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一样，我们对于这个结局只有残破不全的认识，与其说它是史实的记述，毋宁称之为传说的铺叙。事非得已，我们只好以此为满足了。因此，我们乐意以一份真实的文件，亦即我们这位珠戏导师亲自递呈卡斯达里当局的那份连篇累牍的备忘录，来充实克尼克传的这个倒数第二章的内容，因为这里面含有他何以要做此决定并请求准予辞职的理由。

正如我们已曾一再说明的一样，约瑟·克尼克对于他曾刻意准备的这份备忘录，已经不再认为有何效果了。不仅如此，并且，我们还得承认，等到那一刻来临之时，他甚至还希望他既未写过，亦未递过这份“陈情书”哩。在不知不觉中对于他人产生一种自然影响的人，都会遭遇到这样一种命运；因为大凡对人产生这样一种影响的人，自然难免要为它付出相当的代价。尽管这位导师曾因获得德古拉略斯的支持，并使他成为这个计划的后援与伙伴而感到高兴，但其结果却远远超过了他原先构想或希望的程度。他哄骗或误引佛瑞滋去体会一件连他自己都已不再认为有何价值的工作；但到他这位朋友将其劳作的结果呈献给他时，他也就不再能够自食其言了。何况这份差使的本来意图就在使得佛瑞滋较能忍受他俩的别离之苦，而今又怎能置之高阁而不使他的朋友感到恼火和失望呢？当此之时，我们不难想象，克尼克宁愿直截了当地辞去他的职务并宣布退出教会组织，也不要转弯抹角地去递这份“陈情书”。因为在他看来，那简直是一出十足的闹剧。但为了德古拉略斯着想，他不得不再耐着难耐的性子再耐上一些难耐的时候。

毫无疑问，他这位孜孜不倦的朋友所写的这份稿件，如能听候我们支配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虽然它里面所含的内容，主要是用来作证或举例的史料；但我们可以大胆地推定，它对圣秩制度与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亦有不少尖锐而又机智的讽刺。不过，纵使这份花费数月心血写成的文件至今仍未散失——非常可能——在此，我们也只有忍痛割爱，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本书根本没有适当的篇幅可以容纳。

在此，我们所能注意的，只是这位珠戏导师如何运用其友人所写的作品。当德古拉略斯正正经经地将这份文件呈给他时，他不但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和欣赏之意，并且当面要求佛瑞滋加以朗诵，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使他的朋友感到如何高兴。因此，德古拉略斯一连用了多天的时光，每天以半个钟头的时间，在导师的花园里面——因为时值夏季——兴高采烈地诵读若干页数，往往因了两人的连珠笑语而中断片刻。不用说，这几天是德古拉略斯的得意时刻。虽然如此，但读罢之后，克尼克还是闭门索居，草拟致教育委员会的函件。我们且将这纸函件的原文照录于此，不再另加按语。

珠戏导师致教育委员会函：

种种不同的考虑，促使我这个珠戏导师，在这份比较含有私人性质的备忘录中，而非在我的公务报告里，向委员会提出一个特别的恳求。尽管我将这份备忘录附于目前该送的公务报告中，并以此静候官方的函复，但我宁愿将它视为写给服职同仁的一封传阅函件。

按照规定，每一位导师都有责任将他在执行职务时所遇到的障碍或危机报告委员会。尽管我已尽我所能地努力从公了，但我本身职务的执行还是受到了（或在我看来似乎是受到了）一种危机的威胁，而这种危机似乎只在我的本身——虽然，那也许不是它的唯一出处。且不论怎么说，我看出我服职珠戏导师的适任性受到了危害，而这种危害出于非我所能控制的环境。简而言之一句话：我对我自己能否圆满执行公务的能力开始有了疑问，因为我认为玻璃珠戏的本身已经陷入了一种险境。我写这份备忘录的主旨，就在欲使委员会相信此种危机已经存在，而我既然有些警觉，也必须尽早另谋出路。

请容我用一个譬喻来说明此种处境：有一个人，坐在一个阁楼里从事一项微妙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突然发现楼下发生了火灾。当此之时，他既不能考虑救火是不是他的责任，更不能去想是不是先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再说。他只有赶紧跑下楼去，尽力挽救整个屋子要紧。在此，我坐在我们卡斯达里大厦的顶层，以精密而又敏感的仪器操持我们的玻璃珠戏，但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嗅觉通知我，下面已有某种东西着了火，即将危及到我们的整个建筑，因此，我此刻要做的工作，既不是分析音乐的微妙之处，亦不能解释珠戏的规则，而是赶快冲到冒烟的地方，立即将火扑灭。

我们教会组织的兄弟，大都将我们卡斯达里、教会组织、学术体系、教育制度、玻璃珠戏，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就像绝大多数人将他们所吸的空气和所立的土地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一般。几乎没有人想到此种空气和土地会有失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我们也许会有缺乏空气的一天，乃至发现我们脚下的土地忽然不翼而飞了。我们有幸受到妥善的保护，得以生活在这个清静而又愉快的小世界里，而说来似乎奇怪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抱持这样一种虚妄的想象，以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生来就在它的里面。我本人虽在此种极其愉快的妄想之中度过年轻时代，但我完全明白我并不是生来就在卡斯达里，而是由教育当局将我送到这里加以培植。同时我也知道，卡斯达里、教会组织、教育委员会、英才学校、档案处所，以及玻璃珠戏，既非本来就有，亦非自然产生，而是后来的人为造物，虽然颇为高贵，但也跟其他一切人为造物一样无常不实。我早就明白此点，但它对我没有实感；我只是没有善加思维，只是未加注意，并且我还知道，我们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仍将在这种奇妙而又恰意的妄想之中生活，死去。

然而，正如过去没有教会组织，没有卡斯达里而有几百年，几千年的黄金时代一样，将来仍然会有那样的时期出现。而今我之所以要以此种老生常谈提醒我的同仁和委员会诸公，促使他们睁开眼睛一睹威胁我们的危机，之所以要暂时扮演一下那不但不值得恭维，且往往使人感到发噱的预言家、警告家，以及说教家的角色，乃因为我对于当面掷来的嘲笑，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如此，但我仍然希望你们中能有大部分人将我这份备忘录读完，甚至能有少数人同意它的观点。倘能如此，也就不负撰写这份文件的苦心了。

一个像我们卡斯达里这样的机构，一个从事心智工作的小小区域，难免会有内内外外的危机。内在的危机，至少是其中的若干部分，都是我们熟知的了；我们不但经常注意它们，而且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我们之所以经常将已核准进入英才学校的学子打发回去，就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难以根除的积习和冲动，以免他们因为不能适应我们这个社团而危及到它。我们相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因为不能适应卡斯达里的生活方式而已，并不是低于一般水准的次级人类，因此，他们一旦回到俗世后，就因能够找到比较合适的环境而发展成为有用的干才。单就此点而言，我们的做法已证实了它的价值，而就整个大体来说，我们的社团可说不但保持它的尊严和自律，同时也执行它为了经常补充一种心智上的贵族而做的工作。大概说来，卑鄙龌龊和不求上进的人，在我们当中只占一个不值担忧的比例而已。

可在我们教会组织成员中见到的那种妄自尊大，颇为可厌。我指的是那种高层阶级的傲慢，不但是每一个贵族易犯的毛病，同时也是每一个特权集团受到指控的原因——不论有理没理。社会史已显示一种不变的倾向，以某种贵族的形成为那个社会发展的顶峰和极致。可能的情形似乎是，人们对于社会化所做的一切努力，大都皆以优者主政的某种贵族制度为其理想，纵然行不通，亦不在意。自古以来，大凡大权在握的人——不论是国王还是某种幕后集团——莫不乐意以保护和赐予特权的方式促成贵族的崛起。这已是成了常规的办法，不论那个贵族的性质为何：不论出于政治地位、血统门第，还是出于选举和教育程度，都是一样。得势的贵族总是如沐春风般地晒着太阳；但过了发展的某个阶段之后，它的阳光地位，它的特权状态，总会因为受到某种诱惑而走上腐败的道路。现在，我们假如将我们的教会组织视为一种贵族，尝试对我们本身做一番自我检讨，看看我们获得今日的特殊地位，对于整个民族和整个世界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我们对于贵族特有的毛病——过分的傲慢、自大，阶级地位的骄纵、自负，自以为是的欺妄、伪善，只顾自利的剥削、营私，已经受了怎样的感染？假如我们来上这样一种自我检讨的话，也许会被许多疑惑吓上一跳。现今的卡斯达里人，虽可服从教会的规矩，力求上进，培养性灵，但对于他在国家组织里面的地位，对于他在人间与世界历史之中的处境，岂非往往缺乏应有的认识？他明白他的生存基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生命机体的一片叶子、一枝花朵、一根枝条或根茎么？他对国家为他所做的牺牲——给他饮食和服装，供他上学和研究——又有何体认么？还有，他对我们这种特殊地位的意义非常关切么？他对我们教会组织和生活的宗旨有无真实的概念？

就算有的是例外，许许多多值得赞美的例外。虽然如此，但对所有这一切的问题，我仍然禁不住要用一个“否”字予以作答。一般的卡斯达里人虽然不致用轻视、嫉妒，或恶意的眼色看待不是学者的世俗之人，但也不会将他看作一位兄弟，更不会将他看作一个雇主，而对于世间发生的事故，更没有些微分担责任的心理。对他而言，他的生活旨趣似乎就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甚至只是在一种混充世界文化的文化花园里散步消消遣而已。简而言之，我们这种卡斯达里文化，看来虽颇崇高而又富于贵族气质，而我对它亦感恩不浅；但对与它相关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却不像他们所演奏的一种大风琴，既不能积极地向着目标前进，又不能服务于比它本身更大或更深的东西。相反地，它却有些自赞自夸，自命清高，为培养知识偏才而自鸣得意的倾向。我知道有不少卡斯达里人，他们不但正直无偏，而且确有为人服务的意愿。我指的是在我们这种教育制度之下培养出来的师资，他们走出我们这个气候宜人而知识繁复的区域，到遥远的穷乡僻壤，从事公而忘私的服务，做无法估计的奉献。实在说来，只有这些教师，才是我们当中真正脚踏实地推展卡斯达里宗旨的志士。我们只是以他们的工作回报我们从国家获得的许多恩典。就算我们每一个教会兄弟都知道我们的无上神圣任务在于保存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基础，就算这个基础已经证明为一种最有效益的道德要素——因为它是正义以及其他许多事情赖以建立的那种真理之感，但是，假如我们将本身的真情做一番检讨的话，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并没有将照顾人间的福利和保持我们这个清净学区里外知识上的诚实和纯洁视为首要的任务。实在说来，我们都以为这事对我们无关宏旨。我们毫不迟疑地将这件事情留给那些在外面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替我们向世人偿债的教师们去做，好让我们这些享受特权的珠戏选手、天文学家、音乐学家，以及数理学家，多多少少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此种待遇。我们之所以不太在意我们的特权是否以我们的成就争取而来，就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狂妄自大和优越心态。即使我们的节俭生活之道系由教会组织所规定，但我们中仍有不少人以此自夸，就好像那是我们纯粹为了节俭而行的一种美德，而不是为了感谢使我们卡斯达里式的生活得以实行的国家所作的一种表示。

我想我只要略略提及一下这些内在的缺陷和危机，也就够了。它们并非微不足道——尽管平时尚不致危及我们的生存。但要晓得，我们卡斯达里人不但倚仗我们本身的德行和理性，同时也仰赖国家的情况和人民的意愿。我们吃自己的面包，用自己的图书馆，扩展我们的学校和档案室——但是，假如国家一旦不再愿意委托此事，或者受到贫穷、战争等类的打击，那么，我们的生活和研究一下就完蛋了。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许会认定它的卡斯达里和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奢侈品而不再支持。那样的话，它不但不会再以我们为荣，甚至还会将我们看成一群有害无益的寄生虫、骗子，乃至敌人。下面是威胁我们的外在危机。

为了将这些危机做一具体的描述，我也许得从历史引些例证。每当我与一般的卡斯达里人谈话时，我总会碰到一些消极的反抗——一种近乎幼稚的无知和冷漠。众所周知，我们卡斯达里人对于世界历史的兴趣极为微弱。实际说来，对于历史，我们大多数人不但缺乏兴趣，而且没有敬意。我不妨说，我们对它有欠公平。此种感觉——对于世界历史抱持冷漠而又傲慢的混合态度——经我多年的追根研究之后发现，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历史的内容给我们一种颇为卑劣的印象——我指的不是知识与文化史，当然，那是属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事。假如我们对于世界历史有什么看法的话，我们认为它所记述的只是权力、货物、土地、原料、金钱的争夺——简而言之，只不过是与心灵境界相距甚远、故而不屑一顾的物质和种种东西的争夺而已。对于我们而言，17世纪乃是笛卡儿、巴斯卡、佛罗柏格，而不是克伦威尔或路易十四的时代。

我们厌恶历史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对于曾在我们教会组织成立之前的那个堕落时期颇为流行的那种历史著作，一向抱持传统的、故而也是合法的怀疑态度。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我们对于那种所谓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是位最出色、最危险的代表——没有一点信心。到了下一世纪，它不但大大地歪曲了历史，同时也破坏了一切真理的探求。在我们看来，偏向此种虚假的历史哲学，乃是知识堕落和政治斗争时代——我们有时称作“战争世纪”、屡屡称为“副刊时代”——所具的主要特色之一。我们现今的文化、教会组织与卡斯达里，就是从那个时代的废墟之中屹立起来，就是从与它那种错乱或疯狂相抗而结果失败的斗争之中站立起来。

然而，我们的知识却傲慢地表示，我们面对世界的历史，尤其是面对现代世界的历史，心情上跟早期基督教的隐士和修士面对那伟大的theatrum mundi（世界舞台）颇为相似。对我们而言，历史是本能与时尚，是嗜欲、贪欲、权欲，是肉欲、暴力、破坏，以及战争，是野心的部长、腐败的将军，以及被炸都市的一种斗技场，而我们又颇善忘的是：这只不过是它的许多方面之一而已。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本身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也是成长的一种产物，因此，一旦失却继续成长和转变的能力，就得面对毁灭的命运。我们本身既然也是历史，就得为世界历史和我们的处身其中分担责任。然而，我们对于此种责任却茫无所知，实在严重。

且让我们一窥我们本身的历史，一窥现在这个学区建立的时期，一窥我们自己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形。我们的教会只是其中的一种——当下即可看出，我们的圣秩制度和我们的故国——我们所爱的卡斯达里，绝不是由像我们一样以超然于世界历史为荣的人们所建立的。我们的前辈和开山祖师们，系在战争时代末期的残破世界之中展开他们的工作。我们官方对于那个时代——大概始于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的解释，几乎全是一偏之见或一面之词。我们解释说，心智工作在那个时代不受重视；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们将心智的本身视为一种低劣的武器，只是偶尔用用而已。我们说此种态度是“副刊”腐败的一种后果。

说得好——那个时期的反知性而重兽性，如今看来，可谓如在目前。我称那为反知性，无意否定它在心智与方法学方面所做的重大贡献。只是，我们在卡斯达里接受教育的人，多以真理的追求衡量知识的要义，而当时所显示的那种知识与真理的追求似乎并无共通的地方。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没有坚定的道德秩序用以对付由于人口迅速膨胀所导致的巨变和混乱。那时所剩的一点道德秩序都被当时的标语口号压倒了。而那些斗争亦在它们本身之间形成了怪异而又可怖的冲突。跟四个世纪之前由路德导致的那个教会分裂时期一样，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有战线形成；到处都是壁垒分明，互不相容：老年与青年互斗，祖国与人道相争，赤色与白色厮杀。对于那种赤、白标记的机势和力量，对于那些战斗呼号的真意，如今的我们已不再能够重建了，更别说是理解和共鸣了。我们发现，就跟路德时代所见的一样，整个欧洲，可说是大半个世界，都可见到教徒与异端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间，过去的拥护者与未来的支持者之间，都在不顾一切地彼此火拼。他们的战线往往突破边界、国家，以及家族的范围。我们不妨相信的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战士本身而言，至少是对他们的领袖而言，所有这一切莫不皆有高度的意义，正如我们无法否定的是，为这些冲突发言的许多人士，莫不皆有一些坚实的信念，莫不皆有一些理想观念——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说的一样。到处都是战斗、杀戮、破坏，双方都说他们是替天行道，都说是为了上帝而打击魔鬼。

那种高度热情，激烈憎恨，而且完全无法形容的野蛮时代，已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了。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它与我们一切制度的起源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曾是这些制度成立的基础和原因。一位讽刺家也许可将这种记忆的丧失比作那些暴发户冒险家的健忘：一旦争得贵族的标记之后，便把他们原有的出生和家系置诸脑后了。

且让我们继续将那些战争样的时期稍稍叙述一下。我曾读过它们的许多文献，但我的兴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和被摧毁的都市，而是在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面临的是一种艰苦的时代，多半难以苟延残喘。学者和教士间皆有因此而以身相殉的人，而此种殉身的范例，即使在那个已经习惯于残暴的时期，亦非完全没有一些影响。尤其于此的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向那个暴力时代的压力低头了。有些人竖起白旗之后，便以他们的才能、知识，以及技术听候当时的统治者发落——且让我们温习一下麻萨矶地共和国（the Republic 0f the Massaetes）一位大学教授所说的一句名言：“一加二等于几？只有将军阁下，而非全体教授，可以斟酌决定。”其他的人则以一种合理的安全方式尽力奋斗，发表抗议文章。根据柴根豪斯报道，当时，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所签这类的抗议书、警告书、讲理书等，单是一年之间，就有两百多篇——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此。但绝大多数的人，不但学会了缄口的妙诀，同时也学到了忍饥耐寒、乞食避警的办法。他们英年早逝，受到生者的羡慕。自取其命者，不计其数。不用说，身为学者或作家，既无乐趣可言，亦非荣誉之事；投身统治者，设计标语口号的人，虽然有官可做，有饭可吃，但不仅吞尽同类上司的窝囊之气，免不了还得受自己良心的责备；不愿卑颜屈膝的人，只有忍饥挨冻的一途，不得已铤而走险，沦为盗匪之类，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受到放逐。一种残忍无情、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扫除，于焉展开。未为当道与战争直接服务的科学研究工作，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整个的教育制度，亦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大国的历史，凡是照它本身法则写出的篇章，都会受到任何的修改和删削，只有历史哲学和副刊主义支配它的领域。

此种情形，已经说得够多够细了。总而言之，那是野蛮而又狂暴的时代，是人民与政党，老与少，红与黑不再互认的混乱的巴比伦时代。等到血流够了，脸丢够了之后，那个时代也告终了：于是逐渐地，人们愈来愈渴望理性，渴望恢复共同的语言，渴望秩序、道德、合法的标准，渴求一种字母顺序和九九乘法表，而不再由当权集团任意规定和改变。人们渴求真理和正义，渴求理性，要求克服混乱的愿望随之而起。在这个只关心表面事物的狂暴时代终了之后的真空状态之中，在这种普遍锐意渴求开创新局面和恢复旧秩序的需要之下，我们卡斯达里于是应运而生。这群微不足道，已经饿得半死，但仍勇敢不屈的真正思想家，于是开始感到了他们本身的潜力。他们以英勇的苦行和自律着手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机构。他们在每一个地方，甚至在最小的小组之中，重新展开他们的工作，将那些宣传的垃圾扫除干净。他们从最低的底层开始重建知性的生活、教育、研究与文化。

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白手成家，凭着百折不挠的勇气，终于创建了一座辉煌的大厦。经过数代的努力，他们建立了教会组织、教育委员会、英才学校、档案处、资料室、技术学院、讲习班，以及玻璃珠戏。而今，我们以继承人的身份住在一座过于堂皇的大厦之中。且让我们重说一次，而今我们住在它的里面，犹如一批颇为不快而又自满的贵宾。如今，我们既不想知道当年奠基时所献的重大人类牺牲，亦不想知道为了荫被我们后代所受的种种磨难，更不想晓得当时支持或容许建筑这栋大楼的历史——尽管这个历史如今不但仍然支持并容忍着我们，而且还会支持并容忍我们后面的许多卡斯达里人和导师，但它迟早终会推倒并吞掉我们这座建筑，就像推倒并吞没它曾容许成长的其他一切一样。

且让我撇开历史，做一个结论。所有上述各点，对我们当前的意义是：我们的制度已经过了它的绚烂时期，它已在某个时期之前达到了神秘的世界历史游戏有时容许美好事物达到的那种幸运顶峰。目前我们已在走下坡路了。我们的前程也许还可展延很长的一段时间，但不论怎样说，今后再也不会有比以前更好、更美、更为可意的景况可以指望了。今后的路是下山的路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成熟腐烂的时候。无疑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但这不是今天或明天，而是后天的事。我这个结论，并非从对我们的成就和能力作过分的道德评估而来，而是从我看出已在俗世进行的运动而得。危急时刻已在接近之中，恶兆随处可见，世间的重心又要转移了。改朝换代的事儿就要来临了，战争和暴力势将难免了。来自远东方面的风暴，不仅威胁到我们的安宁，而且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和自由。纵使我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纵使我们全国上下一致坚持传统路线（事实不可能）并继续努力效忠卡斯达里的理想目标，亦属枉然。我们在国会的某些代表，已在表示卡斯达里是我国颇为靡费的奢侈品了。我们这个国家不久就要被迫认真重整武备了——当然只是为了自卫而备战——大量节省开支，自然在所难免。尽管政府对我们非常仁慈，但大量的节省开支对我们将是一种直接的打击。我们的教会组织及其所做的文化延续工作，一向以尽量少用国库的钱为原则，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比之其他时代，尤其是副刊时代的初期，在那些漫无节制的大学，那些为数颇众的顾问人员和那些所费不赀的研究机构上面所花巨额开销，这笔款子实在并不算大，而比之战争世纪消耗于战争和军备的数字，更是微乎其微。然而，要不了多久，那种军费开支又得列为当务之急了；那些将军们又要控制国会了；而当人民面对此种抉择：究竟是牺牲卡斯达里还是让他们自己置于敌人的炮火之下？当此之时，我们当不难想象他们将做何种抉择了。毫无疑问地，那时将有一种好战的意识形态抬起头来，而大力宣传的结果，最先受到鼓动的，将是青年之人。而后，学者与学术，拉丁与数学，教育和文化，将视它们是否符合战争的目的而被规定存在的价值。

波涛已在升起，终有一天会将我们冲掉。那也许是当然的结果。不过，敬爱的同事们，目前我们仍然拥有那种抉择与行动的有限自由，而那正是人类的特性，也是使得世界历史成为人类历史的所在。我们仍然可以依照我们对于事件的了解程度加以抉择，仍然可以依照我们的警觉和勇敢程度加以取舍。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不妨闭起眼睛，不睬不顾，因为此种危险距离我们还遥远得很。我们如今身为导师的人，将在此种危机接近得人人可见之前，在平安中完成任期，并在平安中安详而逝。但对我而言，相信对于他人亦然，不昧良心而能心安理得，恐非易事。我就无法认为风潮来时我已不在人间而继续执行我的职务，而继续玩弄我的珠戏。在我看来，事情已经相当紧急，我们应该赶快振作起来，因为，尽管我们不是政治人物，但我们既不能与世界历史脱离关系，故而也就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我在这份备忘录中，一开头便表示我担任导师的能力有了破绽，因为我无法安安稳稳地服职而不挂虑这个未来的危机。我可以不想：这个灾难会以何种形态发生在我们大家和我自己身上？但我却无法不问：我们要怎样做，我又该当如何，才能面对这个危机？关于此点，请容我略加申述。

我无意提倡柏拉图的政治主张：国家应由学者或哲人统治，因为柏拉图时代的世界还很年轻。柏拉图虽然算是某种卡斯达里的开山祖师，但他却不是卡斯达里人。他是皇家的后裔，生来的贵族。就算我们也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气质，但我们是心智上的贵族，而不是血统上的贵族。我不相信人类教养一种同时也是理智贵族的世袭贵族。那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贵族，但只是梦想而已。我们卡斯达里人不宜于做统治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是已经开化的人，都有高度的智力。假设我们不得不治理国家大事的话，我们将不会运用真正统治者所不可或缺的那种武力和天真。尤其是，假如我们那样做的话，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疏忽我们本来的田地和真实的关注，亦即培养一种模范性的文化生活。治理国事虽不像某些自负的知识分子所想的那样需要愚鲁或老粗的气质，但不仅需要有全心全意地乐于外务的习性，亦即要有使本身与外在目标认同的性向，同时还要有一种毫不迟疑的果断精神，亦即为求达到目标而不择手段的本领。而这一切却是学者（我们不想自称哲人）所不能有、所不会有的特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但认为冥想重于行动，而且，我们亦已学会，在为了达到目标而选择手段时，势必要尽人智之所能而小心谨慎，而步步留神。

因此之故，治国不是我们的工作，参政也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是擅长检查、分析，以及测度的专家。我们是一切规矩、一切章程，以及一切做法的维护者、确定者，我们是专管文化度量衡的标准局。就算我们也做其他许多事情——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也做革新家、发明家、冒险家、征服者，以及重新解释者，但我们的首要任务，却是使得一切知识的源泉保持纯净，这是人民需要我们和保有我们的主要原因。在交易时，在政治中，偶尔指鹿为马，称黑为白，往往是一种天才手笔，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办到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些时代，在所谓“鼎盛时代”的战乱期间，知识分子有时会因受到怂恿而投身政治圈中。这在副刊时代的末期尤其显著。那个时代走火入魔，竟至超过了它所需要的限度，居然坚持心灵必须服务政治或服从军事的主张。正如教堂里的铁钟被拿去熔铸枪炮，无助的学童被拉去补充军队的缺额一样，心灵的本身也被钳制起来而作为一种战争物资受到消耗。

不用说，我们自然无法接受此种要求。在局势危急之时，一个学者可以被从讲台上或书桌旁拉去当兵；在某些情况之下，他可以自愿投笔从戎。当国家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乃至物资缺乏时，学者不但必须节制一切物质享受，有时甚至还得束紧肚皮，准备挨饿。不用说，所有这一切，都应视为当然而加以接受。一个人所受的教养愈高，所享的特权亦愈大，必要时所做的牺牲亦愈重。我们希望每一个卡斯达里人都将这些视为当然的事情——假如那种时候来到的话。情势紧迫时，我们可以准备为人民牺牲自己的舒适、安乐，乃至生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准备为了一时的需要，为了人民或将军的要求而牺牲心智的本身，而牺牲我们精神生活的传统和德性。逃避人民所受的挑战、牺牲，以及危险，当然是一种懦夫的行为。但是，如果为了物质上的利益而出卖心智的生活原则——例如将二乘二的结果交由统治者斟酌决定——则不仅是懦夫，同时也是叛徒了。为了其他任何利益——包括自己国家的利益在内——而牺牲真理之爱，而牺牲知识上的诚实，而牺牲忠于心智法则和方法的精神，都是一种叛逆的行为。政治宣传和利益冲突一旦损害、歪曲，乃至破坏真理的价值——就像个人、语言、艺术，以及其他一切不可或缺、且已有高度发展的东西已经受到的一样——那时，我们的责任便是为了挽救真理而反抗，而奋斗，因为那是我们的最高信条。故意宣说、笔述，或教授不实之事的学者，存心支持谎言和骗术的学人，不仅破坏有机组织的原则，同时也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论当时的情形看来如何，都是如此。何以故？因为他污染人民的空气、土壤、饮食，以及水源；他不但毒害人民的思想和法则，而且还助长一切威胁国家安全的敌对邪恶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