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幸福的时代想必为时不久。卡利普读到，黄金年代结束后，很快地这个神秘信仰就变成了众人鄙夷的污点，而关于它的秘密也变得更复杂难解。为了更进一步隐藏他们的秘密，有些人会求助于神符圣水，他们学居住在幻影村落里的胡儒非信徒们，用鲜血、蛋、头发、粪便，调制出各种混合物；其他人则在伊斯坦布尔的隐蔽角落和自己家的地底下挖掘隧道，以埋藏他们的秘密。然而有些人则没有挖隧道的人那么幸运，他们因为加入禁卫军叛乱而被逮捕，吊死在树上，上过润滑油的绳索像领带一样缠绕脖子，勒得他们的脸部文字扭曲变形。不仅如此，当吟游诗人拿着鲁特琴，来到陋巷里的托钵僧小屋低声传唱胡儒非的奥秘时，结果也只是碰壁，因为没有人听得懂。卡利普所读到的这些证据，证实了曾经存在于偏远村落也存在于伊斯坦布尔小街暗巷的黄金年代，在一夕之间消失。

卡利普手中的这本诗集，书页有老鼠咬啮的痕迹，角落长出一朵朵深绿和蓝绿色的霉菌，散发出一股好闻的纸张和潮湿的气味。翻到最后一页，他看到一则批注写着，关于这个主题在另一篇专论中有更详尽的资料。在诗的最后一行下面与印刷厂地址、出版社、著作和出版日期的上面，留了一点空间，合罗珊的排字工人塞进了密密的一行又长又不合文法的句子，指出同系列中的第七本书由同一单位在埃祖隆附近的合罗珊出版，作者是乌申绪，书名是《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曾获得伊斯坦布尔记者歇林·卡马兹的高度评价。

昏昏沉沉的卡利普，满脑子都是关于如梦的梦境和充满文字的幻想，疲惫又失眠，此时不禁联想到耶拉刚进新闻业的最初几年。那个时候，耶拉所玩的文字游戏，只限于在“今日星座”和“信不信由你”专栏中，用暗语传递讯息给他的情人、家人和朋友。为了找出批注中提及的专论，他在几大叠文件、杂志和报纸中胡乱翻找，满屋子翻箱倒柜。最后，他终于在一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箱子里找到了那本书，埋在一堆耶拉收集的1960年代初期剪报、未发表的辩论和一些怪异照片中。这时早已过了半夜十二点，街道上笼罩着肃杀的静寂，像是戒严国家的宵禁气氛，叫人背脊发凉。

如同许多这一类的“著作”，往往过早宣布出版时间，而真正的发行日总拖了很久，《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也隔了好几年，一直到1967年才终于在另一个城镇果德斯问世——卡利普很惊讶当时那里竟然有印刷厂——装订成一本两百二十二页的书。泛黄的书封上是一幅图画，印刷很糟，想必是出自粗糙的制版和廉价的油墨：那是一幅简陋的透视法插画，一条左右栽种了两排栗子树的道路，往前延伸通向看不见的远方。每一棵树的旁边都印着文字，恐怖、让人浑身冰凉的文字。

乍看之下，它很像几年前某些“理想主义”的军官所写的书，内容关于“为什么过去两百年来我们赶不上西方国家?我们该如何进步?”这些由作者自费在某个安纳托利亚偏僻小镇印刷的书，最前面常有类似的献词：“军事学校的同学们!国家的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不过，把书翻开之后，卡利普便明白在他面前的是一本截然不同的“著作”。他从椅子上起身，来到耶拉的书桌前，把两只手搁在书的两侧，开始专心阅读。

《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前两部的标题正好是书名。第一部，“文字之谜”（或者可说是胡儒非之谜），从胡儒非教派的创始者法兹拉勒的生平开始说起。作者乌申绪在故事中加入了较为入世的层面，不纯粹把法兹拉勒描述为一个苏菲派和神秘主义学者，更视他为理性主义者、哲学家、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就如同人们认为法兹拉勒是个先知、救世主、殉道者和圣人——或者还不只这样——他也是一个敏锐的哲学家和天才，虽然“不为我们所知”。如果把他的思想解释为泛神论，或是像西方国家某些东方主义学者那样，用普罗提诺、毕达哥拉斯、卡巴拉的观点来分析法兹拉勒，这些方法，都会像是用法兹拉勒一辈子抵抗的西方思想来捅他一刀。法兹拉勒是一个纯粹的东方人。

依照乌申绪的说法，东方与西方分别占据半个世界：两者完全对立、互相排斥、彼此矛盾——如同善与恶、黑与白、天使与恶魔。与活在梦幻中的乐观主义者的假想相反，乌申绪认为两个世界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完全不可能和平共处。两者之一必然会控制另一个，一个扮演主人的角色，另一个则是奴隶。为了描绘这对孪生兄弟之间不曾止息的争斗，作者回顾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并且一一列举：亚历山大割断戈耳迪之结[3]（作者评注说：“意思正是解谜”）、十字军东征、拉希德国王送给查理曼大帝的神奇时钟上头各种文字和数字的双重意义、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伊斯兰在安达卢西亚的胜利（作者花了整整一页探讨科尔多瓦清真寺的石柱数目）、本身是胡儒非信徒的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征服拜占庭并夺回君士坦丁堡、哈扎尔人的崩毁、最后是奥斯曼人先后在多皮欧（《白色城堡》）和威尼斯的围城挫败。

乌申绪认为，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指向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而法兹拉勒则把它转化为各种隐喻，融入他的作品中。在不同的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之所以能够压制对手的原因，绝非偶然，而是确有逻辑可循。任何一方，若能成功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看出这个世界是一个模棱两可、充塞着秘密的神秘地方，那么，这一方就会占上风，得以支配另一方。相反，把世界视为单纯、清晰、有条有理的那一方，则注定会失败，结果必然是受到奴役。

乌申绪在书本的第二部里，详尽地讨论了谜的失落。所谓的谜，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指古希腊哲学家的“理念”、新柏拉图学派基督教的“神性”、印度教的“涅槃”、阿塔尔的“骏鹰”、鲁米的“挚爱”、胡儒非的“秘密珍宝”、康德的“本体”，或者是一本侦探小说中的凶手。不管谜究竟是什么，任何时候，它都意味着“中心”，始终隐秘不为人知。如此一来，乌申绪解释，若一个文化失去了“谜”的概念，便丧失了它的“中心”，一个人如果观察到此现象，必然要推论出这个文化的思想也已经失去了平衡。

接下来的几行，卡利普读得似懂非懂：鲁米必须要谋杀他的“挚爱”，也就是大不里士的贤姆士；为了保护他所“设置”的谜，他展开大马士革之旅；然而，在城市里的漫游和搜寻并不足以支持这个“谜”的概念；鲁米为了要重新定位自己已经偏离的思想“中心”，在流浪途中去了许多场所。作者认为，一场完美的谋杀案，或是一个不留痕迹的失踪案，都是重新建立失落之谜的好方法。

随后，乌申绪着手铺陈胡儒非教派中最重要的课题，“文字与脸”之间的关系。仿效法兹拉勒在著作《永生之书》中的做法，他说明在人类的脸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见总是隐而不为人知的真主，他详尽地检视了人脸上的线条，把这些线条勾画成阿拉伯字母。作者花了许多篇幅，天真地分析胡儒非诗人的诗句，比如说内扎米、雷费、米撒里、巴格达的鲁赫伊和罗丝·巴巴，最后整理出某种逻辑。当处于幸福昌盛的年代时，我们所有人的脸孔都富有意义，就如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这个意义要归功于胡儒非信徒，因为他们看出了世界的谜和世人脸上的文字。然而，随着胡儒非教派的消失，我们脸上的文字以及世界的谜，也一起失去了踪影。从此以后，我们的脸孔变成空白一片，再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从中读出什么，我们的眉毛、眼睛、鼻子、目光和表情只剩下空洞，我们的脸不再具有意义。虽然卡利普很想起身照镜子看看自己，但他继续仔细往下读。

摄影艺术带来了悚然黑暗的结果，由于直接以人为题材，它展现出我们脸上的空虚，就好像土耳其、阿拉伯和印度电影明星脸上特殊的五官起伏，会让人联想到看不见的月亮背面。而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和开罗的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仿佛深夜里躁动呻吟的鬼魂；所有男人皱眉的脸上全都蓄着相同的胡子；所有戴着同款式头巾的女人全都流露出相同的目光。这一切都随着空虚而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系统，来分辨那些将会在我们空白的脸上重新灌输意义的拉丁文字母。书的第二部最末，作者愉快地告诉我们，整套系统的运作即将在题为“谜之发现”的第三部中公之于世。

乌申绪不仅善用言外之意，而且喜欢玩弄文字，像个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使得卡利普不禁对他产生好感。他的某个方面，让人联想起耶拉。

[1]地中海地区的迷信，若诸事不顺，可能是有嫉妒你的人对你下了邪眼诅咒。此区文化当中因而常以邪眼图案作为护身符。

[2]骏鹰（Simurgh），古波斯传说中的巨鸟，为狮与鹏鸟的结合体。

[3]戈耳迪之结，希腊神话中，佛里几亚王戈耳迪的难解绳结，根据神谕所示，能解开这个结的人，便能成为亚细亚王，后来亚历山大大帝以剑将它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