑。有个人就插嘴说“你本来就很蠢!”可就在这时,两名左派分子当中年长的那个和身着黑色夹克的家伙剧烈地咳嗽了起来,所以也没闹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
堵在门口的红脸年轻人这时也开始念起诗来,诗是这样开头的:“欧洲啊欧洲/你就在那儿呆着吧/就算在梦里/我们也不会向恶魔屈服”。在咳嗽声和谈笑声中,法泽尔好不容易才听到后面的句子,但他后来并没有把后面的诗告诉卡,而是把大家对这首诗的异议告诉了卡。这些异议当中有三条被写到了给欧洲的声明和卡那首题为《全人类和星辰》的诗里:
1“我们不要害怕那个地方,那儿也没什么可怕的。”人近中年的一个左派人士喊道。
2不时地问“您说的是哪个国家”的阿塞拜疆裔老记者说道:“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土耳其人的属性和宗教。”之后,他便高谈阔论起十字军东征、犹太人大屠杀、在美国被杀死的印第安人以及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杀死的穆斯林。就在这时,人群之中有好事之徒悄悄地问道:“卡尔斯和整个安纳多卢地区上百万的亚美尼亚人在哪儿呢?”正在作笔录的奸细因为同情他,所以没有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3其中一个人说道:“这么冗长而且无聊的诗谁也不会去翻译,而且汉斯·汉森先生也不会把它登在报纸上的。”这也给了在场的诗人们(总共有三个)一个借口,他们开始抱怨起土耳其诗人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处境。
大家一致认为这首诗很无聊,很愚昧。当红脸的年轻人大汗淋漓地朗诵完这首诗时,几个人嘲讽地鼓起了掌。大家都说,这首诗要是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的话,“我们”会受到更厉害地嘲笑的。那个姑父在德国的库尔德青年抱怨道:
“他们都是以全人类的名义来写诗、唱歌的。他们代表全人类,而我们只代表穆斯林,就算我们写诗,也只能算是一个种族的诗。”
“我要说的是这,请记下来,”穿着黑夹克的人说道,“如果欧洲人正确,并且除了模仿他们我们没有其他出路的话,那么我们沉迷于这些无稽之谈只不过是在愚蠢地浪费时间。”
“最让欧洲人觉得我们愚蠢的就是这番话了。”
“那就请你们大胆地说出来,是哪个国家看起来很愚蠢。”
“先生们,我们装得好像比欧洲人更聪明,更尊贵,可要是今天德国人在卡尔斯设一个领事馆,给每个人都免费发签证的话,我敢说,卡尔斯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空了。”
“你在瞎说,刚刚我们这位朋友还说就算给他签证,他也不会去的。我也不会走,我要和我的尊严一起留在这儿。”
“先生们,你们要知道还有其他人也会留下的。不走的请举起手,让大家看看。”
几个人很严肃地举起了手。看到他们举起了手,一两个年轻人犹豫了起来。穿着黑夹克的人问道:“走的人为什么可耻,先说说看。”
“要把这一点对理解不了的人解释清楚很难。”有人摆出一副神秘的姿态说道。
这时,法泽尔注意到卡迪菲正在忧郁地望着窗外,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心里想“真主啊,请你庇佑我,让我保持纯洁,让我别犯糊涂”,他觉得卡迪菲会喜欢这句话的。他想让他们把这句话写给德国报纸,可又怕大家都在说着自己的意见,对这句话不会感兴趣。
嗓音尖尖的那个库尔德青年最终把这一阵喧嚣给压了下去。他要让德国报纸写一写自己的梦。梦里头,他一个人坐在“民族剧院”里看电影。那是一部西方的电影,里面的演员都说着外语,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难受,因为他觉得演员的台词他都听懂了。之后他再一看,发现自己已经进到了电影里面:“国家影院”里的座椅,此时已经在电影里那个基督教家庭的饭厅里了。接着,他看到了一张餐桌,他想填饱肚子,可又害怕做错事,所以只好远远地站着。再往后,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发女郎。他一下子想起来,这名女子是他多年来一直钟情的对象。这名女子对他异常的温柔,称赞着他的衣着,吻着他的脸,抚摸着他的头发。他很幸福。后来这名女子一把抱起了他,给他展示了餐桌上的食物。这时他不禁泪流满面。他明白了,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这名女子才会觉得自己可爱。
听了这个梦,有人嘲讽,有人取笑,也有人感到忧伤,忧伤之中甚至还带着一丝丝的恐惧。
“他不可能做这样的梦,”老记者打破了房间里的宁静,说道,“这是他编的,为了让我们在德国人的眼中显得更加卑微。不要写它。”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做了这样的梦,库尔德青年又补充了他刚才略掉的一个细节:他每次醒来时,都还记得梦中的那个金发女郎。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女的是在五年前,当时她从一辆满载着游客去参观亚美尼亚教堂的车上下来,她的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吊带衣服,在后来的梦里和电影里,她穿的都是这件衣服。
对此,大家又嘲笑了一通。一个人说道:“你呀,不知道我们都见过什么样的欧洲女人,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样的梦而向恶魔屈服!”一下子,大家开始谈论起欧洲女人来,言谈间既有点气愤,有点粗俗,又充满了向往。这时,一个瘦瘦高高、长的还挺帅的年轻人(先前大家都没怎么在意他)开始说起段子来:
一天,一个西方人和一个穆斯林在火车站相遇。火车怎么也不来,在前面的站台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法国女人也在等火车……
每一个读过男子高中或是服过兵役的男人都能猜得出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性能力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故事里那些粗俗的地方用的都是暗语,并没有那些庸俗的字眼。可就像法泽尔后来说的那样,房间里的气氛很快就让他难为情了起来。
图尔古特先生站了起来。
“好了,孩子们,够了!把声明拿过来,我来签名。”他说。
图尔古特先生从兜里掏出那支新笔,在声明上签了名。房间里的喧嚣声和烟雾让他感觉很疲惫,他想要站起来,可卡迪菲拽住了他。随后,卡迪菲自己站了起来。
“现在请听我说几句,”她说道,“你们自己不觉得难为情,可听了你们说的这些,我却感到脸红。为了不让你们看到我的头发,我才戴的头巾,我这是为了你们在忍受痛苦,可是……”
“不是为了我们!”一个声音轻声说道,“是为了真主,是为了你自己的精神追求。”
“我也有话要对德国报纸说,请记下来,”凭着演员的直觉,她感觉到大家正在既钦佩又气愤地注视着自己,“因为信仰而把头巾看成是一面旗帜的一位卡尔斯的年轻女孩,不,你就写卡尔斯的穆斯林女孩,因为一时的反感,她就在大家的面前解开了头巾。这会成为欧洲人喜欢的一则好消息。这样一来,汉斯·汉森也就会把我们说的话都给登出来。她在解开头巾的时候这样说道:我的真主,请您宽恕我,因为我现在必须要孤独。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可憎,而我又是如此的愤怒和无助……”
“卡迪菲,”法泽尔突然站了起来,“你千万不要解开头巾。现在我们不是都在这儿吗?我和奈吉甫也在。要不然,我们,我们都会死的。”
一时间,大家都被震惊了。有人说“你不要胡扯”,也有人说“当然别让她解开头巾了”,然而大多数人一边在翘首以待,希望能闹起来,一边则在想着究竟是谁在捣鬼。
“我想在德国报纸上说这两句话,”法泽尔说道。房间里响起一片嘈杂声。“我说的不仅仅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政变当晚被残害的我那可怜的朋友——奈吉甫。我要说:卡迪菲,我们很爱你。要是你解开头巾的话,我就自杀,你千万不要解开。”
在有些人看来,法泽尔对卡迪菲说的不是“我们爱你”,而是“我爱你”。当然,这也可能是大家为了解释后来“神蓝”的反应而作出的猜测。
“神蓝”声嘶力竭地喊道:“谁也不要说自杀了!”之后,他看也没看卡迪菲就离开了房间。会议因而就此结束了,房间里的人们很快也都散去了,尽管离去时不是特别的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