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睡觉时在床边摆放着塑料外壳的大手电筒，这样在地震断电时，他们就可以在大火吞噬自己之前寻找生路。手电筒旁，还有哨笛、手机，以便引导救援队在废墟中找到他们，有些人甚至把哨笛挂在脖子上（有一次地震中，居然有人在脖子上挂着口琴）。另有一些人，随身带着房间钥匙，以免在地震来临时浪费时间寻找。有些人夜不闭户，这样可以毫无阻碍地从自己两层或三层的公寓中逃出。甚至还有人在窗户上系条长长的绳子，只要地震发生，他们就可以直接滑到自己的花园中。在头几个月里，有人被持续不断的余震折磨得心力交瘁，以至于在屋内也随时戴着安全帽。又因为第一次大地震是夜里突来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做好一切准备，甚至那些住在公寓高层，不管用多快速度也几乎不可能顺着楼梯逃生的人，他们在睡觉时也是全副穿戴。我甚至还听说，有人担心地震发生时自己会连裤子都来不及穿，所以他们上厕所或是洗澡时都匆忙不堪。有些夫妻被类似的焦虑困扰，连亲热的兴趣也逐渐丧失。还有不少人搭建了避难篷，储存食物、饮料、铁锤、照明设备等一切可以逃离城市火海的用品，帮助他们在没有电力供应，道路、桥梁坍塌的情况下生存。上次地震后，还有人开始储备大量现金。许多家庭认为，角落是不安全的，于是把床放置在远离墙体、架子和衣柜的地方。避难篷搭在一些关键的物品，如冰箱、烤箱的旁边。这样，理论上，人们就可以在天花板塌陷之时保护自身，这也是报纸上指导大家修建的“救生三角”。

我在那张伏案写作了二十五年的长书桌一头，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工作。放满大部头书籍的藏书室内，有四十年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它更早一些的《伊斯兰百科全书》，和《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借助它，我得以了解过去的地震状况。我在这间藏书室书桌下搭了一个避难篷。为了确信它足够结实，可以承受砸下来的混凝土砖石，在几次地震演习中，我都按照指示，像胎儿在母体内一样躺在那里，以保护我的肾脏。地震小提示还告诉我，要在安全角落储藏一些饼干、瓶装水、哨子以及铁锤，但这些我都没做。每天的生活充斥着这些警告已经足够了，它总是告诉我们装这个，装那个。而我之所以不愿把它们弄到书桌这儿来，会不会是因为我隐约感到，那样做会让我的勇气丧失得更快？

不，我之所以如此，还有更深层、更隐秘的原因。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从很多人眼中我们都能看到它。我把它称为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如果你有一个酗酒、犯罪的亲戚，或是遭受了意外的破产时，你就会有类似的羞耻感。那时，你自我保护的愿望就会非常强烈，你就会极力向他人掩饰自己的窘迫。第一次地震之后，国外的朋友或是出版商写信询问我的状况，我总是羞于回答。我断绝了与一切人的往来，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地震前的日子里，如果我想讨论这个话题，那也只会和与我处境类似、对下次大地震同样感到焦虑的人说。他们与我有着相同的观点。尽管这些聊天很多时候更像是自说自话，但因为我们总是生气或激动地鹦鹉学舌，搬弄专家们那些或乐观或悲观的话语，他们的观点因此还是很快就被大家所熟知了。

曾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观察居所和办公室的周围地带，试图确定它们脚下那片土地以前的抗震能力怎样。令我安心的是，我发现在1894年那场地震中，这地方只有少数几栋建筑坍塌。当我研究了所有倒塌房屋的记录，读到那些被倒塌屋顶砸死的人名，他们有的是希腊屠夫、送奶工人，有的是兵营中的奥斯曼士兵；当我知道，那些我在很多地方曾见到过的古市场、历史建筑物都是在毁坏后重修的，那时，我就被一阵哀伤所笼罩：生命短暂，人生和宣礼塔是如此的脆弱。

有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幅小地图，预测了即将到来的地震走势，它让我愤怒不已。它把我周围这片地带用黑色阴影圈出，视其为有可能遭受地震毁坏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或者，只是我这么感觉而已？仅凭一张如此之小又粗劣不堪的地图，就可以下此结论吗？这是一张没有任何文字注释的地图。我借助放大镜，仔细辨认地图上那些令人讨厌的黑点，总算找到了我所居住的街道和房屋。我还努力想弄清楚，这幅地图和其他一些更详尽的地图是否对应一致。我发现除了这幅地图之外，再没有任何报纸，或是其他媒体上的地图能证明，我居住的周边地区是高危险区域。我相信那张地图一定是错的，并决定忘掉它。而要想轻易做到这一点，我最好是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它。

可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又在午夜时分，透过放大镜仔细审视那个黑点，研究这张地图了。房东看出我有些担忧这栋楼的地基质量，他翻出一张四十年前工人们盖楼时，他与他们的合照，照片上的他颇为自豪。我在这片地区生活了四十多年，照片又唤起了我旧时的回忆。但此刻我拿起放大镜，却只是为了研究这片地区的土质。科学家们彼此矛盾的观点，就像媒体不负责任的口水战。伊斯坦布尔居民因此而处在焦虑的绝望和令人兴奋的安慰这样的矛盾中。他们可能头天晚上因为一则坏消息而难以入睡，而第二天晚上，又会因为一个情况也许并非那么糟而同样彻夜不眠。（例如，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地震也许只有里氏5级！）就像我反反复复盯着地图，研究阴影地带的土质。尽管我也相信那个杂志编辑所说的，不要过于重视他们这张简略的地图，但我还是费力思索了很久：为什么那个黑点地带会覆盖在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之上。

整整这段时间，我还一直伸着耳朵留心倾听外面的可疑声音和到处流传的各类谣言，它们就像城市里的野狗成群结队地流窜。我听说，如果地震后的日子里海水变暖，那就预示着下次地震迫在眉睫。我还听说，几周前的日食和地震有着某种奇异联系。对这些，我一笑置之。“别笑得那么大声，”一个愤怒的年轻女孩儿这么斥责我，“如果有地震，我们是无法听到的。”也有传闻说，地震是库尔德分裂主义游击队所造成的。还有人说，地震是美国人造成的，而现在他们开着一艘军事医疗船只来援助我们（“他们这么快就把船开到了这里，你怎么看？”阴谋理论这样说道）。更离谱的是，据说那艘传闻中船只的指挥官，还在甲板上内疚地看着这一切，叹息着：“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

后来，更有一些偏执妄想开始把矛头转向国内。每天早上，看门人摁你门铃，给你送牛奶和报纸时会警告你，一场大地震预计会在晚上七点十分来临，并将会摧毁整个城市，那口气就像是说一小时后将会停水。或者是，有个恶魔般的科学家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准备，已经逃往欧洲去了。又或者是，据说政府对即将发生什么十分清楚，已经秘密进口了上百万遗体袋。也许你还会听说，军方已经出动大量挖土机，在城市外空旷地带挖了数个墓坑。还有，某个朋友对自己的房屋构造包括地基颇为怀疑，已经搬到了同条街道的另一栋楼内，仅仅是想看看他的新公寓是否更安全一些。在耶斯尤特，一个建造在伊斯坦布尔劣质土质上的富人社区，房主们在参加一次有关地震的研讨会上，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部分人希望讨论如何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导致地价下跌。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告诉我，他们无法给我提供我想研究的地图，来调查那张小地图上的阴影地带，他们担心那样会引起地产危机，激怒土地所有者。

两个月后，楼上的邻居在家中告诉我，他寄去混凝土样品的那所大学已经发回了检测报告。我办公室所在的那栋楼的调查结论既不令人完全失望，也不那么令人鼓舞，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怎么看待它，就像我们那天在判断宣礼塔是否会砸在我们身上时，所得出的主观结论一样。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我听说一个音乐行业的老朋友，曾路过在8月份被地震严重损坏的城镇格尔居克，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回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了。他住进自己认为建筑结构更稳固的希尔顿酒店中。直到后来，他发现酒店也不够安全，于是又开始在外面打发日子，通过手机处理所有事务，在街上跑来跑去，好像忙得不可开交。听说他这样匆忙地、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的时候，嘴里还总是喃喃自语：“为什么我们不离开这座城市？为什么我们不离开？”

这种感觉压在我们所有人心头。尽管第一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城市六十二英里的地方，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坦布尔人丧生于此，这使大量住在危险地区的人开始逃亡，导致房租下跌。不过，仍有很多伊斯坦布尔人在危险的建筑中生存，毫不采取防范措施。在这点上，所有一切，诸如科学家们的再三要求，比较可信的传闻，遗忘的行为，千禧庆典的推迟，恋人的拥抱，听天由命等等，都让人们开始接受，地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有助我们“与之共存”，就像人们今天说的那样。某天，一位刚结婚不久、非常乐观的年轻女士来到我办公室，想讨论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她非常自信地和我谈及自己应对地震的办法。

“你知道，地震是不可预料的，是这个让你感到恐惧。”她说着，扬起眉毛，“可同时，你必须活着，并且每时每刻都得觉得，此刻不会有地震发生，否则，你就什么也做不了。这两种矛盾的想法总在斗争。比方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地震后站在阳台上是很危险的，可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要站在阳台上。”她用一种老师的口吻说。然后，她小心地、慢慢打开门，走到了阳台上。我站在原地，她站在那里，看着街对面的清真寺和后面博斯普鲁斯的景致。“站在这里，”几秒钟后，隔着打开的门，她更加滔滔不绝地说，“我绝对不会相信，地震会恰巧就在这一刻来临。因为如果这么认为，我就会怕得绝不敢站在这里。”又过了一会儿，她从阳台走回来，关上身后的门。“看，那就是我做的，”她说，带着微弱的笑意，“走上阳台，身处那里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取得了战胜地震的小小胜利。就是这些小小的胜利，使我们会战胜即将到来的大地震。”

她走之后，我来到阳台，欣赏着宣礼塔、伊斯坦布尔，以及在晨曦中浮现出的博斯普鲁斯美景。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此度过。看到那个在街头踽踽而行的人，我不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能够离开此地。

那是因为，我无法想像，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会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