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之前所说，我关上父亲的手提箱，将其搁置一边，主要是出于两种内心感受：被放逐到偏远地方的感觉，以及缺乏真实性所产生的恐惧感。当然，我并非第一次有如此感觉。在多年的读写生涯中，我总是不停地对其进行剖析、挖掘、深化，并了解其各种变化、意外后果、它们焦虑的末梢、触角，以及其多样的色彩。当然，我的灵魂，一直处在生活与书籍所带来的混乱、敏感问题和短暂痛苦的刺激之中，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而只有通过写作，我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有关真实性的问题（如在《我的名字叫红》和《黑书》中），以及生活边缘化的问题（如在《雪》和《伊斯坦布尔》中）。对我来说，作为作家，就意味着要承认我们内心隐秘的伤痕。这伤痕如此隐秘，以至于自己都几乎无法察觉。作家，就意味着要对这些伤痕进行耐心挖掘，了解它们，阐释它们；意味着要拥有这些痛苦与伤痕，并使其成为我们灵魂和创作中有意识的一部分。

作家谈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知道。发掘这种认识，观其成长，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也使读者能够在一个既熟悉又神奇的世界中漫游。一个作家把自己关在房中多年，不停地打磨他的艺术品，创造一个世界。这时，如果他能以自己的隐秘伤痛为出发点，那么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对人类都赋予了极大的信任。我的信心出自于这样的信念，即我认为所有人都是彼此相似，其他人也有与我类似的伤痛，因此他们终究会达成共鸣。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源自这种童真的、充满希望的信念，即人人彼此相似。一个作家持续多年将自己关在屋中，他正是以这样的姿态来暗指那单一的人性，一个不设置中心的世界。

但是，正如从父亲的手提箱中，从伊斯坦布尔色彩苍白的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它离我们非常遥远。在我的书中，我曾在某些细节里描述过这一情形，描述过它如何带给我契诃夫式乡下人的感觉，又如何通过另一途径引发了我对真实性的质疑。经验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种相同的感受中，很多人遭受的不满足感、缺乏安全感以及堕落感比我还要深切。是的，人类罹患的困境依然是没有土地、没有家园、忍受饥饿……但是，如今的电视和报刊能更迅速、更简单地将这些基本问题告诉我们，而文学却从来不能。今天，文学最需要讲述和剖析的，是人类的基本恐惧：担心被弃于其外，找不到自身价值所在，以及由此恐惧所衍生的自认无能之感；还有群体的羞辱感，劣根性、卑微感、蒙冤感、神经质、幻象中的侮辱感，以及连带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膨胀和自我吹嘘……每当我直面这些情绪，直面人们表达这些情绪的那些非理性、夸张过激的言辞，我就知道，它们触及到了我内心的黑暗面。我们经常目睹许多西方世界以外的民族、社会和国家屈服于这样的恐惧，要认同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恐惧有时甚至会导致他们犯下愚蠢的罪行。所有这些只是因为他们脆弱敏感，担心遭受屈辱。我还知道西方世界的国家和人们为自己的富足，为给我们带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现代主义感到无比骄傲，他们常常沉溺于近乎愚蠢的自我满足之中。要认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也同样并非难题。

这些都意味着，我父亲并不是个特例。我们所有人都过分相信，世界有一个中心。然而，有一种相反的信仰，驱使我们将自己关在屋中从事写作多年。那就是，我们相信终有一天，我们的作品会有人阅读，被人理解。因为，世上所有的人都彼此相似。但透过自己和父亲的写作，我也明白，这只是一种给人带来困惑的乐观想法，它会被一种挤至边缘、弃于其外的愤怒所伤害。在许多场合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对西方世界的爱与恨，我都感同身受。不过，也正是因为我曾陪同这位伟大作家，穿行于他对西方的爱恨之中，看到了他站在另一对立面构建起来的别样世界，所以，如今我才可以说，自己掌握了基本的真理，有了足够乐观的理由。

所有为这一使命奉献一生的作家，都明了这一现实：不论初衷如何，我们经过多年写作，满怀希望创造出来的世界，最终会抵达一个迥然不同的境地。它会带我们远离自己曾经满怀哀伤、愤怒而伏案写作的书桌，带我们行至与这种情绪相反的另一端，进入另一个世界。也许父亲从未能将自己带至那里？仿佛一方慢慢形成的陆地，如同岛屿经过漫长的海上漂流，逐渐透过迷雾展现出其五彩斑斓的景致，这别样的世界令我们沉醉。我们就像从南而来的西方旅行者一样，看到伊斯坦布尔在迷雾中浮现，并被眼前景象迷惑。在始自于憧憬与好奇的旅行尽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清真寺与宣礼塔之城，一个混杂着房屋、街巷、山丘、桥梁、坡道的世界，这简直就是整个世界。看见它，我们就渴望进入这个世界，忘却我们自身的存在，就像读一本书时那样。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粗鄙如乡下人、受到排挤、被置于边缘，感到愤怒和深切的悲痛，我们就在桌边坐下看书，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超越这些情愫的完整世界。

我现在的感觉，与孩提和青年时代恰恰相反。如今对我而言，世界的中心在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因为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且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十三年里，我一直在描绘它的街巷、它的桥梁、它的人民、它的狗、它的屋舍、它的清真寺、它的喷泉、它神奇的英雄人物、店铺、知名人士、阴暗之处、它的白天与黑夜。这使它们成为我的一部分，我拥抱着所有这一切。当我亲手创造的世界，这个只在我脑海中存在的世界，比我真正生活其中的城市还更为真实的时候，作品的意义就由此诞生。所有这些居民和街道、物体和建筑都似乎开始与自己交谈，开始以一种我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发生互动关系，仿佛它们并非仅仅生活在我的脑海和作品中，它们存在更是为了其自身。我像一个用针挖井的人，创造了这个世界，它比其他一切更为真实。

写作了多年之后，父亲或许也发现了这种愉快。凝视着他的手提箱，我想：我不该对他抱有成见。毕竟，我是如此感激他：作为父亲，他从不像一般父亲那样苛求、强迫、压制、惩罚孩子，而总是给我自由，给我最大的尊重。我常常想，如果我总是能够从想像中汲取营养，不管它是出于自由还是出于孩子气，那都是因为，我和童年以及青年时代的许多朋友不同，从来不害怕我的父亲。有时我深信，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作家，正是因为父亲年轻时也曾有过同样的愿望。因此，我必须宽容地去读他的东西，并试图去理解他曾在那些旅馆房间中所写的一切。

我正是带着如此充满希望的想法，走向他的手提箱。它依旧待在原处。我怀着极大的决心，阅读了其中一些手稿、笔记本。父亲都写了些什么呢？我记得，它们有些是从巴黎旅店的窗边望出去的风景，有些是诗歌、前后矛盾的呓语、剖析……写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某个刚刚经历过交通事故的人，正竭力在回忆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又害怕会记起太多的东西。我小时候，父母之间马上要吵架之际，他们便会陷入死寂般的沉默中。此时，父亲就会打开收音机，调节一下气氛。音乐会使我们很快忘掉一切。

那么，此刻让我也用甜蜜的话语来改变一下气氛吧！希望这些话能起到音乐的作用。如你们所知，人们常常最喜欢问我们作家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为什么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天生就需要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做平常的工作。我写作，是因为我渴望读到我写的那类书。我写作，是因为我生你们所有人的气，生每个人的气。我写作，是因为我喜爱整天坐在房间内写来写去。我写作，是因为我只能靠改变来分享真实生活。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其他人、我们所有人以及整个世界都知道，我们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以前是怎样生活，今后仍将怎样生活。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纸张和笔墨的气息。我写作，是因为我相信文学，相信小说的艺术，远胜过其他一切。我写作，是因为这是一种习惯，一种激情。我写作，是因为我担心被遗忘。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它为我带来的荣誉和兴趣。我为了孤独而写作。或许，我写作，还因为我希望弄清楚，为何我如此生你们众人的气，如此，如此生每个人的气。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被人阅读。我写作，是因为一旦开始写一部小说、一篇文章、一页纸，我就渴望完成它。我写作，是因为每个人都期望我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孩子气地相信图书馆的不朽，喜欢我的书被摆放在书架上的样子。我写作，是因为将所有生活的美好和丰富多彩都转化成文字，是如此令人激动。我写作，不是为了讲述故事，而是为了编造故事。我写作，是因为要摆脱一个预感，即我必须前往某处，却不能完全抵达那里，就像梦中一样。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快乐。我写作，就是为了快乐。

父亲到我办公室留下那个手提箱的一周后，他又来看我。和往常一样，他给我带来一块巧克力（他都忘记我已经四十八岁了）。亦和往常一样，我们闲聊调侃，谈些生活、政治和家庭琐事，直至父亲的眼光瞥向他放下手提箱的那个角落，并发现我动过了它。我们彼此注视着，随之而来的，是一片令人压抑的沉寂。但我没告诉他我想看看里面的内容，并已经打开过它。相反，我移开了目光。父亲明白了。我知道他明白了。他也清楚我知道他明白了。但所有这些默契，只持续了几秒钟。父亲是个非常乐观，容易相处的人，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他像往常一样对我微笑。起身离开房间时，他又像一个父亲一样，给我讲那些美好、振奋人心的事情。

像往常一样，我看着父亲离开，对他的快乐、他的满不在乎和镇定自若的脾性很是忌妒。我也依然记得，那天我内心闪过的一丝快乐让我觉得羞愧。这种快乐源自于我的另一种想法，那就是，或许正是因为我的生活不像父亲那样舒适，我没过像他那样快乐或无拘无束的日子，我才把生活奉献给了写作——你们理解的……以父亲作为代价来这么想事情，让我感到羞愧。因为父亲是所有人当中，从未给我带来任何痛苦的人。他总是给我自由。所有这一切也提醒我们，写作和文学与我们生活中心的缺失有紧密的联系，与我们的幸福或负疚感紧密相连。

事情总是有对应。我还记得那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它给我带来了更深的负罪感。在父亲留给我这个手提箱的二十三年前，也就是我决心成为一个小说家的第四个年头，即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放弃了其他一切，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完成了第一部小说，那就是《杰夫代特先生》。我用颤抖的双手把这部我用打字机敲出的，尚未出版的小说递给父亲，请他阅读后告诉我他的想法。这不仅是因为我对他的品位和才智怀有信心，还因为他的意见对我很重要。因为和母亲不同，他从不反对我想成为作家的梦想。那时，父亲和我们不住一起，离我们很远。我迫切地盼望他归来。两周后，他回来了。我跑着去给他开门，他什么都没有说，但立刻伸开双臂拥抱了我。他用这种方式使我明白，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陷入尴尬的沉默之中，那中间埋藏着深厚的感情。平静下来之后，我们聊了起来，父亲用极富感情、充满夸张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我和我的第一部小说的信心：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像此刻一样，站在这里，满怀巨大的欣喜，赢得这一奖项。

他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让我相信他对我的好评，也不是要把这个奖项树立成我的目标。他说这些，就像一个普通的土耳其父亲，为支持、鼓励他的儿子而说的“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帕夏！”多少年来，不论他何时看到我，总用同样的话来激励我。

我的父亲过世于2002年12月。

今天，当我站在瑞典文学院，面对授予我这项伟大奖项、伟大荣誉的尊敬的院士们，面对尊敬的客人们，我深深地渴望，父亲能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