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他们会和警察一起过来。”费尔哈特说，“我们没有获胜的可能。法西斯和警察不仅比我们的武装好，还比我们人多，媒体也站在他们一边。”

这是费尔哈特的“个人”观点。可当着别人的面，他说，“我们决不会让这些杂种孩子过来的！”他的行为犹如尽管没枪，也要立刻开枪一般。

“明天的报纸上不会说库尔泰佩发生了针对阿拉维派的屠杀。”费尔哈特说，“他们会写，有组织的造反被镇压了。共产党人自焚了。”

“既然结局那么糟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

“难道我们啥也不做就屈服投降吗？”

麦夫鲁特的脑子混乱了。他看见杜特泰佩的山脊和库尔泰佩都已经被住房、街道和墙壁填满。他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八年时间里，很多一夜屋都加盖了楼层，原先用泥土建造的一些房屋被拆除，盖起了煤渣砖房甚至混凝土房，房子和商店的外墙都粉刷过，院子变绿树木长高，两座山头的山脊上都覆盖着香烟、可口可乐和肥皂的巨幅广告。有些广告晚上还用灯光照亮。

“让左派和右派的首领去下面的广场，在乌拉尔的面包坊那里勇敢地决斗。”麦夫鲁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取胜的那一方，也就赢得了这场战争。”

遥遥相望的两个山头上，类似阵地工事的防御墙和勇士们的守卫，仿佛有出自古老神话的一面。

“如果有那样一场决斗，麦夫鲁特，你希望谁赢？”

“我支持社会主义者。”麦夫鲁特说，“我反对资本主义。”

“可是，日后咱们不是也要开店变成资本家吗？”费尔哈特笑着说。

“其实，我喜欢共产党对穷人的保护。”麦夫鲁特说，“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信真主呢？”

上午十点，当盘旋在库尔泰佩和杜特泰佩上空的黄色直升机再次出现时，两个山头上互为敌对的人群变得安静下来，部署在山头的所有人都能看见直升机透明机舱里戴着耳机的士兵。直升机一来，像两个山头上所有人一样，费尔哈特和麦夫鲁特也都感到了自豪。库尔泰佩的鸟瞰景象、山头上红黄色的镰刀铁锤旗帜、悬挂在房子之间的布质横幅、用围巾遮住脸冲着直升机喊口号的年轻人，完全就像报上那些反映恐怖和反抗的照片上的画面。

双方的枪战持续了一整天，没有人死，有几个人受伤，仅此而已。天黑之前，警察透过尖啸的扩音器宣布，两个山头实行宵禁。随后，又宣布要在库尔泰佩搜查枪支。手持武器的一些英雄留在了阵地，准备抵抗警察，但是手无寸铁的麦夫鲁特和费尔哈特回家了。

当爸爸卖了一整天酸奶，晚上平安回到家时，麦夫鲁特很是惊讶。父子俩坐在桌旁，聊着天喝小豆汤。

夜深时，库尔泰佩停电了。亮着大灯的装甲车犹如不怀好意的螃蟹在黑暗中笨拙地爬进了街区。装甲车的后面跟着手持警棍的武装警察，他们就像跟着战车的土耳其新军，一路小跑爬上坡，散入街区。随后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便是一片恼人的静谧。更晚一些时候，麦夫鲁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朝窗外望去，他看见了几个戴着面具的告密者，正在向便衣警察和士兵指出要突袭的人家。

早上响起了敲门声。两个长着土豆鼻子的士兵来搜查武器。麦夫鲁特的爸爸告诉他们说，这里是一个酸奶小贩的家，他们不关心政治，他满怀敬意地弯腰请他们进去，让他们坐在桌旁，给他们递上茶。尽管两个士兵都长着土豆样的鼻子，但并不是亲戚，一个是开塞利人，另一个是托卡特人。他们坐了半个小时，说到在这类悲哀的事件里，难免殃及无辜，开塞利体育足球俱乐部今年可能晋级甲级联赛。穆斯塔法还询问他们还有几个月退伍，他们的长官好不好，是不是有事没事就打他们。

他们喝茶时，库尔泰佩山头上的所有武器、左派书籍、海报、横幅全被收缴了。大多数大学生和参与事件的愤怒者被拘捕了。多数彻夜未眠的这群人，在大巴上就开始遭到殴打，随后又被更加认真地施以打脚板刑罚和电刑。等伤口长好，他们被剃光头发，和武器、海报、书籍摆在一起拍照，印在了报纸上。要求判处某些人死刑、某些人终身监禁的官司则持续了多年。某些人被监禁了十年，某些人五年，一两个人越狱，某些人被无罪释放。一些人则因为在监狱里参与造反和绝食，结果变成了瞎子或落下残疾。

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也关闭了。5月1日塔克西姆广场上三十五名左派的死亡使得政治气氛变得愈发紧张，在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都有政治谋杀发生，所有这一切导致学校延迟开学，于是麦夫鲁特离课堂更远了。他在贴满政治标语的街上叫卖酸奶，晚上把大部分收入交给爸爸。学校开学后，他还是无心上学。他不仅是班级，也是后排年龄最大的学生了。

1977年6月发成绩单时，麦夫鲁特发现自己没能高中毕业。整个夏天他都是在忐忑和孤独的恐惧中度过的，因为费尔哈特和他家人要和一些阿拉维派家庭一起离开库尔泰佩。年初冬天的时候，政治事件发生之前，他们曾经幻想过从7月开始一起做点小贩生意。然而忙着做搬迁准备的费尔哈特，回到了阿拉维派的亲戚中，没了热情。7月中，麦夫鲁特回到村里。他和妈妈一起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对妈妈说的“我让你结婚吧”充耳不闻。他还没有服兵役，也没有钱；结婚就意味着回乡。

夏末开学前，麦夫鲁特去了学校。炎热的9月早上，老旧的校舍昏暗、阴凉。他对“骨骸”说要求保留一年学籍。

“骨骸”对这个认识了八年的学生还是尊重的。“为什么要延后呢，咬紧牙关度过一年，你就可以毕业了。”他带着一种令人惊讶的慈爱说，“所有人都会帮你的，你是我们高中年龄最大的学生……”

“明年，我要去上大学预备班的补习课。”麦夫鲁特说，“今年我要打工凑学费，后年我再来把高中读完。”他在回伊斯坦布尔的列车上逐字思忖了这个剧本。“这是可能的。”

“可能是有的，但那时你就二十二岁了。”没心没肺的官僚“骨骸”说，“这所高中的历史上还没有谁是二十二岁毕业的。”他看见了麦夫鲁特脸上的表情，“好吧……我给你保留一年学籍，只是你需要去区卫生局拿一份报告回来。”

麦夫鲁特甚至没问是什么报告。刚走到操场，他就彻底明白了，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来到这个八年前他第一次走进的高中楼。而他的理智则在告诫自己，不要对学校的气息心存半点留恋。这其中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放的奶粉气味；废弃的储煤仓库气味；初中时看见那扇门都害怕、高中时却和一帮人在里面讨烟抽的地下室厕所气味。他甚至没有转身朝老师办公室和图书馆的门瞅一眼就下了楼。“我本来就毕不了业，为什么还要来！”最后几次来学校时每次他都这么想过。最后一次经过阿塔图尔克塑像时，“如果真想，我是可以毕业的。”他自言自语道。

他对爸爸隐瞒了没去上学的事，这点他对自己也隐瞒。为了能够相信继续学业的可能，他应该去卫生局拿一份报告，他却连这件事都没做，因此就连他那关于学校的个人观点，也正在转变成他对自己说的一种官方观点。有时，他还真能发自内心地相信，他已经在为明年的大学预备补习课攒钱了。

有时，他给日益减少的老顾客送去酸奶后，把扁担、秤、酸奶罐存放在一个熟人那里，在城市的街道里任凭双腿将自己带去任何地方。

他喜爱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让很多有趣事物在同一时间上演的地方，而且一个比一个值得观看。希什利、哈尔比耶、塔克西姆和贝伊奥卢周围，则是这些事物出现最多的地方。早上，他跳上一辆公交车，在逃票却不被抓到的情况下，随车进入这些街区，能走多远走多远。随后，他毫无负重、自由自在地走进挑着扁担则无法进入的街道。他十分喜欢自己消失在城市的喧嚣里，一路看着橱窗。他喜欢看橱窗里的模特，喜欢欣赏展示套装的布置，模特是身着长裙的母亲和幸福孩子。遇到袜子店的橱窗，他就细细地端详那一截截脚模。就在那时，他会陷入脑子里那个时刻杜撰的一个虚构情节，跟着对面人行道上的棕发女人走上十分钟，然后突然决定走进面前的一家餐馆，随便想起一个高中同学的名字，问道：“他在这里吗？”有时，还没等麦夫鲁特开口，他们就以粗暴的声音打断他说，“我们不招洗碗工！”重新回到街上时，他唰地想起了奈丽曼，但却按照脑海里闪现的一个新幻想，朝她走来的相反方向走去，比如杜乃尔的后街，或者想着费尔哈特的远房亲戚可能会在门口检票，他走去如梦电影院，在影院狭窄的大厅里看海报和剧照打发时间。

生活所给予的安宁和美好，只有在幻想远离生活的其他世界时才会出现。买了票看电影时，就像幻想时那样，他感到了灵魂深处的内疚在隐隐作痛。因为白白浪费了时间、没看清字幕、只注意和电影无关的奇怪细节和迷人的女人，他感到自责。看电影时，有时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有时则没任何原因，他的阴茎翘起，那时他就在座椅上弓起背，做起晚上回家手淫的打算，他想如果晚上比爸爸早回去两小时，那么就可以踏实舒服地做这件事。

有时，他也不去电影院，去找在塔尔拉巴什的一家理发店做学徒的莫希尼；或者去一家阿拉维派和左派司机常去的咖啡馆，在那里和费尔哈特介绍认识的一个小伙计聊会儿天，看看旁边桌上的人玩麻将，同时用余光瞄几眼电视。他知道自己在虚度光阴，因为没能继续念高中，他的人生也不在一条正道上，这个事实让他感到万分痛心，于是他用别的幻想来慰藉自己。比如，他可以和费尔哈特一起合作开始一个新的营生，他首先幻想的是一种不同风格的街头小贩（一辆可以把酸奶罐放在上面推着走、铃铛随着运动响起的带轮子的小车）；或者，像他刚才看见的那家空店铺一样，他们可以在某个地方开一家小烟草店；抑或是，在那家毫无生意的衬衫—衬衫上浆店的地方，开一家杂货店……日后，他将挣到很多钱足以让所有人为之惊讶。

事实上，他也亲眼看见，在街头叫卖酸奶挣钱变得日益艰难，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从杂货店里买来玻璃罐装的酸奶放到自己的餐桌上。

一个好心的奶奶说：“麦夫鲁特，我的孩子，我发誓，只是为了看见你，我才买你的乡村酸奶。”没人再问麦夫鲁特何时能把高中读完。

穆斯塔法：如果只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玻璃碗就好了。类似窑土罐的那些最先出现的酸奶碗又厚又重，押金也很贵，一不小心碗边就会被磕破或者裂开，那样杂货店是不会退还押金的。家庭主妇们还会把空碗用在各种地方：猫食盆、烟灰缸、存放用过的油、浴室的舀水碗或是肥皂盒。不知道哪一天，人们拿着这些曾被当作肮脏厨卫用具的酸奶碗，去杂货店赎还押金。于是，这些曾经的垃圾盒、留有口水的狗食盆，在卡厄特哈内的一家作坊里，用水管里的水随便冲洗一下，便成为最干净、卫生的新酸奶碗，被摆到伊斯坦布尔另外一个人家的美好、幸福的餐桌上。有时，看见顾客不像往常那样拿出一个干净的空盘子，而是这样一个酸奶碗放到我的秤上时，我就会忍不住说：“大姐，如果为自己这么说我就不是男人，但是在恰帕的诊所里有人用这些碗当尿壶，在海逸白利岛的疗养院里有人用它们给结核病人当痰盂……”

之后，他们又弄出了更轻更便宜的玻璃罐。他们说这些无需押金的罐子洗干净后可以当杯子用，是送给家庭主妇的礼物。当然，他们把玻璃罐的钱加进了酸奶里。凭借着我的肩膀，还有真正的锡利夫里酸奶，我们也还可以和它竞争。可这次，公司在玻璃罐上贴了一张印有一头奶牛的花哨标签，还用大大的字母写上酸奶的牌子，开始在电视上做广告。再后来，车身上印有同样奶牛的福特酸奶卡车，驶入蜿蜒、狭窄的街道，穿梭在杂货店之间，开始从我们的手里抢夺面包。幸亏我们晚上还卖钵扎，才得以维持生计。如果麦夫鲁特不游手好闲多干一些，把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他爸爸，我们就可以带些钱回村过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