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塔法：第二年秋天，麦夫鲁特上初二，他还羞于在街上喊“卖酸奶”，但已经习惯用扁担挑酸奶和钵扎罐了。下午，像我关照的那样，他独自一人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比如挑着空罐从贝伊奥卢后街上的一家餐馆去锡尔凯吉的仓库，在仓库装满酸奶，或者在维法买好钵扎，挑回贝伊奥卢那家满是油烟和洋葱味的拉希姆餐馆，然后回到库尔泰佩。晚上我回到家，如果发现麦夫鲁特还在做功课，我就说：“真棒！照这样下去，你将是咱们村的第一个教授。”如果已做好功课，他会说：“爸爸，我现在背给你听。”他两眼看着天花板开始背诵课文。遇到卡壳时，他把目光转向我。我说：“孩子，别指望你的文盲爸爸来帮你，你背诵的课文没写在我脸上。”初二时，他对学校和小贩这个营生都还满怀热情，有的晚上他说：“我和你一起去卖钵扎，明天不上学！”我不吭声。有些日子他说：“明天有课，放学后我直接回家。”

就像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多数学生那样，麦夫鲁特对他的校外生活也守口如瓶，甚至和自己一样当小贩的同学也不分享放学后所做的一切。有时，看见一个同学在街上和他爸爸一起卖酸奶，他会视而不见，第二天在班上碰到也装作若无其事。但他会仔细观察那个孩子是怎么上课的，是否可以在课堂上看出他是个小贩。他还会问自己，那孩子日后将成为怎样一个人，会做什么。班里有个来自霍裕克地区的同学，跟爸爸驾着马车挨家挨户收购旧报纸、空瓶子和空锡罐。麦夫鲁特年末在塔尔拉巴什和他不期而遇，于是对他也产生了兴趣。有一天，麦夫鲁特发现，那个神情恍惚、上课总看着窗外的孩子，初二开学四个月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来过学校。而对于他和他的消失，甚至一次都没有人说起。与此同时，麦夫鲁特知道，就像所有那些在初中找到工作或去当学徒而离开学校的同学一样，那个孩子也将很快被自己永远忘记。

年轻的英语老师娜兹勒，皮肤白净，有一双大大的绿眼睛，穿一件印有绿叶图案的校服。麦夫鲁特知道她来自另一个世界，为了接近她，他想当班长。课堂上，当老师说话不管用，又因惧怕反击而不敢用手或者尺子打学生时，班长就可以拳打脚踢胁迫那些混混听话。像娜兹勒老师那样对无纪律和嘈杂束手无策的女老师，迫切需要这项服务，而提供这项服务的人选则多来自后排的学生。有些人以帮助女老师为由，上课时自己站起来，用打后颈、拽耳朵的方式，把破坏课堂安宁的同学拉回正道。这些志愿者为了让娜兹勒老师注意到他们的义举，在往调皮同学的后背施以重拳之前，先高声嚷道，“你倒是好好听课啊！”或者“我让你不尊重老师！”如果麦夫鲁特发现，娜兹勒老师对此类服务颇为满意，即便她没朝后排看一眼，他也会愤怒和嫉妒。他想，如果自己被娜兹勒老师选为班长，为了让调皮同学安静，他都无需使用武力，仅仅因为他是个来自一夜屋街区的穷孩子，那些懒虫和混混也会听话的。遗憾的是，校外的政局，让麦夫鲁特的这些校内政治梦想破灭了。

1971年3月发生了军事政变，时任总理德米雷尔被迫辞职。革命组织抢劫银行、劫持绑架外交官，国家也三天两头宣布实施戒严和宵禁，军人和警察不断地挨家挨户搜查，城市的墙壁上贴满了通缉犯和嫌疑犯的照片，人行道上的书摊也被取缔了。这些对于街头小贩来说都不是好消息。麦夫鲁特的爸爸诅咒那些“导致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人”。然而成千上万的人被扔进监狱备受折磨之后，对于小贩和毫无顾忌做生意的人来说，情况并未有所改善。

军人们把伊斯坦布尔的所有人行道、他们认为脏乱无序的每个地方（其实整个城市都是那样的）、高大的枫树树干、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墙壁，全都用石灰水涂成了白色，俨然把城市变成了一座军营。私人小公共随便停车载客被禁止了，小贩们也被禁止进入大广场和大街、有水池的体面公园、轮船和火车。警察带着记者突击搜查由著名恶霸把持的半地下赌场、妓院，以及贩卖欧洲烟酒的走私贩仓库。

军事政变后，“骨骸”免去了左派教师的行政职务。这样，娜兹勒老师也就没可能选麦夫鲁特当班长了。有时她也不来上课，据说她的丈夫被通缉了。所有人都被广播和电视里关于秩序、纪律和整洁的词句感染了。校园墙壁上、厕所门上、写在隐蔽处的政治口号以及淫秽的俗语，关于老师的形形色色下流故事和淫秽图画（“骨骸”和梅拉哈特在一幅画上交配），全被涂上颜料遮盖了。跟老师造反、调皮捣蛋、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或者让每节课都沦为政治辩论和宣传的激进学生都变老实了。校长和“骨骸”为了在升旗仪式上让所有人齐唱《独立进行曲》，在阿塔图尔克塑像的两旁，各安放了一个用于宣礼塔的扩音器。然而，扩音器除了给不和谐的大合唱增添一种新的金属声音，没有产生任何别的效果。而且，扩音器的尖啸淹没了所有声音，于是唱国歌的人便更少了。历史老师拉美西斯在课堂上，也更多地谈到血腥的胜利、国旗的红色来自鲜血、土耳其人的血液有别于其他民族。

莫希尼：我的真名叫阿里·亚尔讷兹。“莫希尼”是印度总理潘迪特·尼赫鲁1950年送给土耳其小朋友的那头漂亮大象的名字。在伊斯坦布尔的高中里，想得到莫希尼这个外号，仅仅像大象那样高大魁梧、天生老态龙钟，像我一样摇摇摆摆、慢慢悠悠地走路，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贫穷和敏感。就像先知易卜拉欣也降示的一样，大象是极其敏感的动物。1971年军事政变带给我们学校最严重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我们的长头发被剪掉了。为了保护长头发，我们曾经和“骨骸”以及其他老师英勇抗争过。这是一场导致很多人流泪的悲剧，这些人当中不仅有喜爱流行音乐的医生和公务员的孩子们，还有生活在一夜屋街区、长着一头美发的高中生。校长和“骨骸”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常常威胁说，受欧洲堕落歌手的影响，男孩子像女人一样留长发很不协调。但是剪掉长发，是在政变军人进入学校后才得逞的。一些人认为，从军用吉普车上下来的上尉，是为了组织援助东部的地震灾民才来学校的。但是机会主义分子“骨骸”，立刻请来了杜特泰佩最能干的理发师。很遗憾，我也是一看见军人就吓懵了，被人剪了头发。头发一剪短，我看上去更丑了。怀着对军人的恐惧，我立刻向权威屈服了，自己跑去理发店重新把头发理了一遍，为此我更加憎恨自己。

“骨骸”觉察到了麦夫鲁特想当班长的梦想。军事政变后，他给了这个乖巧的学生在长课间操时协助莫希尼的任务。这是一个上课时能够去走廊的与众不同的机会，麦夫鲁特很开心。每天十一点十分的长课间操之前，麦夫鲁特和莫希尼便走出教室，经过昏暗潮湿的走廊和楼梯走到地下室。下去后，莫希尼先去煤库旁边的高中生厕所。那个麦夫鲁特连门都不敢看的地方，是一个被浓重的蓝色香烟烟雾笼罩的臭烘烘的场所。莫希尼在那里乞讨寻找一节香烟，如果有人可怜他给他一支，他就点燃抽完，然后老成地对耐心等在门口的麦夫鲁特说：“我吃了安抚神经的药。”在厨房排长队等待后，莫希尼背起一个差不多和他一样大的罐子，爬上楼梯，小心地把罐子放到教室的煤炉上。

粗糙的大罐里装着在恶臭的厨房里煮开的牛奶，奶粉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贫穷国家的学校免费配送的。课间操时，莫希尼像家庭主妇那样，小心翼翼地将牛奶倒进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塑料杯里。值勤老师则像发珠宝那样，仔细地给每个学生发鱼肝油。老师从一个蓝盒里拿出的、所有人都厌恶的鱼肝油，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免费提供的。为了确认学生们吞下了这个难闻的东西，老师像警察那样在课桌间转悠。多数学生要么把胶囊扔到楼下那个学生聚赌的垃圾角落，要么带着让教室难闻的乐趣，把胶囊扔地上踩扁。有的学生用掏空的圆珠笔管，把鱼肝油胶囊吹到黑板上。杜特泰佩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黑板上，全都留有一种无数鱼肝油炸弹留下的滑腻，还有一种让陌生人感到不安的鱼腥臭。有一次，楼上9-C班的阿塔图尔克画像不幸被鱼肝油击中，“骨骸”为此惊慌失措。他想让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和教育局派检察官来开展调查。但经验丰富、和蔼可亲的教育局长，告诉负责戒严的军官们说，无人有意亵渎共和国缔造者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从而化解了事端。尽管试图将奶粉和鱼肝油仪式政治化的努力在那些年遭到了失败，但是若干年后，无论是伊斯兰教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或是左派，全都抱怨国家迫于西方势力让他们在童年吞食有毒、难闻胶囊的事情，甚至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书和回忆录。

文学课上，读到雅哈亚·凯末尔描写奥斯曼骑兵挥剑攻克巴尔干时的喜悦心情的诗句，会让麦夫鲁特感到幸福。自习课上，为了打发时间，当全班一起唱歌时，就连最后排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有时也会流露出一种天使般的单纯。外面下雨时（麦夫鲁特会瞬间想到卖酸奶的爸爸），麦夫鲁特想到，他可以在温暖的教室里唱着歌永远坐下去，尽管远离妈妈和两个姐姐，但城市生活远远好于乡村生活。

军事政变后几周，戒严和宵禁以及搜家导致成千上万人被扔进了监狱。不久以后，禁令像往常一样开始放松，小贩们开始更轻松地走进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卖鹰嘴豆和瓜子、面包圈、黏糖、棉花糖的小贩们，也开始沿着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院墙排列开来。对禁令表示尊重的麦夫鲁特，在一个和煦春日里，从打破购物禁令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自己想效仿的同龄人。麦夫鲁特感觉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孩子拿着一个用大大的字母写着“运气”的硬纸盒。麦夫鲁特看见盒子里有许多诱人的奖品和一个大塑料足球，奖品里有塑料军人、口香糖、梳子、足球球员的画片、小镜子和弹子球。

“禁止从小贩那里买东西，你不知道吗？”麦夫鲁特说，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很坚定，“你卖的那是什么？”

“相对于其他人来说，真主更爱某些人，最终他们富有了。而被真主更少爱的人则依然贫穷。你用针尖去刮其中的一个彩色洞眼，下面写着你中了什么奖，你是否有运气。”

“这个游戏是你发明的吗？”麦夫鲁特问道，“你是从哪里买来这些奖品的？”

“他们和奖品一起成套出售这个游戏。全套给你32个里拉。你在街上转悠，刮一个洞眼60库鲁什<small>8</small>的话，一百个洞眼就是60里拉。周末在公园里可以挣不少钱。你想成为一个富人，还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穷人，你想马上知道吗？刮一个就知道结果了。免费让你刮。”

“我不会穷的，你看着吧。”麦夫鲁特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接过小贩孩子熟练地递过来的大头针。硬纸板上还有好多没被刮过的小圆点，他认真地选了一个，刮了一下。

“运气不好！什么也没有。”小贩孩子说。

“让我看看。”麦夫鲁特气恼地说。被他刮开的彩色铝点下面既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一个奖品。“那现在怎么样呢？”

“没中奖的我们给这个。”小贩孩子说。他递给麦夫鲁特火柴盒大小的一块华夫饼。“是的，你的运气不好，但是赌场失意的人情场得意，实质就是失去的同时也会得到。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麦夫鲁特说，“你叫什么名字？学号是多少？”

“375费尔哈特·耶尔马兹。你要去‘骨骸’那里告发我吗？”

麦夫鲁特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怎么会呢”，费尔哈特也是一副“怎么会呢”的表情，他们立刻明白彼此将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尽管同龄，但费尔哈特对街道语言、城里商店的位置和人们秘密的通晓，最先触动了麦夫鲁特。费尔哈特说，学校整个就是一个骗子窝，历史老师拉美西斯是一个笨蛋，多数老师是一帮只想着平安无事走出课堂拿工资的烂人。

“骨骸”花了很长时间精心组织了一支小军队，这支军队由学校的看门人、清洁工、厨房里煮奶粉的人和看煤库的人组成。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骨骸”带着这支小军队袭击了学校院墙外的小贩。麦夫鲁特站在墙根和其他同学一起目睹了这场战争。尽管所有人都站在小贩一边，但国家和学校更强大。一个卖鹰嘴豆和瓜子的小贩和看管煤库的阿卜杜瓦哈普拳脚相加扭打起来。“骨骸”威胁说，要叫警察来，要给戒严指挥部打电话。所有这些，国家和学校当局对小贩群体的总体态度，构成了一幅无法忘怀的画面，深深地留在了麦夫鲁特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