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麦夫鲁特回答道。

“走，咱们走，苏莱曼。”考尔库特说。哥哥在前，弟弟在后，他们气呼呼地走出杂货店，在雨中一下就跑远了。

“他们都五十出头了，可我们的孩子还那么雄心勃勃、暴躁。”哈桑伯父说，“但这样的争吵跟咱们不相称。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回来，你也往下降一点……”

麦夫鲁特没能说“我会降的”。其实如果考尔库特和苏莱曼稍微迁就一点，他就准备立刻和他们在百分之五十五上和解的。萨米哈只是因为固执才坚持要百分之六十二的。现在，即便只是想一想打十年官司后可能一无所获，都让麦夫鲁特陷入恐慌。他重新去看手上的报纸。

先生阁下的死讯登在四个月前的一张旧报纸上。麦夫鲁特又看了一遍那条短消息。报上除了他的书法，对于和他的书法同样重要的托钵僧修道院以及教长身份只字未提。

眼下麦夫鲁特该怎么办？如果一走了之，事情谈崩，以后再想回来和解就更难了。也许这就是考尔库特所希望的：在法庭上他们会说，“区长开具的纸上也有我们爸爸的名字，地皮也有他的份。”（当然，他们也会隐瞒多年前侵吞的杜特泰佩的地皮，还有被他们私自卖掉的库尔泰佩的地皮。）这样他们最终就将拿走麦夫鲁特手里的一切。麦夫鲁特不知道回家后该怎么把这些事告诉萨米哈，他默默地折着纸袋。几个买大米、肥皂、饼干的女人，还有几个选口香糖和巧克力的孩子，在杂货店里进进出出。

哈桑伯父还在为一些顾客赊账。因为老眼昏花，他让顾客自己把买的东西写在赊账本上。一个顾客走后，他转向麦夫鲁特，让他看一下本子上写的东西对不对。深知儿子们不会回来讲和，他用一种安慰的语气对麦夫鲁特说：“我和你去世的父亲曾经是多好的兄弟和朋友啊。”他说，“我们一起圈下了库尔泰佩和杜特泰佩的地皮，一起动手盖起了房子，还让区长在那些纸的下面写上了我俩的名字，为的是不让我们彼此疏远。那时我和你父亲一起去卖酸奶，一起吃饭，一起去做主麻日礼拜，一起坐在公园里，一起抽烟……区长的纸你带来了吗？”

麦夫鲁特把那张潮湿、皱巴巴、有四十年历史的纸放到了柜台上。

“但最后我们还是疏远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把你母亲和两个姐姐带来伊斯坦布尔。你和你去世的父亲血汗劳作，因此你比任何人都更有权拥有那些房子。你的两个姐姐没来伊斯坦布尔像你那样工作过，按道理讲，承包商要给的那三套房子全都应该是你的。区长以前用的这纸，我有空白的。区长是我的朋友，他的图章我也有，是我在三十五年前藏下的。来，咱们把这张旧的纸撕掉，用相似的纸做张新的，写上你的名字，再好好地盖上一个章。你和萨米哈甚至没必要给乌拉尔他们多交钱，就可以成为房子的主人。”

麦夫鲁特知道，这意味着减少村里的母亲和两个姐姐的份额，扩大自己的份额。他说“不”。

“别马上就说不。在伊斯坦布尔流汗的是你。城市的外快是你应得的。”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麦夫鲁特一下子跑到外面的雨里。“你打电话给我了，怎么样啊？”萨米哈问。“谈得不好。”麦夫鲁特回答道。“千万别向他们低头。”萨米哈说。

麦夫鲁特恼怒地挂了电话，走进杂货店。“哈桑伯父，我要走了！”他说。

“随你便，我的孩子。”哈桑伯父折着纸袋说，“一切最终都会到达真主指定的地方。”

而事实上，麦夫鲁特希望伯父说：“再坐一会儿，孩子们一会儿就会温和下来。”他因此怨恨伯父，也怨恨让自己陷入这种窘境的萨米哈。他对考尔库特、苏莱曼和乌拉尔他们也恼怒，但他最恼怒自己。如果刚才对哈桑伯父说“好的”，那么他最终就能拿到应得的单元房。现在他对一切都毫无把握。

在雨中他走上一条蜿蜒向下的柏油路（以前是泥土路），经过食品店（以前是旧货店），走下台阶（以前没有的）。走在通向库尔泰佩的宽阔街道上时，他想起了拉伊哈，每天他都会想起很多次。最近这段时间，他也会更多地梦见拉伊哈，可全都是些艰难、令人痛苦的梦境。拉伊哈和麦夫鲁特之间总隔着泛滥的河流、火焰和黑暗。随后这些黑暗的东西就像高耸在他右边的丑陋公寓楼那样，变成一片荒芜的森林。麦夫鲁特知道，这片丛林里有众多野狗，但也有拉伊哈的坟墓。尽管惧怕野狗，但他依然径直朝拉伊哈走去，可他的爱人却在相反的方向，注视着他的背影，他欣喜地发现她还活着，随后带着满满的幸福和一种无以言表的痛苦醒来。

如果拉伊哈在家里，会做什么，她会说一句好听的话，安抚焦虑的麦夫鲁特。而萨米哈一旦惦记上什么东西，她的眼里就只有那样东西，而这只会增加麦夫鲁特的焦虑。麦夫鲁特只有在夜晚叫卖钵扎时，才能成为他自己。

在一些空置房屋的院落里，贴着“本地块归乌拉尔建筑公司所有”的告示。麦夫鲁特刚来这里时，通向库尔泰佩主坡的这些山坡，还全都空着。爸爸让他去这些地方捡拾暖炉烧的纸张、木柴和干树枝。现在路两边则矗立着六七层的劣质一夜屋公寓楼。这些房子一开始只有两三层，之后在这些地基脆弱的房子上又加盖了多层违章建筑，将它们全部拆除再盖新的高楼就不划算了。因此，这些楼里的房主便无意利用十二层楼的许可，建筑公司也同样不试图去和这些房主谈判。有一次，考尔库特说，每层都以不同方式建起的这些可怕楼房，不仅让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看起来很丑陋，还拉低了新楼的房价，破坏了街区的形象。考尔库特还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日后的一次大地震将这些地方夷为平地。

1999年地震后，科学家们说，不久将会发生一次真正的大地震，足以摧毁整座城市。跟所有伊斯坦布尔人一样，麦夫鲁特有时发现自己也在想这件事。那种时候他觉得，自己生活了四十年、走进千家万户而熟知其内部的城市，他在那里度过的人生和记忆中的经历，全都如此短暂。他知道，在自己那代人盖的一夜屋的地皮上建起的高楼，有一天会和在这些高楼里生活的人们一起消失。所有的人和楼房消失的那一天，有时梦境般浮现在麦夫鲁特的眼前。那种时候，他就什么事也不想做，对人生也不再抱有任何期盼。

而他和拉伊哈婚后幸福生活的那些年里，他以为城市永远不会改变，以为通过自己在街上努力打拼，总会在那里找到立足之处，并融入其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然而在最近四十年里，和自己一起又有一千万人口涌进城市，当人们和自己一样从一个角落入侵城市时，城市也就变成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地方。麦夫鲁特刚来时，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是三百万，而现在据说有一千三百万。

雨滴顺着他的后颈钻进衣服。五十二岁的麦夫鲁特不想让自己的心脏跳得更快，他要寻找一个避雨的地方。他的心脏没有问题，只是这段时间香烟抽多了。右前方，曾经是戴尔雅影院放过几次露天电影、举办过婚礼和割礼的一片空地，后来则变成了一个围着铁丝网、铺上绿色塑料草皮的小足球场。麦夫鲁特在那里举办过协会的球赛。他躲到行政楼的遮篷下面，看着飘落在草坪上的雨滴，抽了一支烟。

他在一种与日俱增的焦虑中度过每一天。而麦夫鲁特到了这个年纪很想能够伸伸腿休息一下，但他的心里并没有这种舒坦。他刚进城时所感到的缺失和不足，在拉伊哈去世后，特别是最近五年里显得更加强烈了。现在他该对萨米哈说什么？他想要的是一个可以舒舒服服住到老死、确信自己不会被扔出去的家。他将无法拥有这样的一个家，其实萨米哈应该来安慰他，但麦夫鲁特知道，在家里真正需要安慰的人却是自己的妻子。他决定只告诉萨米哈讨价还价中积极的一面，至少他必须这么来进入话题。

库尔泰佩没有足够的排水管道来消纳从陡坡上倾泻而下的雨水。麦夫鲁特从交通堵塞时传来的汽车喇叭声中明白，坡下的市场大街积水了。

回到家时他已全身淋透。萨米哈的眼神让他感到了不安，于是他夸大其词地说：“一切都很顺利。为了让咱们随意租房，他们每月给咱们1250里拉的租金。”

“麦夫鲁特，你为什么要撒谎。根本没谈成。”萨米哈说。

维蒂哈用手机打来电话说，考尔库特不仅很伤心还很气愤，这事就此终结，他们把麦夫鲁特删除了。

“你说什么了？有没有说为了不低于百分之六十二，出门时你让我发了誓？”

“你后悔了吗？”萨米哈嘲讽般地挑起一根眉毛说道，“你是不是在想，如果我迁就一下，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就会对我更友好一些？”

“我这一辈子都在迁就他们。”麦夫鲁特说。看见萨米哈沉默了，他勇气倍增。“如果现在我还固执坚持，那么这套房子也可能都没有了，你会为此负责吗？你打电话给你姐，要求和解，我怕他们了，后悔了。”

“我不会这么做的。”

“那我来给维蒂哈打电话。”麦夫鲁特说，但他没去拿口袋里的手机。他感到自己很孤独。他也清楚，没有萨米哈的支持，那天他无法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他望着中学做作业时看的窗外风景，换掉了身上的湿衣裤。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老旧的橙色大楼旁，以前麦夫鲁特喜欢在里面奔跑和上体育课的大操场上，盖起了一栋巨大的新楼，麦夫鲁特每次看都以为母校变成了一座医院。

电话铃声响起，萨米哈接了电话，“我们在家里。”说完她就挂了。她对麦夫鲁特说：“维蒂哈要过来。她让你也在家里等着，不要出去。”

萨米哈相信，维蒂哈过来是为了说，“麦夫鲁特做错了，让他往下降一点。”她告诫麦夫鲁特不要屈服。

“维蒂哈是个大好人。她不会带着一个可能对我们不利的提议过来的。”麦夫鲁特说。

“你也别太信任我姐。”萨米哈说，“你和苏莱曼，她会首先护着苏莱曼。她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这难道是关于那些情书的一个讥讽吗？如果是，那么这是麦夫鲁特在他们七年婚姻里第一次见证萨米哈带着沮丧提到情书这件事。他们听着淅沥沥的雨声沉默了。

有人像用拳头砸门那样敲门。“我被淋透了，淋透了。”维蒂哈自言自语地走进来，可是她拿着一把紫色的大雨伞，只有脚被淋湿了。萨米哈去给她姐拿自己的干净袜子和拖鞋时，维蒂哈把一张纸放到了桌上。

“麦夫鲁特，来把这个签了了事。你要的超出了你应得的，为了和解我费了很大劲……”

麦夫鲁特在别人那里也看到过同样格式的合同，他知道该往哪里看：当他看见百分之六十二时，欣喜万分，但他克制着自己说：“如果不是我应得的权益，我就不签。”

“城市里不讲权益，讲赢利。麦夫鲁特，你还没学会吗。”维蒂哈笑着说，“你挣到的东西，十年后就成了你的权益。把这签了吧。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别再假装不情愿了。”

“没看之前不能签。”萨米哈说，但当她看见麦夫鲁特示意的百分之六十二时，也松了一口气。“怎么会这样？”她问她姐。

麦夫鲁特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了字。维蒂哈用手机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考尔库特。随后她把带来的一包馅饼递给了萨米哈，一边喝着萨米哈端来的茶，一边等待雨停，她兴致勃勃地讲道：其实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对麦夫鲁特非常生气。尽管维蒂哈不断哀求，但他们还是决定要去打官司，正当麦夫鲁特最终将失去一切时，听说了此事的年迈的哈吉·哈米特，亲自给考尔库特打了电话。

“哈吉·哈米特梦想在杜特泰佩，我们家那个方向建造一座更高的楼，一座高塔楼。”维蒂哈说，“因此他说，‘你们的堂兄弟要什么，你们就给他什么。’因为不把这十二层楼的事办妥，就没法签那座塔楼的协议。”

“不会有什么猫腻吧。”萨米哈说。

之后，萨米哈又把合同拿去给律师看了一下，确信其中没有诈。他们在麦夫鲁特打理的协会附近租了套公寓房，搬了进去。但麦夫鲁特的脑子却留在了库尔泰佩和腾空的家里。有几次他回去看是否有居无定所的人或小偷住进了空荡荡的家里，但家里并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从门把手到水龙头，值点钱的东西全被他卖了。

夏末，乌拉尔建筑公司的铲车开始拆除库尔泰佩的房子，麦夫鲁特每天都过去看。第一天，还举行了一个邀请了记者的亲政府开工仪式，区长在仪式上发表了长篇大论。在随后炎热的日子里，当自己的家在尘土中被摧毁时，谁（即便是和乌拉尔建筑公司签了最盈利的合同的人们）都没有像在仪式上那样鼓掌。房屋被摧毁时，麦夫鲁特看见有人哭有人笑、有的人不敢看，还有人找喳儿吵架。当轮到自家的单开间时，麦夫鲁特的心碎了。铲车的一记重击，瞬间击碎了一切，他的童年、吃过的饭菜、做过的功课、闻过的气味、爸爸的呼噜声、无数的记忆，泪水浸湿了他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