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拉伊哈，我们的凯南·埃夫伦帕夏，在1980年的军事政变后三年，干了一件好事，赋予了单身女人在怀孕十周内去医院堕胎的权利。从中受益最多的，是那些婚前能够做爱的勇敢的城市单身男女。已婚女人则需要说服她们的丈夫签字，以证明他们同意拿掉孩子。杜特泰佩的很多女人的丈夫说，没必要，罪过，将来他们会照看我们，不同意签字。于是，女人们就和她们的丈夫不断吵架，然后生下第四个第五个孩子。另外一些女人则用她们互相学来的原始办法，打掉了她们的孩子。“拉伊哈，麦夫鲁特如果不签字，你可千万别被街区里的女人蒙骗，做那样的蠢事啊！以后你会后悔的。”我对妹妹说。
还有就是像考尔库特那样的男人，根本不为签字烦恼。他们的事我也告诉了拉伊哈。很多男人，觉得签字比避孕更轻松，因为“反正可以堕胎！”，随便就让他们的老婆怀孕。新法律颁布后，考尔库特让我白白地怀了三次孕。我在儿童医院堕了三次胎，等我们手上稍微有点钱后，我当然后悔了。因此我才知道，医院里该对医生说什么，之后该问谁要什么证明。
“拉伊哈，咱们先要去区长那里开一张你和麦夫鲁特是夫妻的证明，然后再去医院开一张显示你怀孕了、有两个医生签字的证明，外加一张空表格，然后拿去给麦夫鲁特签字。明白了吗？”
于是，麦夫鲁特和拉伊哈之间的争吵，带着同样的伤感和愤怒，只是沿着一条比嫉妒更模糊的轨迹，在拉伊哈生不生孩子的问题上继续着。既不能在店里，也不能当着女儿们的面，所以他们只能在早上，孩子们上学后，才争论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用表情来表达无法调和：板脸、苦相、嗤鼻、怒视、蹙眉，比语言更有分量，因此他俩都更加注意彼此的表情。没过多久，麦夫鲁特悲哀地明白，两极之间的犹豫不决，被逐渐变得不耐烦、暴躁的拉伊哈视为了“消遣”。
另外一方面，麦夫鲁特因为孩子可能是男孩而激动、幻想。他的名字要叫麦夫利德汗。他记得，巴布尔汗因为有三个狮子灵魂的儿子才攻克了印度，成吉思汗则因为有四个忠诚的儿子才成为了世上最让人惧怕的皇帝。他跟拉伊哈说了上百遍，他爸爸刚来伊斯坦布尔时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男孩，而麦夫鲁特从村里赶来帮他时，则已经太晚了。然而“太晚了”这个词，只在提醒拉伊哈，堕胎合法的第一个十周。
以前，女儿们上学后，他们在早上的那个钟点做爱，还十分幸福。而现在则不停地争论、吵架。只是拉伊哈一哭，麦夫鲁特便会愧疚，他拥抱妻子安慰她，“任何事情都会有办法的。”他说。脑子混乱的拉伊哈也会跟着说，也许生下孩子是最好的选择，但随后她立刻因为说了这话而后悔。
麦夫鲁特想到，拉伊哈这么坚决地要做掉孩子，其实是对他的贫穷和失败的一种反应，甚至是一种惩罚，对此他很生气。仿佛如果他说服拉伊哈生下孩子，就表明他们的人生就没有任何不足和缺憾了。甚至会让人觉得，他们比阿克塔什一家人更幸福。因为考尔库特和维蒂哈也只有两个孩子。而可怜的萨米哈一个也没有。幸福的人一定有很多孩子。不幸福的富人，就像那些让土耳其控制人口的欧洲人一样，嫉妒穷人多子。
但一天早上，麦夫鲁特无法忍受拉伊哈的坚持和眼泪，去找区长开他们的结婚证明了，可真正的职业是房地产经纪人的区长不在办公室。麦夫鲁特不想立刻空着手回家见拉伊哈，就毫无目的地在塔尔拉巴什的街道上闲逛起来。他的眼睛，因为失业时养成的一个习惯，开始搜寻出售的小贩推车、能和他一起干活的看店的朋友，或是某个可以打折的物件。塔尔拉巴什的街道上，最近十年里，充满了小贩推车，只是它们中的一半，大白天也都锁着、空着。因为晚上没出去卖钵扎，麦夫鲁特的灵魂萎缩了，也失去了一些激唤他与街道产生心灵感应的东西。
他去找了十三年前为自己和拉伊哈主持宗教结婚仪式的库尔德人旧货商，此人还就斋月里做爱的问题给过他们忠告。旧货商请他喝茶时，他们稍微谈论了一下宗教话题和新当选的市长。越来越多的酒馆在往贝伊奥卢的街上码放餐桌。他还跟旧货商提到了堕胎问题。“《古兰经》里提到了，堕胎是一大罪过。”旧货商喋喋不休，但麦夫鲁特并没太当回事。如果真有这么大的罪过，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堕胎？
但他还是被旧货商说的一件事困扰了：出生前从娘胎里被拿掉的孩子的灵魂，在天堂里就像失去父母的小鸟，不耐烦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它们犹如白色的小麻雀，慌乱地从一个地方蹦到另外一个地方；令人不安。但他没跟拉伊哈说这事，因为他妻子可能不相信区长真的不在办公室。
四天后他第二次去时，区长说，他妻子的身份证过期了，拉伊哈如果期望得到国家提供的一项服务（麦夫鲁特没说这项服务是堕胎），那她就必须跟所有人一样去办理新的身份证。这个问题吓到了麦夫鲁特。因为远离国家纪录，是去世的爸爸给他的最大忠告。麦夫鲁特从未给国家交过税。他们还没收、拆解了他的白色手推车。
确信麦夫鲁特最终会签字同意堕胎后，拉伊哈担忧起独自看店的丈夫，4月初，她又开始去连襟店。一天下午她在店里呕吐了，试图不让麦夫鲁特知道，但失败了。麦夫鲁特清理了妻子的呕吐物，没让任何一个顾客发现。在拉伊哈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里，她没再去店里。
夫妻俩商定，下午放学后让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去一下连襟店，帮忙洗杯子、归置店铺。拉伊哈的烦恼则是，怎么跟女儿们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店里帮忙。拉伊哈觉得，首先是两个女儿，她怀孕的事知道的人越少，她就越容易从中解放出来。
麦夫鲁特像是给战场提供后方支持的厨师和护士那样在店里给女儿们派了活。法特玛和菲夫齐耶隔天轮流去店里。麦夫鲁特让她们洗杯子，归置店铺，但带着父亲的嫉妒，他让她们远离为顾客服务，收钱，甚至与顾客交谈等任务。他和她们交朋友，询问她们在学校里做什么，喜欢电视里哪些好模仿的喜剧演员、丑角，她们在看哪部连续剧和电影，喜欢哪些场景。他们可以聊很久。
法特玛更聪明、稳重、安静。她能够思考食品、衣物、东西的价钱；店铺里卖什么；光顾连襟店的顾客；街上的状况；和角落里的乞丐一起卖走私物品的看门人；甚至是店铺的未来；家里的妈妈。对于她的爸爸，她也表现出一种关切的同情，这点麦夫鲁特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如果有一天，他有一家成功的店铺（当然如果法特玛也是男孩的话），就像麦夫鲁特在家里自豪地跟拉伊哈说的那样，他可以放心地把店铺交给十二岁的女儿。
十一岁的菲夫齐耶则还是个孩子：她不喜欢做任何麻烦的事情，比如打扫、擦拭、弄干，她喜欢逃避，做任何事情都马马虎虎、图方便。麦夫鲁特总想责骂她，但总被她气得发笑，所以他也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用。可麦夫鲁特很喜欢和菲夫齐耶谈论光顾店铺的顾客。
有时，来了一个顾客，不喜欢钵扎，喝两口就放下，说粗话还试图少给钱。麦夫鲁特可以和女儿们就这样一件小事说上两三天。有时，他们伸长耳朵去听顾客的谈话。比如，两个男人商讨如何对付给了一张空头支票的混蛋；两个在隔了两条街的赛马点赌博的朋友；因为下雨，三个朋友跑来店里议论他们看的电影。麦夫鲁特最喜欢的事，则是让女儿们读某个顾客遗忘或留在店里的一张报纸。不管在店里的是哪个女儿，他都会把报纸递给她，好像她们的爸爸（就跟她们从未见过的爷爷穆斯塔法一样）是文盲，让她随便从一处念起，而他则看着窗外静静地听着。有时，麦夫鲁特会打断女儿，“你看见了吧。”说着去关注一个重点，就着报上的话题，给女儿们一些关于人生、道德、责任的小指点。
有时，一个女儿害羞地跟爸爸述说一个烦恼（地理老师总盯着自己；想买一双新鞋，替换边上已经开胶的旧鞋；因为被取笑，所以不想再穿那件旧风衣了），一旦麦夫鲁特明白自己无法消除女儿的烦恼，“别担心，总有一天会解决的。”他便说，“如果你保持内心洁净，那么你想要的一切最终都会有的。”他用自己的格言来结束话题。一天晚上，他看见女儿们异口同声地在用这句话开玩笑，但作为被嘲笑的爸爸，他非但没生气，反而带着再次见证女儿们的聪慧和戏谑的幸福，一笑了之。
每晚天黑之前，麦夫鲁特冒着让店铺空着五六分钟的风险，牵着那天来店里的女儿手，一路小跑，把她从独立大街的这头送去塔尔拉巴什的那头，“好了，你别磨蹭赶快回家去。”说完，他一直看着女儿的背影，直至她消失在自己的视野里，随后赶紧跑回店里。
送完法特玛回到店里的一个晚上，他看见费尔哈特在店里抽烟。“把这家希腊人店铺给我们的人跑到对面去了。”费尔哈特说，“这一带的地价、房租都在涨，亲爱的麦夫鲁特。袜子、转烤肉、裤头、苹果、鞋子，无论你在店里卖什么，都可以比咱们多挣十倍。”
“咱们本来也没挣什么钱……”
“就是啊。我要放弃开店。”
“什么意思？”
“咱们需要关掉店铺。”
“我留下来呢？”麦夫鲁特害羞地问道。
“租下希腊人房产的团伙总有一天会回来。到时候，他们会随心所欲地给你开个租金……如果你不给，他们就揍你……”
“那他们为什么不问你要租金？”
“因为我管着他们的用电，我给那些遗弃的房子通上电，让这些空置、老旧的地方有了价值。如果你们立刻腾空店铺，那么店里的东西还有救。你们先把所有东西从店里撤出来，卖掉，随便怎么处理。”
麦夫鲁特立刻关了店，从杂货店里买了一小瓶拉克酒，和拉伊哈还有女儿们一起吃了晚饭。多年来他们都没有一家四口围坐在一起吃晚饭了。麦夫鲁特看着电视开玩笑，就像说一个好消息那样，他高兴地通报大家，自己决定晚上重新上街去卖钵扎，他和费尔哈特关掉了店铺，今晚他放假，所以要喝酒。如果拉伊哈不说“愿真主保佑我们的结局”，谁也不会觉得是在听一个坏消息。麦夫鲁特因此埋怨了妻子。
“我喝酒时，你别说真主……”他说，“咱们这不是一切都好好的嘛。”
第二天上午，在法特玛和菲夫齐耶的帮助下，他们把店铺里的厨房用具搬回了家。楚库尔主麻的一个旧货商给柜台、桌椅开了一个很低的价格，麦夫鲁特一生气就去找了一个认识的木匠，可这些破旧物件的木头价钱更低廉。他把自家的小镜子拿回了家，让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各抬一头，把费尔哈特买的镶着银色镜框的大镜子，送去了她们的姨妈家。他把镜框里的《告诫报》上的文章，和那幅画有墓碑、柏树、灵光的画，拿回家，把它们并排挂在了电视后面的墙上。看着画上的“另外的世界”，麦夫鲁特觉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