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四个村落彼此相斗，有人被身份不明者乱棍打死，谁该支付抚恤金呢？

回答：最近的村落。

问题：如果有人在某个城镇附近被杀，杀手销声匿迹，谁该支付抚恤金呢？是整个城镇，还是住在附近、能听见死人惊叫的人们？

回答：那些住在附近、能听见死人惊叫的人们。

问题：如果在教会属地发现一具尸体，凶手销声匿迹，而房客又都在寓所睡觉（不在店里工作），那么谁该支付抚恤金呢？

回答：那些住在附近、能听到死者惊叫的人们。如果附近无人居住，就由当地财政部门——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负责。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奥斯曼刑法对无名杀手谋杀案极为关注。国家也非常清楚，如果确定不了是何人所为，国家就应对这类罪行负责——换句话说，就得由国家来支付抚恤金。如果近旁人等不想对此负责，他就不得不亲自找到真凶。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可能不得不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每宗谋杀案负责，这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那些日子，为了避免对谋杀案负责，人们必须对周围的一切动静高度警觉，甚至到了妄想的程度。因为人人清楚，他有可能要对四周发生的谋杀案负责。因此，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急切地追踪罪犯、杀手，这在情理之中。我个人通过观察发现，尽管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如今已达千万，但这种责任感和热切心，至今仍在这座城市大行其道。或许，你可以把它当做对已往抚恤金心存焦虑的余波，但在每个人都认为人人应当对任何事情负责的社会中，它所体现的道德观，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也会全心赞同。

不过，我们不想误导任何人，让他们觉得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今天的土耳其——在鼓励无名杀手谋杀案方面，居于世界之首，这还不包括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迫害，以及束缚言论自由和践踏人权。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推断出，大多数竞选人对人权问题的漠不关心，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然而我们很难解释的是，四百年前的人们，会因为要承担那样的连带责任，从而担心自己成为邻里的监护人，其代价则是支付抚恤金。如今，他们为何却对国家的禁书行为，以及拷打、折磨他们的近邻如此漠不关心呢？

我不想格外探讨或分析这种局势，只是想提醒你要警惕。这或许是因为，我并不想以一种文化缺陷来解释另一种文化缺陷。因为这些话题中，有些东西会扼杀我们内心作为诗人的特质。正如贝克特曾经说的，有时沉默似乎暗示着“没什么好说的”；而在另一些时刻，它意味着“要说的实在太多了”。

正是在这种类似的时刻，我才会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屠格涅夫想要忘记有关俄罗斯的一切。为什么他去了巴登巴登，并且过一种与俄罗斯完全隔绝的生活。为什么他会斥责任何一个想和他讨论俄罗斯问题的人（就像在那个著名的故事中所表现的）。他会对那些人说，他对俄罗斯丝毫没有兴趣，甚至希望将它永远从脑海中抹除。尽管如此，很多时候我还是会想，对我来说最好的做法也许就是留在土耳其，把自己锁在屋内，借着小说创作的模糊构思，徜徉在想像之中。事实上，从1975到1982年，当谋杀、政治暴力、白色恐怖、酷刑拷打以及禁令束缚大行其道时，我正是这么做的。我把自己锁在房内，写新的故事——新故事充满了寓意、含混和沉默，里面有闻所未闻的声音。这当然胜过写另一部有缺憾的历史，因为，这类历史总是要借助别的缺憾来解释我们自己的缺憾。踏上这一旅程，你不需要确切知道自己将要走向哪里；只要知道你不想去哪里，这就足够了。

让我们待在我刚才提到的那间上锁的房间内，看看我如何用寓意和含混的方式来开展工作。法国作家加斯通·勒鲁（Gaston Leroux）有一部译成土耳其语的小说，叫《黄色房间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Yellow Room）。近年来，这位作家因小说《歌剧魅影》而蜚声文坛。《黄色房间的秘密》被热衷于侦探小说的读者称赞为“密室谋杀案”这类小说中第一部，也是最为出色的典范之作。谋杀发生的房间里，门是锁着的，里面有一具尸体，尸体上有一些疑点。谋杀发生后，有个善于侦破的人检查了所有线索，理清了基本事实，找出了谋杀的动因。在加斯通·勒鲁写完《黄色房间的秘密》七十年后，西班牙作家马努艾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写了一部小说，名为《中央委员会谋杀案》（Murder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证明“密室谋杀案”这类模式仍大有可为。在这部政治探案小说中，那间上锁的房屋是某一政党（类似于西班牙共产党）的会议室。灯光熄灭之后，总书记被人杀死了。不论小说采用什么形式，上锁的房间内发生谋杀案，这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认识犯罪、法律和刑罚等情况。谋杀发生后，一个外来的稽查员，通常是国家的办事人员，会对每个嫌犯进行单独问讯。这些审问肯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都有罪，都对中央政府负有责任。上锁的房间是最好的明证，它向我们表明，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担，是否愿意服罪，最终都不会是某个组织、相关群体，或者社会团体来担负责任。我们要么只能作为个体去服罪，要么就压根儿没罪。在此书的世界里，我们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对政府负责，这个世界，远远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梦想的那个道德世界。

我谈到上锁的房间，是想说明，当我们缺乏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历史的最基本的法则时，为什么我们只能通过讽喻来与历史联系。我们需要“密室谋杀案”这类故事发生变种。而我提到的故事，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而已。在所有经过嬗变的版本中，谋杀的责任（这只是一个讽喻，我们可以简称其为罪行）将会指向发生案件的房主、所有居住在那里的各色人等，以及足以听见死人惊叫的邻居。在故事前半部分，一旦我们接受这一点，我们就会继续敷衍下去，就像用某种新规则下象棋那样。这也会使我们能够预测到凶手或罪犯，将如何利用我们的知识体系行动。很明显，为了不被发现，或避免成为对此负责的个人，杀手几乎必须让周围的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或许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切廷·阿尔坦的理论，即承担罪责是基于文化传统。相反，如果我们能以讽喻、含混，或者我们不知该如何利用的微弱新声作为开始，我们至少可以使自己避免描写充满缺陷和扭曲的历史。它们会导致我们一无所成。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好奇，渴望认识和理解一切，满怀激情地阅读像切廷·阿尔坦那样的专栏作家。那时我想，或许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作家。但和那些有着相同梦想的人一样，我没有去想到底要写什么，而是在想，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心中的作家形象，不是那种视写作为自我保护途径的现代主义者，而是那些启蒙主义作家。启蒙主义者渴望了解一切，向读者呈现一切。现在我知道，这两者都是不完全的，他们所呈现的，亦非世界的本来面目。在邪恶横行的社会，现代主义对付恶魔还不够聪明。要和这些邪恶现象交锋，启蒙主义作家也常常会顺应国家强权和当局的腔调。或许我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不大擅长陈述概念，于是只能借助寓言或故事。但我没有抱怨，并且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在我的国家，寓言往往代替了哲学。但比起理论来，人们更相信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