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他不打架还待得住的话，”考尔库特说，“有时驴脸疯子老师实在太气人，谁都没法控制自己。”

考尔库特：我对穆斯塔法叔叔说的“麦夫鲁特不会跟人打架”的话起了疑心，我觉得他在贬损我。三年前，我弃学了，那时我们住在穆斯塔法叔叔和我爸爸一起圈地盖起的房子里（现在麦夫鲁特他们住的地方）。为了让我自己断了重回学校的念头，离开学校前几天，我当着全班人的面，给了那个驴脸、自命不凡的化学老师费夫兹两耳光、三拳头，我给了他应得的教训。去年，他问我Pb

<sub><small>2</small>（SO<sub><small>4</small>）是什么，我回答说是“鞋子”，他当着全班人的面嘲笑侮辱了我，还让我不及格，所以他早就该挨揍了。对于一个你能在课堂上打老师的学校—无论它的名字里是否带着阿塔图尔克—我对它的敬意都荡然无存。

苏莱曼：“校服左边口袋的内衬里有一个洞，但千万别把它缝上。”我对麦夫鲁特说，“考试的时候你可以把抄了答案的纸藏在里面。但这校服的优点，倒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我们晚上卖钵扎时才体现出来。半夜三更的，看见在寒冷的街上穿着校服叫卖的孩子，谁都会于心不忍。他们一边问‘孩子，你在上学吗？’一边往你的口袋里塞巧克力、毛袜子和钱。回家后你把校服翻转过来，拿出里面的东西。你千万不能说我弃学了，你要说将来我要当医生。”

“麦夫鲁特当然不会弃学！”他爸爸说，“麦夫鲁特将来真的要当医生，对吧？”

麦夫鲁特也知道他们的关爱里夹杂着同情，所以高兴不起来。他发现，伯父他们住的房子比他和爸爸住的一夜屋更加整洁亮堂。去年他们搬去的在杜特泰佩的房子，是在他爸爸的帮助下盖起来的。在村里坐在地桌上吃饭的伯父和伯母，现在用上了铺着印花尼龙桌布的餐桌；地面砌上了石块，不再是泥土；家里飘溢着古龙水的香味；熨烫过的窗帘一尘不染。这一切给了麦夫鲁特一种想要属于那里的愿望。伯父家现在就有三个房间，他们卖掉了村里的所有东西，包括牛、小院子和家，举家从农村迁徙过来。麦夫鲁特清楚地看到，阿克塔什一家人将在这里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他父亲还没能成功做到这点，也没表现出这种意愿，麦夫鲁特由此感到气恼和羞愧。

穆斯塔法：我时常警告麦夫鲁特说，我知道你偷偷去你的伯父家，去他的杂货店里折纸袋，坐在他们的餐桌上吃饭，和苏莱曼一起玩耍。但不要忘记，他们亏欠了我们。儿子不和他爸爸，而和那些骗了他爸并想抢走他手里面包的骗子站在一边，这让人多痛心啊！你也别因为他们给了你那件校服而抬不起头，那是你应得的！你别忘记，他们明目张胆地从你爸爸的手里抢走了他们一起圈下的地皮，如果你还和这样的人这么亲热，他们就自然不会尊重你。麦夫鲁特，你明白吗？

六年前，也就是1960年5月27日的军事政变后三年，麦夫鲁特还在村里上小学时，他的爸爸和哈桑伯父为了挣钱谋生去了伊斯坦布尔。一开始，他们在杜特泰佩租了一个房子。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年，房租涨价后他们就从那里搬了出去，在对面的库尔泰佩，用他们自己的双手运来煤渣砖、水泥和白口铁，盖起了现在麦夫鲁特和他爸爸住的这个房子。兄弟俩刚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非常和睦，他们一起学会了叫卖酸奶的诀窍，一开始两个大男人—就像后来他们笑着讲述的那样—一起上街叫卖酸奶。后来，为了扩大销路，他俩分头去不同的街区，但是为了避免彼此间因挣钱的多少而产生嫉妒，他们就把每天的收入合在一起。这种天然的亲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兄弟俩在村里娶了一对亲姐妹。麦夫鲁特总是记得，妈妈和姨妈在村里拿到汇款单时开心的样子。那些年，他爸爸和哈桑伯父周日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园、海边、茶馆坐着打瞌睡消磨时光，每周两个早上用同一把剃须刀刮胡子，夏初他们回家时给老婆孩子带回同样的礼物。

兄弟俩1965年搬进了他们在库尔泰佩盖起的一夜屋。随后，哈桑伯父的大儿子考尔库特也去了伊斯坦布尔，他们三人在库尔泰佩和杜特泰佩又各圈下了一块地皮。借助于1965年大选之前的宽容氛围和“大选后正义党将颁布建筑赦免令”的传闻，他们准备在杜特泰佩的那块地皮上再建一所房子。

那时，就像在库尔泰佩一样，在杜特泰佩也没人持有地契。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的有魄力的人，在家的四周种上几棵杨树和柳树，再在划分边界的院墙上放上几块石头，然后去区长那里给点钱，就可以拿回一张纸，纸上写着那块地皮上的房子是他们造的、树是他们种的。就像地契地籍局颁发的真地契那样，纸上还有区长用尺子亲手绘制的原始草图。区长还会在草图上用幼稚的笔迹做一些标注，诸如旁边是谁家的地皮，下面是谁家的房子、饮水池、院墙（很多时候院墙的地方只有一两块石头）、杨树。如果你再给他多塞一点钱，那么区长还会加上一些夸大地皮虚幻边界的词语，然后在纸的下角盖上他的图章。

然而，地皮是属于国库或者森林管理局的，因此从区长那里拿来的那张纸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国家可以随时拆除没有地契的房子。一些住在自己亲手盖起的房子里的人，头几夜常常会做房子被拆的噩梦。但是区长给的那张纸会在每十年的某一天彰显出它的重要性，因为每十年的大选期间，国家是依照区长写的那张纸给一夜屋颁发地契的。另外，从区长那里拿到纸的人还可以出卖那块地皮。在大量无业又无家的人纷纷从安纳托利亚涌向城市的时期，区长写的那些纸的身价陡涨，越来越贵的地皮被快速分割后细分。伴随着移民潮，区长的政治势力也日益扩大。

然而所有这些运作都不敌随心所欲的国家力量。一旦认为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他们就可能和宪兵一起将一夜屋的所有者送上法庭，并拆除他的房屋。因此对于一夜屋的拥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尽早盖完房子入住，因为要拆除已经入住的房屋必须要有法院的判决，而这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谁想要在一个山头上圈下一块地并声称“这是我的”，如果聪明的话，就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里，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干一个通宵砌起四面墙，立刻入住并开始生活，这样隔天拆房子的人就奈何不了他了。一些人住进了尚未封顶甚至连墙壁和窗户都还没完工的房子，他们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家里，度过了星星当棉被、夜空作屋顶的第一夜，麦夫鲁特喜欢听有这种经历的母亲和孩子们的故事。传说，第一个使用“一夜屋”这个单词的人，是一个埃尔津詹的泥瓦匠，他在一夜里砌起了十二间房屋的墙壁，泥瓦匠寿终正寝后，成百上千的人拜谒了他在杜特泰佩的墓地。

麦夫鲁特的父亲和伯父趁着大选前夕的宽容氛围开工的房子，也因同样氛围带来的建材和废品价格的飙升而夭折了。由于大选后将颁布建筑赦免令的传闻，在国库和森林土地管理局的土地上出现了一场密集的非法建筑活动。甚至那些从未想要盖一夜屋的人也纷纷跑去城市边缘的山头，从监管这些地方的区长手里，或者和区长们沆瀣一气的拿着棍棒、武器的团伙，抑或是政治团伙那里要下一块地皮，在交通最不便利、最偏远、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造起了房子。位于市中心的大多数公寓楼也开始私自加盖楼层。伊斯坦布尔向四周辐射的空地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的报纸抱怨无规划的城市化建设，而私搭乱建的喜悦则在城市里热闹上演。那些生产用于一夜屋的劣质煤渣砖的小工厂以及销售水泥和建材的商店通宵达旦地开着，满载着砖块、水泥、沙子、木材、钢筋、玻璃的马车，小卡车和小巴，欢快地摇着铃铛或鸣着喇叭，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在无路的山坡上，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地转悠。“为了建造你哈桑伯父的家，我抡着锤子不知干了多少天。”节日里他们父子去杜特泰佩串门时，麦夫鲁特的爸爸说，“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让你知道而已。当然了，你也不必和你的伯父、堂兄弟们为敌。”

苏莱曼：不是这样的：麦夫鲁特知道，房子盖到一半被迫停工，是因为穆斯塔法叔叔没把挣来的钱留在伊斯坦布尔而是拿回了村里。至于去年呢，这次我和哥哥很希望穆斯塔法叔叔来和我们一起盖房子，可由于叔叔的喜怒无常，他三天两头挑起事端跟我们怄气，也由于他对我们—他的亲侄子都不友好，所以我爸爸有理由厌烦他。

当他爸爸针对伯父和堂兄弟说“他们总有一天会卖了你！”的时候，麦夫鲁特感到最为不安。因此在节日或特殊的日子里，比如杜特泰佩足球队踢第一场比赛时，乌拉尔他们为了建造清真寺召集所有人开会时，他不会因为和爸爸一起去阿克塔什家而开心。而事实上，麦夫鲁特是非常想去他们家的，因为萨菲耶姨妈递到他手上的松饼，因为可以见到苏莱曼和远远地看一眼考尔库特，还因为可以享受一个干净整齐的家带来的舒适和乐趣。然而由于爸爸和哈桑伯父之间的那些尖刻对话，给他一种孤独和灾难的感觉，于是他又不愿意去他们家。

头几次去哈桑伯父家时，为了让麦夫鲁特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以前的权利，他爸盯着那三间房的窗户或者大门看上一会儿，然后用大家都能听见的嗓音说一些类似“这里应该漆上绿色，侧墙上应该抹上灰泥”的话。他这么做是想让大家知道，穆斯塔法和他儿子麦夫鲁特在这个家里也有一份权益。

之后，麦夫鲁特听见爸爸对哈桑伯父说：“只要一有钱，你就立刻把钱投到一块亏本的地皮上！”“亏本吗？”哈桑伯父说，“现在就有人出了一倍半的价钱，但我不卖。”很多时候，争论非但不会友好地停止反而愈演愈烈。甚至还没等麦夫鲁特饭后吃上水果羹或橙子，他爸爸就起身拉着儿子的手说：“起来儿子，咱们走！”走进夜晚的黑暗中，他又说：“我一开始就跟你说别来这里，咱们再也不来了。”

从哈桑伯父家走回自家的路上，麦夫鲁特发现了远处城市的璀璨灯火、天鹅绒般的夜空和伊斯坦布尔的霓虹灯。有时，藏蓝色星空中的一颗星星会引起他的注意，父亲在不停地唠叨，用大手牵着他，他则幻想着他们正在朝着那颗星星走去。有时，远处的城市一点也看不见，然而从周围山坡上成千上万的窗户里折射出的暗橙色灯光，给麦夫鲁特展现出一个远比他认识的更为耀眼的世界。有时，附近山坡上的灯光也淹没在浓雾中，麦夫鲁特就会在愈发浓厚的雾气里听到狗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