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杰尔达老师将语词并置起来的方式。有时她会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用语放到另一个也相当普通的词汇旁边，突然，只是由于语词毗邻，在两个通常不站在一起的普通词汇之间，迸射出带电的火花，让我激动不已。

我第一次思考／那样一个夜晚／荟萃的群星只是个流言……

那年夏天，杰尔达老师还没有结婚，但有时一个男人出现在院子里。在我看来，他并不年轻，那模样表明他是个教徒。他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无意地撕破了她和我之间织下的那看不见的晨网。有时他带着一丝索然无味的微笑朝我点一下头，背对着我站在那里，和杰尔达老师谈话，那谈话持续了七年，要么就是七十七年。他们用意第绪语说话，因此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有那么两三次他甚至设法让她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小姑娘般的笑声，我不记得我曾经使她这样笑过。甚至在梦中也没有。绝望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架水泥搅拌机的具体图影，那架搅拌机在马拉哈伊大街那头放了有好几天了，我会在半夜里把这个爱逗笑的弄臣杀死，天亮之前把他的尸体拖进搅拌机的肚子里。

我是个善于辞令的孩子，喋喋不休、不知疲倦地说话。早晨，还没睁开眼睛，我就开始发表演说，几乎一刻不停，一直持续到晚上熄灯，持续到我的梦中。

可是我没有听众。对于与我同龄的其他孩子，我所说的一切听起来像斯瓦西里语或是莫名其妙的话，而对于成人来说，他们也都在发表演说，和我一样，从早到晚，他们谁也不会听他人说话。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谁也不听谁的。也许他们甚至也不真的听自己的。（只有我那位好爷爷亚历山大，他可以全神贯注地倾听，甚至从所闻中汲取许多乐趣，但是他只听女士们说话，不听我的。）

结果，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只耳朵伸出来要听我说话，鲜有例外。即便是有人屈尊要听我说话，但两三分钟以后就烦了，尽管他们彬彬有礼假装在听我说话，甚至佯作从中得到一种享受。

只有杰尔达，我的老师，听我说话。不是像一位心地善良的阿姨，出于怜悯之情，疲倦地把一只经验丰富的耳朵借给一个突然向她劈头盖脑倾泻的小字辈儿。不是的。她一点一点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仿佛正在从我这里听到令她惬意令她好奇的事情。

而且，杰尔达，我的老师，当她想听我说话时，怀着敬意轻轻燃起我的热情，向我的篝火里添加树枝，可是，当她已经听够了，她会毫不犹豫地说：

“现在我已经不想听了。请不要再说了。”

别人三分钟后就不再听了，但是却任我没完没了地唠叨一个钟头，始终假装在听，而想着自己的心事。

所有这一切均发生在二年级结束之后，在我结束儿童王国的读书之后，在我去塔赫凯莫尼之前。我只有八岁，但是已经养成了阅读报纸、通讯以及各种杂志的习惯，此外还狼吞虎咽地读了一两百本书。（几乎所有落入我手中的东西，几乎不加选择，我搜寻了父亲的图书馆，只要发现用现代希伯来语写的书，就用牙齿在我的角落里啃噬。）

我也写诗，描写希伯来部队，地下战士，征服者约书亚，甚至写一只踩扁了的甲虫，或者是秋天里的忧伤。我把这些诗作在早晨送给杰尔达，我的老师，她小心翼翼地抚摸诗作，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关于这些诗，她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际上，我已经把诗歌给忘了。

但是我确实记得，她怎样对我讲述诗歌和声音。不是讲述向诗人心灵诉说的来自天国的话音，而是讲述不同语词发出的不同声音：比如“窸窣”是个耳语词，“尖利”是一个尖锐刺耳的词，“咆哮”一词含有深厚之音，而“音质”含有声音精细之义，而“噪音”就是噪音本身，等等。她掌握着全套语词和声音，我在这里更多的是追问记忆，而不是能够出产。

那个夏天，当我们近在咫尺时，我也许从杰尔达，我的老师那里听过这样的话：要是你想画一棵树，就只画几片树叶，你用不着把它们全部画出；要是你想画一个人，不必画出每根头发。但是在这点上，她并不执着，一次说这里或那里我着墨过多，而另一次她会说，我确实应该多画一点。可是该怎样把握呢？直至今日我依旧在寻找答案。

杰尔达老师也向我展示了一种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希伯来语，是我在克劳斯纳教授家或者在自己家里或者在大街上的任何一本书中从未读到过的希伯来语，一种奇怪、不合规范的希伯来语，一种关于圣徒故事、哈西德传说、民间谚语的希伯来语，是渗透进了意第绪语的希伯来语，打破所有规范，把阳性和阴性、过去时和现在时、代词和形容词混为一谈，不地道、不连贯的希伯来语。但那些故事却拥有神奇的活力！在一篇讲雪的故事中，故事本身似乎由雪一样冰冷的语词构成。在一篇关于火的故事中，语词本身熊熊燃烧。在她所讲述的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事情中，有某种奇异、起催眠作用的甜美！仿佛作家把笔蘸在酒里，使语词站立不稳，在你口中打晃。

那个夏天，杰尔达老师也向我打开了一本本诗作，那类书真的，但是真的，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的人：莉亚·戈尔德伯格、尤里·兹维·格林伯格、约哈韦德·巴特—米利亚姆、埃斯特·拉阿夫，以及尤·兹·里蒙。

从她那里，我知道有些语词的周围需要全然安静，给它们足够的空间，就好比挂照片，有些照片周围不需要陪衬。

我从她那里学到了许许多多，在班上，在她的院子里。显然，她不介意我分享她的秘密。

然而只是分享一部分秘密。比如，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她也从来没有向我做过丝毫暗示，除身为我的老师，我的挚爱，她也是诗人杰尔达，她的一些诗歌发表在文学增刊和一两本无名杂志上。我不知道，她和我一样，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也不知道她和声名显赫的哈西德拉比世家有亲缘关系，她是犹太教仪式派拉比门纳哈伊姆·门德勒·施尼尔松的亲堂妹（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我不知道她也在学习绘画，她加盟一家戏剧团体，也不知道她那时甚至已经在诗歌爱好者的圈子里小有名气。我没有想到，我的情敌，她的追求者是哈伊姆·米什可夫斯基拉比，也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夏天，她和我的夏天结束两年后，他会娶她为妻。我几乎对她一无所知。

1947年秋季伊始，我到塔赫凯莫尼宗教男校三年级读书。我的生活中又充满了新的兴奋。无论如何，让我再像婴儿似的对初级班的老师百依百顺已经不合适了——邻居们会皱起眉毛，他们的小孩子会取笑我，我甚至会取笑自己。你怎么回事，每天早晨跑到她那里？当整个邻里开始谈论那个疯疯癫癫的小孩取下她晾晒的衣服，打扫她的院子，甚至也许在星光璀璨的夜晚梦想着娶她，你的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几个星期以后，耶路撒冷爆发暴力冲突，随之便是战争、轰炸、围困和饥饿。我疏远了杰尔达。我不再早上八点跑到她那里，梳洗整齐，头发服服帖帖，和她一起坐在院子里。我不再把昨晚的诗作拿给她。要是我们在大街上碰见了，我会急急忙忙地说“早上好，你好，杰尔达老师”，没有问号，没等听见回答就已经跑掉。我为以前所发生的一切羞愧难当。我也为这么快就把她甩掉而羞愧难当，甚至没有费神告诉她我把她甩了，甚至没有解释。我为她心之所思而羞愧难当，因为她一定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没有把她甩掉。

这以后，我们终于逃脱了凯里姆亚伯拉罕。我们搬到热哈维亚，父亲梦寐以求的地方。后来母亲去世，我到基布兹工作并生活。我想永远离开耶路撒冷。中断了所有的联系。我时不时会在杂志上读到杰尔达的诗，因而知道她还活着，她依然是个有感情的人。但是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一遇到感情便连忙退缩，尤其想把我自己和有情感的女人拉开距离。基本如此。

我的第三本书《我的米海尔》中的情节多多少少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住区，该书出版的那年，杰尔达的第一本诗集《休闲》也问世了。我想到要给她写几个字表示祝贺，但是没写。我怎能知道她依旧住在泽弗奈亚大街还是搬到了别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我写下《我的米海尔》，以便在我和耶路撒冷之间划清界限，以便永远和她切断联系。在《休闲》集的诗中，我发现了杰尔达的家庭，也见到了一些邻居。后来，另两部诗集《看不见的骆驼》和《非山非水》陆续问世，赢得了千万读者的喜爱，荣获文学大奖，对于这一片称赞声，杰尔达老师，一个孤独的女人，似乎在躲避，显得有些无动于衷。

在我童年时代，英国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所有耶路撒冷人都坐在家里写东西。那年月几乎谁家里都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录像机，没有激光唱机，也不能上网，不能发电子邮件，甚至连电话也没有。但是大家都有铅笔和笔记本。

由于英国人实行宵禁，整座城市在晚上八点都被锁在了屋里；在没有宵禁的夜晚，耶路撒冷主动把自己锁住，外面除了风、野猫，还有街灯投下的暗淡的光，都一动不动。即使这样，架着机枪的英国吉普车打着探照灯巡逻街道时，也把自己藏在阴影里。夜漫漫，因为日月运转得更加缓慢。电灯光昏暗，因为大家都贫困，他们节省灯泡，他们节约用电。有时，连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没有电，生活依然在乌黑的煤油灯光和烛光中继续。冬雨甚至也比现在猛烈，狂风夹杂着冬雨，闪电与轰轰雷声击打着护栏中的百叶窗。

我们举行夜间上锁仪式。父亲会走到外面关上百叶窗（百叶窗从外面才可以关上），他勇敢地冲进倾盆大雨中，冲进黑暗以及说不上名字的黑夜险境中，像石器时代那些粗野的人，经常勇敢地从他们温暖的洞穴现身前去觅食，或者是保护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或者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渔夫，父亲就这样英勇地面对凶险因素，头上盖着一个空袋子面对那些不知名的东西。

每天晚上，从百叶窗操作归来后，他从里面把前门反锁上，插上插销，把铁支架塞到两边的门柱里，再把抵御抢劫者或侵略者的铁棍插进去把守门户。厚重的石墙保护我们免遭邪恶的侵袭，还有铁百叶窗，以及笨重地站在我们后墙另一边的黑黝黝的山，像一个高大的不苟言笑的摔跤运动员。整个外部世界都锁在了外面，在装甲小屋里，只有我们三人，炉子，以及一面面从头到脚被书遮蔽的墙壁。于是整座房子每天晚上都要密封，像潜水艇一样，慢慢潜入水底。因为就在我们旁边，整个世界戛然停止，只要你走出前院左拐，向前走两百米，走到阿摩司大街尽头左拐，再走上三百米来到泽弗奈亚最后一家门口，那正是路之尽头，城市之尽头，世界之尽头。再过去只有茫茫黑暗中空寂的石头山坡、沟壑、山洞、光秃秃的群山、山谷，雨水荡涤着石村，黑压压的利夫塔、淑阿法特、贝特伊克萨、贝特哈尼纳、尼比萨姆维尔。

每天晚上，耶路撒冷的居民就这样把他们自己锁在家里，像我们一样，写作。住在热哈维亚、塔拉皮尤特、贝特哈凯里姆以及克里亚特施穆埃尔的教授和学者、诗人和作家、理论家、拉比、革命者、预言大难临头的人，以及知识分子。要是他们不写书，他们就写文章；要是他们不写文章，他们就写诗，或者编纂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和传单；要是他们不写反抗英国人的非法墙报，就给报纸写信；或者相互之间通信。所有耶路撒冷人每晚低头坐在一张纸面前，修改，涂抹，书写并润色。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在塔拉皮尤特小街两侧面对自己的那张纸。亚历山大爷爷、杰尔达老师、扎黑先生、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布伯教授、肖勒姆教授、伯格曼教授、托伦先生、内塔尼亚胡先生、维斯拉维斯基先生，甚至还有我的母亲。父亲在做研究，揭示立陶宛民族史诗中的梵语母题，或者荷马对白俄罗斯诗歌的影响。仿佛他夜晚正从我们的小潜水艇里举起望远镜，遥望但泽和斯洛伐克。住在我们右边的邻居伦伯格先生，坐在那里用意第绪语撰写回忆录，而我们左边的邻居布赫夫斯基夫妇也许每个晚上也在写作，还有楼上的罗森多夫，以及马路对面的斯迪奇夫妇。只有山，我们后墙外的邻居，始终保持沉默，没写一行字。

书是一条纤细的生命线，把我们的潜水艇系在外面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尽是山，山洞和沙漠，英国人，阿拉伯人以及地下斗士，深夜，机关枪齐发，爆炸，伏击，逮捕，挨家挨户搜查，对今后仍然等待我们的事件怀有令人窒息的恐惧。纤细的生命线在这当中仍然蜿蜒而上，向着真正的世界前行。在真正的世界里，有湖泊、森林、农舍、田野、草地，还有带有塔楼、飞檐和三角墙的宫殿。那里的门廊，饰有黄金、丝绒和水晶，枝形吊灯上密密麻麻的小灯闪闪发亮，像七重天。

在那年月，我说，我希望长大做一本书。

不是作家，而是一本书。这种想法源于恐惧。

因为这一点是从没有到以色列来的亲人均遭德国人杀害这一事实本身慢慢领悟到的。在耶路撒冷有种恐惧，但是人们尽量把它深埋在心中。隆美尔的坦克几临以色列土地，意大利的飞机在战争中轰炸了特拉维夫和海法，天晓得英国人在离开之前会做些什么。他们离开之后，恐怕一群群阿拉伯人，成千上万穆斯林，会准备在几天之内把我们杀光，杀得连一个孩子也不剩。

自然，大人们尽量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这些恐惧。无论如何不用希伯来语说。但有时会说漏了嘴，或者有人在睡梦中大叫。我们的住房像笼子一样又狭小又拥挤，晚上熄灯以后，我听到他们在厨房里面对着茶点嘀嘀咕咕，我听到海乌姆诺集中营、纳粹、维尔纳、游击队员、行动、死亡营、死亡列车、大卫叔叔和玛尔卡婶婶，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堂弟大卫。

不知何故，恐惧侵袭了我。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并非都能长大。有时坏人会将他们扼杀在摇篮里，或者杀死在幼儿园。在尼海米亚大街，曾经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装订工人，他站到阳台上尖声叫喊：犹太人，逃命，快啊，不久他们就会把我们杀光。空气沉重，笼罩着恐惧。我已经可以猜想得出，杀人是多么轻而易举。

的确，烧书也不难，但要是我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至少有良机可单独生存下来，如果不是在这里，那么会在其他某个国家，在某一座城市，在某个偏远的图书馆，在某个被上帝遗弃了的书架的角落。毕竟，我亲眼见过书怎样想方设法在拥挤不堪的一排排书架间，在黑暗的尘埃里，在一堆堆选印本和期刊中藏匿，或者是在其他书的背后找到藏身之地。

注　普珥节，犹太历中最欢乐的民间节日，纪念和庆祝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神借犹太女子以斯帖粉碎大臣哈曼种族灭绝的阴谋，救民族于危难。庆祝方式包括饮酒、欢宴、盛装假面、向穷人施舍和互赠食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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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语出《圣经·那鸿书》第1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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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但此处没有根据中文版和合本《圣经》将其译作“虚心的人”，而是根据希伯来文与英文的字面意思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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