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摸黑坐在她身边，因为她那时受不了电灯灯光，每天早晨，我们上班、上学前都要关闭所有的百叶窗，拉上窗帘，好像妈妈变成了《简·爱》中阁楼上那个令人恐怖的可怜女人。他摸黑坐着，默默地抓过妈妈的一只手，一动也不动，不然就是用双手紧紧握住她的双手。

但是，他不能一动不动地坐上三四分钟，除了在放有卡片的书桌旁，无论在我生病的妈妈身旁，还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坐不了三四分钟。他是一个活跃的人，始终忙忙碌碌，忙着做事，忙着说话。

当无法继续忍受黑暗和沉默时，他就会把书和许多卡片拿到厨房里，在油布上给自己擦干净一块地方，坐在椅子上工作一段时间。但独自地囚禁在这个烟熏火燎的书房里，很快便让他神情沮丧。因此每星期总有那么一两次，他会站起身，叹口气，换上西装，梳头漱口，洒点须后水，轻轻来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是否睡着（因他之故，我总是装睡），接着他走进妈妈的房间，总是那么几句话，总是同样的保证，她当然不会阻拦他，相反，她通常抚摸他的脑袋说，去吧，阿里耶，到外面玩去吧，那里的人可不像我这么死板。

他头上戴着亨弗莱·鲍嘉式的帽子，腋下夹着把雨伞以防万一，走了出去，快步经过我的窗前时，小声哼唱，那歌声可怕地跑了调，并带有浓重的阿什肯纳茨口音：“……我头偎在你的胸口，我遥远的祝祷找到了归处。”或者：“你可爱的眼睛像一对信鸽，你的声音像银铃般悦耳！”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然而却不知自明，然而却不想知道，然而却原谅爸爸。我希望他在那里稍许得到一丝快乐。我绝对不愿勾画那里发生了什么，在他自己的“那里”，但是我不想勾画的东西却在夜深人静之时发生在我身上，让我眩晕，让我无法入睡。我是个十二岁的小孩，我的身体已开始成为一个无情的敌人。

有时，我有一种感觉，家里没人时，妈妈实际上白天上床睡觉。有时，她起来在家里走来走去，总是光着脚，尽管父亲恳求她，给她买了拖鞋。我妈妈在走廊里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走动，战争期间，走廊是我们的避难所，现在走廊里堆满了书，墙上挂着地图，成了作战室，我和父亲在那里指挥以色列安全部门和自由世界的防御工作。

即使白天，走廊也黑漆漆的，除非你打开电灯。我妈妈在黑暗中来回飘然走动，没有变化，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就像犯人在监狱的院子里放风。有时她开始唱歌，好像要和我父亲比比高低，但调子把握得比他准多了。她唱歌时声音阴郁深情，仿佛冬夜品尝加香料的温酒。她唱歌时不用希伯来语，而是用声音甜美的俄语，富于梦幻的波兰语，或者偶尔用意第绪语，听上去像是抑制着眼泪。

爸爸夜晚出去，总是信守诺言，半夜之前回来。我能够听见他脱下衣服，接着给自己倒上一杯茶，坐在厨房里的凳子上，轻轻哼唱，把一块饼干蘸在茶里。接着他会洗个冷水澡。（要是用热水，你得提前四十五分钟用木头烧小锅炉，先要用煤油把木头点燃。）而后，他会轻轻来到我房间确定我已经睡着，替我拉拉被子。只有那时，他才轻轻走进他们的房间。有时，我听见他们二人小声说话，听着听着便睡着了；有时那里一片死寂，仿佛没有生命。

爸爸开始害怕自己对妈妈失眠负有责任，因为他睡在大床上。有时，他执意把她安置在沙发床上，每天夜里沙发变成床，他自己睡在椅子上。（我小时候管它叫作“汪汪沙发”，因为你打开沙发，它的样子就像气势汹汹的狗张开大口。）他说，如果他睡在椅子上，她睡在床上，对大家真的都比较好，因为他不管睡在哪里都像根木头，“即便睡在滚烫的平底锅上”。实际上，如果知道她睡在床上，他在椅子上会睡得更好；反之，知道她在椅子上一连几个小时失眠，他即使睡在床上也睡不好。

一天夜里，快半夜了，我房间里的门轻轻打开，爸爸在暗中向我俯下身，我一如既往，赶紧装睡。他没有替我把被子盖好，而是掀开被子，钻到我被窝里。像那时一样，像11月29日建国决议通过后那样，我的手看到了他的眼泪。我惊恐万状，急忙把双膝蜷起紧紧贴到肚子上，希望并祈祷他不会注意到我为什么夜不成眠，要是他发现了，我会当即死掉。当爸爸钻到我被窝里时，我的血液凝固了，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千万别发现我干脏事啊，良久，我意识到，溜进我床上的剪影并非父亲，恍然在噩梦中。

她把被子拉过我们二人的头顶，亲热地搂抱我，低声说，不要醒来。

早晨，她不在那里了。第二天夜里，她又来到我的房间，但是此次，她从“汪汪沙发”上搬来一个床垫，睡在我床边的地板上。接下来的又一个夜晚，我执意，尽量模仿爸爸不可一世的神态，要她睡到我床上，我睡在她脚下的床垫上。

仿佛我们都在玩随乐声抢椅子的游戏，它叫随乐声抢床。第一轮：普通形式——我父母睡在他们的双人床上，我睡在自己床上。接下来在第二轮里，妈妈睡在她的椅子上，爸爸睡在沙发上，我依然睡在自己床上，在第三轮里，妈妈和我睡在我的单人床上，而爸爸睡在双人床上。在第四轮里，爸爸没有改变，我又自己睡在自己的床上，而妈妈睡在我脚下的床垫上。接着她和我调换位置，她上床，我下地，父亲原地不动。

但是，我们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几个夜晚过后，当我在自己房间睡在妈妈脚下的床垫上时，半夜时分，她发出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声音，近似咳嗽，又不像咳嗽，吓了我一跳。接着她平静下来，我又继续睡去。但是过了一两个夜晚，我又被她似咳非咳的声音惊醒。我站起来，眼睛还没睁开，身上裹着毯子迷迷瞪瞪地走向走廊，爬上爸爸的双人床。我立刻又睡着了。接下来的夜晚我也睡在那里。

我妈妈在我的房间差不多睡到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我和父亲一起睡。过了两三天，她所有的药片、药瓶和镇静剂以及治疗偏头疼的药丸搬到了她的新地点。

我们只字未提新的睡觉安排。谁都没提。仿佛它是自行发生的。

确实自行发生。没做任何家庭决定。没说一个字。

但是，倒数第二个星期，妈妈没有在我床上过夜，而是回到她在窗子旁边的椅子上，只是，椅子从我们房间——我和爸爸的房间——搬到我的房间，现在那已经成了她的房间。

即使一切都已经结束，我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房间。我想和父亲待在一起。我最终回到自己的旧屋后，根本无法入睡，仿佛她还在那里，冲我似笑非笑，似咳非咳，或者仿佛她把失眠传给了我，那失眠追随她到最后，现在又来追随我了。我回到自己床上的那个夜晚非常恐怖，接下来的几个夜晚，父亲不得不把我从“汪汪沙发”上拖到我自己的房间，和我一起睡在那里。有那么一两个星期，父亲睡在我脚下，之后，他回到自己的领地，她，或她的失眠症，追随着他。

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在席卷着我们三人，将我们抛出，聚聚分分，举起、颠摇、卷动，直至我们都被抛到不属于自己的陆地。我们都疲惫不堪，默默地接受着变化。不光父母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晕，那几个星期，我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眼睛下面也出现了黑晕。

那年秋天，我们被绑缚在一起，像三个罪犯住在同一个号子里。然而，我们三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们岂能知道我那些污秽不堪的夜晚？残酷的肉体那么猥琐？我父母怎么能够知道，我含垢蒙羞，咬牙切齿，一遍遍地警告自己，要是你今天不放弃，我会用性命起誓，吞下妈妈的所有药片，这样它就终止了。

我父母什么也没有怀疑。我们之间相隔一千光年。不是光年，是暗年。

但是我知道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痛苦吗？

他们二人呢？我父亲知道她的苦楚吗？母亲理解他的苦难吗？

一千暗年把大家全部隔开，即使同一号子间里的三个囚犯，即使特里阿扎那一天，那个星期六早晨，母亲背靠大树坐在那里，父亲和我枕着她的膝头，母亲抚摸着我们二人，即使那一刻，那是我童年时代最为宝贵的一刻，我们之间也隔着一千个无光之年。

注　《塔尔巴茨》和《梅促达》是两份犹太学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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