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也能上博斯普鲁斯桥吗？”

我又说了几件事情，但这一次，我没有笑。让我吃惊的，不是他的问题，而是他对我回答的关注。不久，列车的噪音大了起来，他根本听不清我说话，但他还是看着我，一脸心领神会的样子，好像他听见了所有我说的话。列车到达103街时，我们之间有一阵紧张的沉默。然后，他突然大发脾气，问道：“他们还窃听电话吗？”接着狂笑了起来。这让我脊椎骨直发凉，他喊道：“这些愚蠢的白痴！”

他很激动，又跟我说了几件事，由于列车的噪音，我没听到。当我看到我们并排抓在柱子上的手时，我发现我们的手很相似，这让我难过。他的手腕上也有一块表，跟我的一样，显示着纽约、伦敦、莫斯科、迪拜和东京的时间。

在96街，车厢里有人又推又搡。对面月台有一趟快车。他迅速记下我的号码，然后消失在两趟列车间推推搡搡的人群中。两辆列车同时离开了站台，快车慢慢超过我们时，我透过那辆快车的窗户，看到他正在注视着我：他的眼光显得好奇、怀疑，而且充满了鄙视。

我很高兴他没有给我打电话，他可能把我的号码弄丢了吧。但是，一个月后，有天半夜，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连珠炮似的向我提了很多令人恼火的问题：我想获得美国国籍吗，我为什么在纽约，我有没有听说过黑手党最近干的一件谋杀案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知不知道为什么华尔街的电话和电子公司的股票在下跌？我挨个回答他那连串的问题，他仔细地听我回答，还时不时地责备我前后矛盾，就像警察想抓住撒谎的嫌疑犯。

十天后，他又给我打了电话。这次打得更晚，他喝得更醉。他花了很长时间，详细地叙述了前苏联克格勃间谍阿纳托利·泽林斯基叛逃美国的故事。根据报纸的描述，他找到了泽林斯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接头的那栋位于42街的大楼，并去那儿检查了一番。为此，他还先去理发店剃了头。他发现那个间谍撒了几个小谎。听到这里，我试着指出他的故事中前后矛盾的地方，就像他曾对我做的那样。然而，他生气了。他问我在纽约干什么，接着，跟上次他嘲笑博斯普鲁斯桥一样，他狂笑起来，然后，把电话挂断了。

不久，他又打过来了。这次，他有一半的时间在电话里跟我说话，另一半的时间在电话那头跟他妻子争吵。因为他妻子不停地说太晚了。他描述他工作的电讯公司，说他能偷听到世界上的任何谈话，说他自己的电话也被窃听了。然后，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他问起了他大学认识的若干个女孩子：谁和谁在一起，他们处得怎样，他们能处好吗？我跟他讲了几个平淡无奇的故事，结尾都是结婚。他仔细听着，然后带着鄙视的声音笑起来。

“那地方发生不了什么好事，”他说，“没什么好事！”他猜想我一定是被他吓住了，因此在我还没回答他之前，他又洋洋得意地说，“听到了吗，兄弟？那儿没什么好事。以后也不会。”

后来我们又通了两次电话，他都津津有味地重复这句话，以强调他的观点。他谈论间谍、黑手党的诡计、窃听电话，以及电子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不时能隐约听到他妻子的声音。有一次，她好像要把他手里的杯子或是话筒拿走。我想像着，他或许住在布鲁克林那头哪幢高楼的小公寓里。这种公寓只要你交三十年的分期付款，房子就属于你了。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在这种房子里，你冲厕所时管子发出的哀号声，不仅自己的房间听得到，其他与之对称设计的八套公寓也能听到，因为这些房子共用一个下水道。像瀑布一般倾泻而下的水流声，把所有的蟑螂从藏身之处赶了出来。它们四处奔窜逃跑。后来，我后悔没问他这一点。凌晨三点钟，他又问了我这个问题：

“现在土耳其早餐有玉米片吗？”

“他们想卖玉米馅油炸面团，但是没有成功，”我说，“顾客在上面浇热牛奶。”

他又发出狂笑声。“现在是迪拜上午十一点！”他喊道，“在迪拜，在伊斯坦布尔……”挂电话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

我以为他还会打电话。他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安。一个月后，我碰巧又看到了三角形的、幽灵般的光柱从格栅投射到地铁站的月台上，我决定去找他。这一方面是我想把他摇醒，搅乱他安宁的心境，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很好奇。我在布鲁克林电话簿里找到他的名字。一个女人接了电话，但不是他的妻子。她要我再也不要打那个电话了。这个电话号码的前主人已经死于一次车祸。

对香烟的恐惧

我可能正陷入沉思中，构思着我的小说。我一定是坐在一间房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样我才没能看到他。他们后来跟我是这么说的。就在伟大的尤尔·伯连纳去世之前，他的形象还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从未真正喜欢过他，他的电影我也不是很喜欢。此刻，这位秃顶的演员，正衣着不整地躺在医院病床上。他痛苦地呼吸着，眼睛直视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了这样一些话：

“在你们看到这个节目时，我已经死了。我很快就要因为肺癌而死去。这全是我的错。现在我正痛苦地死去。虽然我富裕、成功，本可以活得更长，本可以享受生活，但我却没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抽烟。请不要像我以前那样。戒烟吧！如果你不戒烟，你将无法充分享受生活，你会因此毫无必要地死去。”

把这段录音讲给我听的，是我的朋友。这些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讲完后，我笑了，把我的万宝路递给他一支，两人都把烟点燃了。我们相对一望，此刻，却再也笑不出来。我在土耳其抽烟时，从来不会有太多顾虑，虽然我知道，在纽约抽烟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没想到麻烦会如此之多。

给我带来这许多麻烦的，并不是我从电视、收音机上听到的内容，也不是从杂志和报纸上读到的内容。我早已习惯了这类宣传活动，看够了种种可怕的形象：肺部被焦油堵塞，各种肺模型里充满了焦油，使他们看起来像黄色的海绵体一样。尼古丁的毒害致使血管堵塞，严重到引发心脏病的程度。还有一些心脏的彩色图示，它们因为不幸处于吸烟者体内而在逐渐衰竭。我茫然地读着杂志上的专栏文章：他们都斥责仍在抽烟的蠢货，斥责孕妇抽烟毒害未出生的孩子。我凝视着缭缭香烟环绕着墓碑的景象，在达观的平静中又抽起烟来。吸烟导致死亡。这一观点对我的影响，不会大于旧公寓四处可见的万宝路和泛美航空公司的广告，也不会大于在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可口可乐和夏威夷的优美景致。这种死亡已经作了彻底的阐释，而且各种惨样我也见了，但我仍然记不住它。而在纽约，吸烟还会给我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去参加过啤酒、薯条和沙司之类的聚会，但每当我不经意点起一支烟时，我发现人们马上就会从我身边跑开，好像我要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们似的。

他们逃离的，并不是吸烟可能引起的癌症，而是吸烟者本人。我慢慢地认识到，我抽烟是缺乏意志力、缺乏教养的表现，是生活混乱、漠视他人、失败的表现。（这些是美国最可怕的噩梦。）我有位朋友，他声称自己在美国待了五年，从头到脚都已发生变化。但他土耳其人的特点仍然很多，就连胡乱分类和瞎摆理论的民族习惯都摆脱不掉。他后来告诉我说，纽约人分为两类：吸烟者和不吸烟者。那些属于第一阶层的人曾经带着刀、枪和烟盒来到街上抢劫属于第二阶层的人。后者在焦虑中走过黑暗的街道时会被抢劫，有时，甚至在光天化日下也是如此。除了这段时间之外，你很少能看到这两种人卷入任何形式的阶层冲突。相反，报纸和电视公司努力通过香烟这一途径，来联合两大对立分明的阶层。香烟的价格在每个商店、每个住区都有所不同。香烟广告也在竭力糅合两大阶层。广告上大口抽烟的模特，一点都不像尼古丁上瘾的人，反而很像工作努力、富有意志力和教养、不抽烟的人。你还能听到激动人心的快乐故事：有些人从吸烟阶层成功进入非吸烟阶层。

那位从头到尾发生变化的朋友跟我讲起了他与一个帮助人们戒烟的组织接触的经历。尼古丁脱瘾戒毒的前几天，他痛苦难忍，于是拨打了求助电话。电话上有个甜美、充满同情的声音告诉他说，只要他摆脱这个习惯，他就会如何如何地幸福。他需要做的，就是再咬紧牙关坚持一会就行。这位朋友继续说，那个声音跟他讲他所经历的痛苦有意义，甚至可能是精神意义，因此他只需微笑即可解决问题。这时，我点起了一支香烟，他马上就惊慌不已，对我的看法也急转直下。现在我知道，在麦迪逊大街上乞讨香烟的黑人，是人们同情的对象。这并非因为他没钱买烟，而是因为他的第一要求是抽烟。那意味着，这个人没有意志力，没有教养，他对生活期待无几。如果一个人有抽烟的品性，那么他沦为乞丐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纽约，怜悯心慢慢地变成了时髦。

在中世纪，人们相信上帝给大地带来瘟疫，是为了区分有罪者和无辜者。如果你能猜到有些死于瘟疫的人会反对这种想法，那么你也就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吸烟者会如此热切地想证明，他们是好公民。不论何时，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在会议上或工作场地上退到某个角落围着烟灰缸聚成一团，或者在吸烟室里（如果真有吸烟室存在的话）济济一堂，那么这些该死的瘾君子就会急着想你表白，说他们很快就会戒烟。事实上，他们是好公民，但因为后悔有这种由缺乏教养、意志力和成功意识而带来的习惯，他们都认为自己不过是暂时抽抽烟而已。他们的脑中都有一个故事，可以把自己从窃贼和罪人的国度里解放出来。那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在解决完与情人之间的问题后，在完成了那些写不完的论文后，或者在找到工作后，就会戒除这个该死的恶习，加入到过着健康生活的美国人行列中去。有些人甚至为自己在烟灰缸旁边的不良行径感到日益不安，并试图向他人证明，自己犯下的罪行并非真正有罪。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根本不抽烟，只是在某个特别不愉快的一天，抽了那么一支而已。或者说，那种烟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极低，他们实际上一天只吸三支。而且，如你所见，他们连火柴或打火机都不随身带着。

但是，这些犯罪者当中，总有一些人纵情于罪恶的生活，他们骄傲地保持着这个习惯，至少是在家中如此。我见过那些快乐、有教养、自律、富有的老一代人，他们抽烟时间太长而无法戒除，因此对吸烟可能导致过早死亡，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有些人则相反，他们和在工作场所严禁吸烟的那种年轻商务人士不断发生冲突。他们把年轻人的做法当做对自身自由的束缚。我记得，我曾和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作家，坐在一家小快餐馆的前窗旁，看着顶部打有香烟广告的黄色出租车在眼前驶过。终于，我们谈到了香烟的滋味。意大利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他“抽起烟来像个土耳其人”。就像一位闲散的贵族谈论罕有的好葡萄酒一样，这位作家谈到了长装骆驼烟的粗涩口感，以及短装健牌烟的美妙、精醇滋味。在我看来，他似乎在毫无畏惧地捍卫罪恶的滋味。每次提到香烟，人们都会把对生命的热爱和死亡的恐惧置于对立冲突之中。这让我疑心，纽约的香烟意识形态是否是某种宗教。

42街

他们在42街的拐角处相遇，但没有停下来说话，而是径直走入他们能找到的第一家小快餐店。雨开始下了，在第五大道兜售无线电话和收音机的黑人，都已离开了街道。餐馆里可以闻到蒸汽和菜油的味道。与柜台平行的地方，有一排桌子和装饰成红色的小隔间。有个男子脱下旧外套，小心地把衣服放在近旁靠隔间的墙壁处。有个女子坐下身来，也脱下了衣服。柜台旁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一个老人，正抱着报纸的体育版打瞌睡。

“不要把包挂在那里，”那男人对女人说，“如果有人抢了包，他很快就能跑出门去，没人能来得及阻拦他。”

那女人的眼光在菜单上游移着。两人都年近三十。那男子开始神经紧张地摸出烟来抽，女人则把包从刚才挂的地方挪开，放在她身旁的外套上面。

“真糟糕，”她终于说话了，“他们不再要纽扣了。”

“为什么不要？”

“他们还没卖完我给他们做的纽扣。”

“他们付钱了吗？”

“只付了我一半。”

“耳环呢？”

“他们不要纽扣，他们也不要耳环。”

纽扣实际上指的是手镯。她在木珠和耳环上作些花样设计，然后两块钱一对卖给某个小贩。那类小贩通常是丑陋的老太婆。她不再记得，她为什么把手镯叫做“纽扣”，也许是因为这些手镯看起来像纽扣。

“你觉得我应该找份工作吗？”女人问。

“你知道那样不行，”男人说，“如果你找份工作，就没有剩余时间来画画。”

“从来没有人买过我一幅画。”

“他们会的，”男人说，“我们为什么不给巴里斯打个电话？他想看你的画室。”

他和巴里斯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所大学一起学习过。现在，他的老朋友来纽约和一家计算机公司进行洽谈。

“你觉得他会买点什么吗？”女人问。

“他的确说想看一下你的画室。不买东西去你的画室看什么？”

“也许，因为他好奇。”

“如果他看到喜欢的东西，他会买的。”男人说。

侍者这时过来取点菜单。

“两杯咖啡。”男人说。然后他转过来对那位女子说：“你要杯咖啡，是吗？”

“我也想要点吃的。”女人说，但此时侍者已经离开了。他们沉默了一阵。

“巴里斯住在哪个酒店？”男人问道。

“他什么都不想买，”女人说，“他只想去看看。我也不能因为他可能会买东西就给他打电话。”

“如果他不想买东西，为什么他想看画室？”男人说,“我无法想像他在伊斯坦布尔做生意时，会对新表现主义感兴趣。”

“他对我在忙什么感兴趣，就这么简单。”女人说，“他想知道，我在怎样的地方工作。”

“到现在，他应该已经忘了一切。”

“忘了什么？”

“忘了他说的话，忘了说过想看你的画。”

“他没说过想要看我的画，他说想看我的画室，”女人说，“他是个好人。我为什么要骗他，让他买纽约没一个人愿意买的画？”

“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欺骗想买你画的人，那么你一张也卖不出去。”男人说。

“如果这就是我要卖给别人的东西，那我宁愿什么都不卖。”

一阵沉默。

“每个人都这样卖东西，”男人说，“每个人首先都是把东西卖给朋友。”

“我住在纽约，并不是为了要把我的画卖给土耳其来的老朋友，”女人说，“我不是为了做这种事来纽约的。而且，不管怎样，我觉得他什么都不会买。”

“那么告诉我，你当初为什么要来纽约？”男人怨恨地说。

这时侍者端着两杯咖啡过来了。女人没有回话。

“那么告诉我，你当初为什么要来纽约？”男人又问道。这次的语气很愤怒。

“哦，求你了，别又来生事！”女人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我。而且很明显，到目前为止，你来这里也不是为了绘画。你来这里，好像只是为了给戒指和公厕画点图案。”

他知道这些话会激怒她。这个女人已经为一家公司设计了数百个图案，这家公司主要给公用厕所制作男女厕标牌。女人设计的形状有雨伞、雪茄、高跟鞋、男女侧面轮廓、男式礼帽、手提包、撒尿的小孩等。她开始为这些公司工作以后，常常取笑自己画的那些东西，但现在她痛恨它们。

“好吧，告诉你。巴里斯住在Plaza酒店。”女人说。

“Plaza酒店是上流人住的地方。”男人说。

“你不给他打电话吗？”

那个男子站起身来远远地走到餐馆的另一端，在电话簿里找到了酒店，拨了号码，那女人好长一段时间都注视着他。他的脸色苍白，但是身板强壮，体态优美，身体很健康。他身后，是人们在这类餐馆经常看到的那种海报：希腊和爱琴海，乘坐泛美航空公司飞机前往罗德岛的阳光天堂。712房间没有应答。他回到了座位上。

“那个上流人不在！”

“我没说他是个上流人，我说他是一个好人。”女人小心翼翼地说。

“如果他是个好人，为什么住在Plaza酒店，他为什么能挣这么多钱？”

“他是个好人！”女人顽固地坚持着。

“我们的钱不够维持到星期一了。他却在Plaza酒店小口、小口地啃食牡蛎和龙虾。他竟然是个好人？！”

“你猜怎么着？”女人报复地说，“你在空等。我是不会回土耳其的。”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去，是吗？因为我受不了土耳其男人。”

“你就是一个土耳其女孩，”男人生气地说，“即使你的那些东西能算做是画，你也是一个不明白怎样把自己的画卖出去的土耳其女孩。”

他们沉默了。有人在餐馆远端的自动点唱机里塞了枚硬币，屋里旋即充满了甜美、温柔的音乐。然后，有个疲倦、忧郁的蓝调歌手加入进来。他们听着。那女人将颤抖的手从桌上拿开，开始紧张地在外套口袋和手提包里找东西。那男人知道：她在找那块丢掉的手帕擦眼泪。

“我要走了。”男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外套走了出去。

雨下得更大了，街上越发黑暗。在摩天大楼灯光之间的那片天空，像暗夜一样漆黑。他走到42街，然后左拐。不久前还在兜售无绳电话的人们，现在卖起雨伞来，手臂上、腿上都挂着雨伞。当他走到第六大道时，街道上一下亮堂起来。人们从湿漉漉的人行道上走过，黑人们站在门口，站在闪烁着条状灯光的商店前面，哼唱着同样的字眼，好像他们在一起学唱这首歌：坏女孩，炫女孩，漂亮女孩，女孩女孩女孩！进来吧！进来瞧瞧，先生！瞧一瞧，瞧一瞧！我们有隐秘的单间、单向镜、现场表演、真正的乳头、女孩女孩女孩！进来瞧瞧，看一看，瞧一瞧！”有些还未决定是否入场的人，就站在外边，看着海报：梦想拥有一个狂野的小骚货，阴唇湿滑，欲望无穷。在经过第七大道的一块空地之后，他闻到了芦荟的味道。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聚集着一群身穿长袍的巴基斯坦人，他们在卖英文版的《古兰经》、一串串硕大的念珠、一瓶瓶芳香剂，还有宗教小册子。他茫然凝视着公交车终点站，许久之后，才穿过黑暗，经41街回到第五大道。小餐馆的名称是汤姆家餐馆。那女子已经不在桌旁。他向侍者打听。

“刚才坐在这里的女人走了吗？”

“坐在这里的女士？”侍者问，“刚才坐在这里的女士已经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