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为一个好店主。”麦夫鲁特说。他在费尔哈特身边坐了一会儿，从桌下往费尔哈特的柠檬水里加了酒，之后又单独倒了酒。他拥抱亲吻着他的朋友说：“总有一天，咱们要开一家土耳其最好的店铺。”

麦夫鲁特对主持正式婚礼的市府公务员说“我愿意”时，他觉得自己能够放心地将一生交到拉伊哈的手上，同时他也信任拉伊哈的智慧。他知道，在婚礼上什么也不用操心，只管跟着妻子跑—他们的整个婚姻生活也将如此—既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轻松起来，又可以让他内心里的孩子（不是拉伊哈肚子里的孩子，是麦夫鲁特骨子里的孩子）感到幸福。半小时后，犹如一个和所有人亲吻后跟保镖坐到一起的政客，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和手下人入座后，他去亲吻了同一张桌上所有男人（一共有八个人）的手。

礼堂正中摆放着两张为新人准备的沙发椅。麦夫鲁特和拉伊哈在银色边框的红色天鹅绒沙发椅上坐下后，从占据多半人群的男人当中，他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多数是他爸爸那一辈的卖酸奶的人。由于挑扁担，他们的肩膀都被压塌了，也都驼背了。因为卖酸奶的营生无以为继，他们中最贫穷、最失败的人，上午就改做别的营生，夜晚和麦夫鲁特一样卖钵扎。某些人之前在城里的偏远街区盖了一夜屋（有时他们会拆掉旧的，盖新的），现在这些地皮值钱了，他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便让自己退休或者回到农村。一些人除了在农村有面向远处贝伊谢希尔湖的房子，还在老的一夜屋街区有房子。这些人抽着万宝路香烟，被报上的广告、实业银行的储钱罐、小学里灌输的知识所蒙骗，把日积月累攒下的钱，成年累月一分分地存进银行，可他们的钱却在最近的通货膨胀中瞬间化为乌有，担心贬值而存到银行家那里的钱也都蒸发了。一些人的儿子就跟麦夫鲁特一样，还在当小贩。麦夫鲁特在（像他爸爸那样的）男人群里发现，很多人做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小贩，直到年迈也没能攒下任何钱，甚至在村里都未能拥有一座房子、一个院子。和他妈妈坐一桌的，都是这些生活在农村的年老疲惫的小贩的老婆，麦夫鲁特不忍心看那里。

锣鼓唢呐声响起时，麦夫鲁特加入了在礼堂当中跳舞的男人群里。他一边蹦跳，一边用余光瞄着拉伊哈的紫色头巾。拉伊哈在女人那边的桌子之间，逐个和戴着头巾的女孩、姑嫂、阿姨们亲吻。也就是在瞄着拉伊哈的同时，他发现了从军队赶来参加婚礼的莫希尼。送礼仪式开始前，活跃的人群里出现了躁动，因为柠檬水、嘈杂声和礼堂里的潮湿闷热，人们犹如醉酒般，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要不是不时地看着乌拉尔他们那桌喝上一口酒，我是无法忍受那么多法西斯的。”费尔哈特说着从桌下递了一杯伏特加柠檬水给麦夫鲁特，他接过来一饮而尽。瞬间，他以为找不到拉伊哈了，随后又看见了她，向她跑去。从通向厕所的门口，拉伊哈正和两个戴着同样颜色头巾的女孩一起走出来。

“麦夫鲁特大哥，看见拉伊哈这么幸福，我真为你俩高兴……”其中一个女孩说，“别介意，在村里时，我没能祝贺你们。”

“那是我妹妹萨米哈，你没认出来吗？”他们坐回到沙发椅上，拉伊哈说，“其实她就漂亮在她的眼睛上。现在她在伊斯坦布尔很快乐。很多人追求她，很多人给她写信，维蒂哈和我爸爸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苏莱曼：一开始我以为麦夫鲁特很老练地装出了一副镇定的样子。不！麦夫鲁特竟然没认出自己给她写了那么多情书的漂亮萨米哈。

莫希尼：麦夫鲁特和拉伊哈要我在送礼仪式上当书记员兼主持人。我拿着麦克风宣布：“我们的里泽承包商和商人、杜特泰佩清真寺的建造者、乐善好施的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先生阁下，为新郎官戴上一块瑞士手表（其实是中国制造的）！”每当我宣布完一个来宾送的礼物，那些嘴上叼着烟、手里端着柠檬水、无聊至极的人就鼓掌，于是人群中就掀起一阵波澜，人们开始嚼舌嬉笑，而那些妄想给一点钱就能够脱身的吝啬鬼，也知道那样会出丑，只好准备一张更大的钞票。

苏莱曼：在人群里看见费尔哈特，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五年前，这个家伙用莫斯科的钱，和黑帮朋友一起把我哥他们逼入绝境，还试图清除他们。如果我们知道麦夫鲁特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变温和了！”而把这个家伙请来，我们还会帮他传信、安排这桩婚事、举办婚礼吗？

看上去费尔哈特同志的锋芒削弱了很多。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摆出一副刚出狱的共产党人的架势，像钥匙串那样飞快地转着手上的念珠，盯着别人的眼睛，口出狂言地说自己无所不知。两年前的军事政变后，这些共产党同志的大多数，要么被关进了监狱，要么因为酷刑落下了残疾。不愿受折磨的精明之人则逃去了欧洲。我们那只懂库尔德语的费尔哈特同志，向人权主义者们卑躬屈膝，可因为无法在欧洲立足，只好软化自己的信念，留在了这里。就像我哥说的那样：共产党人当中的聪明人只要一结婚，就会忘记他们的信念而忙着挣钱；愚蠢的人则由于这个荒唐的信念，一点钱也挣不到，就找到像麦夫鲁特这样身无分文的人，像费尔哈特那样，把给他们出主意当成自己的职业。

此外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男人看不起这样一个人：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而登门去提亲的一个有钱人，刚进门就看见了这个姑娘更漂亮更年轻的妹妹，于是立刻就向姑娘们的爸爸提亲，要那个在一边玩耍的妹妹。我们说这个有钱人是个无赖，但至少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家伙。那么，长年累月满含热泪写了情书之后，夜晚黑暗中发现自己抢来的女孩不是心爱的漂亮姑娘，而是她的姐姐，却像麦夫鲁特那样一声不吭的人，又让我们如何理解？

让麦夫鲁特感到幸福的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拉伊哈纯粹和天真的快乐。对于被别在身上的钞票，拉伊哈发自内心地高兴，不像麦夫鲁特在别的婚礼上看到的新娘那样，矫揉造作地表示惊讶。莫希尼试图更有趣地宣布为新人别上的每一笔钱、每一块金币和首饰的时候，（“卖酸奶的爷爷中最年轻的，随礼五十美元！”）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就会鼓掌，就像婚礼上常见的那样，一半带着嘲笑、一半出于礼貌。

有一阵，当所有人看着别处时，麦夫鲁特用余光瞄了拉伊哈一眼。他觉得不仅仅她的手、胳膊、耳朵，她的鼻子、嘴巴和脸庞也很漂亮。拉伊哈现在唯一的不足，就是太累了，但随和的样子与她很相称。拉伊哈没有把装满礼物、信封和包装袋的塑料袋交给任何人，而是放在了她坐的沙发椅旁边。现在她那双柔嫩纤细的小手在她的怀里歇着。麦夫鲁特想起了他牵着这双手在山上奔跑的情形，在阿克谢希尔火车站第一次仔细看她的样子。对于现在的麦夫鲁特来说，抢亲恍如很多年前的事情。三个月里，他们无数次做爱、说了无数话、笑了无数次，变得如此亲近。麦夫鲁特惊奇地发现，他对拉伊哈的了解，超过了他对其他任何人。他觉得跳舞时向女孩们做出炫耀动作的男人，是一些对人生一无所知的孩子。除了感觉仿佛早就认识拉伊哈，麦夫鲁特还不时发自内心地感到，其实他的信就是写给像她那样的一个人的，甚至就是写给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