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把自己未能实现的一切全放到了我肩上。当汉娜和米海尔在1950年冬日的一个晚上在塔拉桑塔学院的楼梯上初次相遇（见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后来在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大街的阿塔拉咖啡馆里再次见面，汉娜鼓励性格腼腆的米海尔讲讲他自己，可是他却向她谈起了他那位鳏居的父亲：

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作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注

多少年来，父亲没有放弃希望：约瑟夫伯伯的衣钵终将落在他身上，倘若我能继承家庭传统成为一名学者，他会适时把衣钵传给我。他所从事的枯燥无味的工作，使他只能夜间做研究，因此倘若衣钵传给了他，也许他唯一的儿子能够继承。

在我看来，妈妈想让我长大后，表达她无法表达的东西。

随后几年，他们不断地提醒我，在咯咯轻笑与骄傲中提醒我，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提醒我，在扎黑一家、鲁德尼基一家、哈纳尼一家、巴·伊兹哈尔一家以及阿布拉姆斯基一家面前，他们总是提醒我怎么做，那时我只有五岁，两个星期前才学会字母，我在父亲的一张卡片背后用大写字母写上“作家阿摩司·克劳斯纳”，别在我小房间的门上。

甚至在不知道怎样读书之前，我就知道怎样做书。父亲伏案工作，疲倦的头在昏黄一片的台灯光里来回晃动，缓慢而辛勤地朝桌上蜿蜒在两堆书之间的山谷行进，从面前打开的一卷卷书中挑出各种细节，采摘出来，将其举到灯下，检查，分类，抄在小卡片上，然后把它们一一摆放到智力玩具里的恰当位置，就像穿一串项链，这时我悄悄进去，踮起脚尖站在父亲身后。

实际上，我自己也像他一样工作，像个钟表制造商或老派银匠：一只眼睛觑起，另一只眼睛放在钟表制造商的放大镜上，两只手指拿着一把精致的镊子，书桌上放着一些纸片，而不是卡片，我在上面写下各种各样的词语，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一些拆分了的句子、惯用法和表达描写的碎片，以及各种暂时性的组合。我时不时挑出其中一个颗粒，文本中的这些分子，用我的镊子小心翼翼地夹到灯下，仔仔细细地检查，翻过来掉过去，弯腰擦拭或磨光，再举到灯下，再轻轻擦拭，接着弯下身子将其放到我正在编织的作品中。接着我从不同角度审视它，尚未完全满意，我再次将其取出来，换上另外一个字，或是把它放到同一个句子里的另一个位置，接着再拿走，使它再精练一点，试图再去安装，也许角度有点不同，要么就是对它重新调遣，也许放到句子后边，要么就是放在下个句子句首。要么就是将它拦腰砍断，使之自成一个独词句？

我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回到书桌边，凝视片刻或更久，然后把整个句子都删掉，或把整页都撕去。我绝望地放弃，我大声诅咒自己，诅咒整个写作，整个语言，尽管如此，我还是坐下来，重新开始把一切组合起来。

创作一部小说，我曾经说，好似试图搭起以东注山峦。或像用火柴棍来建造整个巴黎的楼群、广场和林荫大道，乃至街上的最后一条长椅。

倘若你写八万字的小说，你至少得做二十五万次决定，不光是决定情节的提纲，谁生谁死，谁会陷于情网谁会背信弃义，谁会发迹谁会干蠢事而出丑，人物的名字和面貌，习惯和职业，章节划分，书的名称（这些是最为简单最为一般的决定），不光决定叙述什么粉饰什么，谁先谁后，什么要详细说明什么间接提起（这也是相当一般的决定），而且你还要做数以千计较为细微的决定，比如，那一段倒数第三句话是写“蓝”还是“微蓝”，或者该是“淡蓝”？或者“天蓝”？或者“品蓝”？或者确实是“灰蓝”？灰蓝这个词可不可以放到句首，还是只能放在句尾才可以出彩？或者放在句子中间？或者它只能用在由许多从句组成的复杂句中？或者最好只写五个字“那晚的亮光”，不加任何色彩，不管是“灰蓝”还是“略带灰蓝”还是其他什么。

早自童年时代起，我就是旷日持久的彻底洗脑运动的牺牲品：约瑟夫伯伯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的图书神殿，父亲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大街我们住房里的书籍紧身衣，妈妈的书籍避难所，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邻居扎黑先生的长篇小说，我父亲的索引卡片和文字游戏，甚至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带有刺鼻气息的拥抱，以及阿格农先生，他用无核葡萄干投下了几个阴影。

但是，实际情况是我暗地里根本就不理会别在房间门上的卡片。有好几年，我一直梦想长大成人，逃脱这些水泄不通的书，做个消防队员：火与水，消防制服，英雄主义，闪闪发亮的银色钢盔，消防警笛呼啸，姑娘们的目光，一闪一闪的消防警灯，街上的恐慌，红色机车雷鸣般的猛攻，身后拖了一条恐怖的尾巴。

接着是云梯，水管不住地延伸，火光映衬在红色机车上，像喷涌而出的鲜血，最后，高潮来临，一个姑娘或女人昏迷不醒被抬在勇武营救她的人的肩膀，牺牲自我忠于职守，烧焦的皮肤、睫毛和头发，地狱般令人窒息的浓烟，随即便是赞扬，被救女子那一道道泪水的爱河满怀倾慕与感激涌向你，那是最漂亮的人儿，是你用自己轻柔的手臂勇敢地把她从火焰中解救出来。

但是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我在臆想世界里一遍遍地从熊熊燃烧的火炉里营救的人是谁，是谁在用爱回报我？也许这样问话的方式并不对，不如问：在那个好幻想的愚蠢孩子狂妄自大的心里究竟出现了何种不可思议的可怕预兆，暗示他，但不把结果显示给他，向他发出信号，但在时间允许之时没给他任何机会去解释妈妈会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出事的模糊暗示。

我已经五岁了，一遍遍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沉着勇敢的消防队员，全副武装，头戴钢盔，勇敢地冲进熊熊燃烧的火焰，冒着生命危险把昏迷不醒的她从烈火中营救出来。（而他那软弱无力巧于辞令的父亲只会站在那里发愣，无助地盯着火舌。）

这样，他一边在脑海里把新希伯来人在烈火中强悍起来的英雄主义（与父亲规定给他的一模一样）具体化，一边急忙冲进去挽救她的生命，借此，他把妈妈从父亲的魔爪中永远抢夺出来，用自己的羽翼庇护她。

但我从如此阴暗的思绪中，能否编织出连续几年一直萦绕我心的这一俄狄浦斯式幻想？有可能是那个女人伊里娜、伊拉以某种方式，像远方的烟味一样，在我的想象世界里渗透进消防队员和被营救的女人的幻想？伊拉·斯提里茨卡娅，罗夫诺一个工程师的妻子，丈夫每天夜里在打牌时把她输掉。可怜的伊拉·斯提里茨卡娅，爱上了车夫的儿子安东，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直至有一天她倒空一罐汽油把自己在沥青纸围成的简易住所活活烧死。但是这一切发生在我出生前十五年，发生在我从未见过的国家里。我妈妈肯定不会蠢到那种地步，向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讲这些吧？

父亲不在家时，我坐在厨房里撕滨豆，妈妈背对着我站在那里理蔬菜，要么就是榨橙汁，或就着厨房的操作台做肉丸，她会给我讲述各种各样怪异而吓人的故事。小培尔，约翰留下的孤儿，拉斯马斯·金特的孙子，一定像我一样和他那穷困潦倒的寡母奥丝在风雪交加的漫长冬夜孤零零地坐在山上小屋里，心中吸收并储存着她那几近荒唐的神秘故事，峡湾对岸的索里亚—莫里亚城堡，抢亲，山妖大王宫殿里的巨怪，绿衣食尸鬼，铸纽扣的人，众小妖，女水妖，还有无所不在的可怕勃格。注

厨房里的墙壁熏得黑糊糊的，地板已经下陷，低矮窄仄如同单独的囚室。炉旁放着两个火柴盒，一个装新火柴，一个装旧火柴，为了经济，我们通常点燃一个汽化煤油炉火头后，再用旧火柴借火点燃另一个火头。

妈妈讲的故事也许怪异吓人，但是非常令人着迷，里面有洞穴、高塔、荒无人烟的村庄、悬在空中的断桥。她的故事不是从开头讲起，也不是以大团圆的结局结束，而是在灰暗朦胧中闪烁不定，千回百转，刹那间从薄暮中现出，令你惊奇，令人脊梁颤抖，继之，在你尚未来得及看出眼前是什么时又消失在黑暗之中。她就是这样讲述阿里路耶夫老人的故事，讲述塔尼赫卡和她三个丈夫、互相杀戮的铁匠三兄弟的故事，讲述一只熊收养了一个死孩子的故事，讲述山洞里的幽灵爱上了砍柴人的妻子，或讲述马车夫尼基塔从死人堆里复活，迷惑并引诱杀人凶手的女儿。

她的短篇小说中尽是黑莓、蓝莓、野莓、块菌和蘑菇。在我尚未具备思想的幼年时代，妈妈就带我前往其他孩子鲜少涉足的地方，在这过程中，她向我展现了令人心旌摇荡的语词羽扇，仿佛她正在把我抱在怀中，一点点将我举向越来越高令人眩晕的语词高处，她的领域阳光斑驳，或者说浸湿着雨露，她的森林密密层层，或者说不能穿过，树木参天，草地碧绿，高山，一座远古的山，赫然耸现，城堡高耸，塔楼林立，平原懒散地伸开四肢在那里休眠，在山谷里，她所说的溪谷、山泉、小川和细流不住地汩汩涌流，潺潺作响。

我妈妈过着孤独的生活，多数时间把自己囚禁在家里。除了她的朋友，也曾经在塔勒布特高级中学读过书的莉兰卡、伊斯塔卡和范妮娅·魏茨曼，妈妈在耶路撒冷没有找到任何意义和情趣。她不喜欢神圣的地方和诸多名胜古迹。犹太会堂、拉比学院、基督教堂、修道院和清真寺，这一切对她来说几乎千篇一律，枯燥乏味，泛着不经常洗澡的宗教人士的气味。她敏感的鼻子一旦闻到未清洗肉体散发出来的气息，即使洒了浓重的香水，也会向后缩。

父亲也没有把很多时间花在宗教上。他认为任何传播宗教信仰的人都是颇为可疑、愚昧的人，他们助长了自古以来的仇恨，加剧了恐惧，发明了虚假的教条，流几滴鳄鱼泪，以伪造的圣物、虚假的遗迹以及各种各样无价值的信仰和偏见作为交易。他怀疑所有靠宗教为生的人均系某种讨人喜欢的江湖骗子。他喜欢援引海涅的话：牧师与拉比都散发着臭气。（或者用父亲那已经缓和了的版本：“这二者都没有散发玫瑰花香！也没有喜欢纳粹的穆斯林穆夫提哈吉·阿明！”注）另一方面，他确实不时地相信模模糊糊的神意，“人的主体精神”或是“以色列的磐石”注，要么就是相信“具有创造力的犹太天才”奇观，他也把自己的希望依附于可以救赎或可以重振活力的艺术力量。“美的祭司与艺术家的画笔，”他经常戏剧化地背诵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十四行诗组诗，“那些掌握诗之神秘魅力之人/用韵律与歌来救赎世界。”他相信艺术家比其他人优秀，更富有洞察力，更为诚实，未被丑陋所玷污。问题是，尽管如此，一些艺术家甚至可以追随希特勒，令他苦恼，令他难过。他经常自己与自己展开辩论：艺术家迷恋于暴君的魅力，为镇压与邪恶事件效劳，配不上“美的祭司”这一称号。有时，他试着向自己解释说艺术家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

建立新居住区、购买并耕耘处女地、铺设道路，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尤其使父亲沉醉，然而母亲对此却置若罔闻。她通常扫了一眼报纸的标题就把它搁置一边。她把政治视为灾难，聊天与闲谈使她感到无聊。当我们有客人时，或者当我们出去探望塔拉皮尤特的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或者是扎黑夫妇、阿布拉姆斯基夫妇、鲁德尼基夫妇、阿格农先生、汉纳尼夫妇，或者是汉娜和哈伊姆·托伦时，我母亲很少插话。然而，有时只是因为她在场，男人们才竭尽全力不住地说啊说，而她只是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脸上挂着微笑，仿佛试图从争论中破解，为何扎黑先生会坚持那种特殊的见解，汉纳尼先生却意见相左，要是他们突然互换立场，争论是不是会截然不同，每个人都会为对方的观点辩护，而反击先前所持有的见解吗？

母亲对服装、物品、发式和家具感兴趣，是把它们当成窥孔，借此能够窥见人们的内心世界。不管我们何时到别人家里，或甚至是在等候室，我妈妈都会笔直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双手交叠在胸前，像寄宿学校里的模范学生等候年轻的女士，她一丝不苟不慌不忙地凝视窗帘、沙发套、墙上画像、书籍、瓷器、架子上陈列的物品，像个侦探在搜集尽量多的详情，其中一些终究可能会结合起来成为一条线索。

他人的秘密令她着迷，但不是谈论闲言碎语的层面——谁喜欢谁，谁和谁约会去了，谁买了什么——而是像某人正在研究马赛克上石子的分布，或者是大拼图玩具上的每一块组成部分。她聚精会神倾听谈话，嘴边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她仔仔细细观察每一个说话人，观看他们的嘴唇，脸上的皱纹，双手在做些什么，孩子在说些什么，试图在隐藏什么，目光指向哪里，姿势的变化，双脚是局促不安，还是规规矩矩地放在鞋里。她很少参与谈话，但一旦走出沉默，说上一两句话，谈话一般难以再像从前那样继续下去。

也许在那年月，分配给女人的角色就是在谈话中做听众。要是女人突然开口说上一两句话，就会引起某些震惊。

我妈妈时不时教些家教课。偶尔，她去做讲座或者去参加文学读书会。然而，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她不是坐在那里，而是拼命劳作。她默默地干活，效率很高。我从来没有听到她在做家务时小声歌唱或是喃喃自语。她做饭，烘烤，洗衣，买东西，熨衣服，做清洁整理，清洗盘碗，切菜，揉面团。但是当家里一尘不染，清洗的活计已经完成，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后，我妈妈便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读起书来。她的身体无拘无束，呼吸缓慢轻柔，坐在沙发上读书。她把一双赤脚蜷在腿下，读书。她朝搁在腿上的书微微欠身，读书。她躬起后背，脖子前倾，双肩低垂，整个身体的形状像个月牙，读书。脸半埋在乌黑的秀发下，欠身朝着书页，读书。

她每天晚上读书，我在院子里玩耍，我父亲坐在书桌旁边把他的研究写在小卡片上。她在碗筷收拾停当后也读书，在我和父亲坐在他的书桌旁边，我歪着头，轻轻靠着他的肩膀，整理邮票，按照目录一一检查，将其贴在集邮册里时，她在读书；我睡觉后父亲回去整理他的小卡片，她在读书；百叶窗已经关闭，沙发已经放下，露出藏在它身下的双人床，她在读书；甚至当屋顶的电灯熄灭，父亲摘下眼镜、背朝着她进入相信一切将会好起来的善意之人的梦乡，她继续读书。她不住地读啊读，她忍受着失眠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失眠越来越严重，直至她人生的最后阶段，不同的医生都给她开大剂量的药片、各种安眠药水，推荐她到萨法德的一家家庭旅馆或者是阿扎的健康基金疗养院真正休息两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