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过上了锁的盛药抽屉，以及妈妈在地下工作中的角色。在施行夜间宵禁期间，当我在枪声或隆隆爆炸声中醒来时，我有时会努力不让自己再次睡着，即便恢复了沉寂。我紧张地躺在那里，希望听到窗外人行道上传来的急匆匆的脚步声、挠门声、走廊里轻轻的说话声、咬紧牙关遏制下去的疼痛呻吟声。我的责任是不去了解谁负了伤。不看、不听，甚至不去想象备用床垫夜晚在厨房的地上摊开，黎明前夕消失。

整个夏天我都在等待。没有受伤的战士前来。

还有四天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就要开始上七年级了，我父母去特拉维夫参加一个纪念他们故乡城市的晚会。

妈妈说：

“好好听着。雅德娜主动来这里过夜，照顾你，因为我们要在特拉维夫留宿。你要乖啊。别讨人嫌。帮助雅德娜。吃光放在你盘子里的东西。不要忘记，世上还有孩子正在死去，如果他们吃了你剩在盘子里的食物，就可以再活上一个星期。”

人的肚子里有个科学尚未发现的小槽，我的大脑里，心房里，膝盖上的所有血液都流进那个小槽，化作海洋，像海洋一样咆哮。

我扯着嗓子回答，把桌上的报纸叠成两折、四折、八折。

“没事的。你们去吧。”

我试图再对折一下，但没有成功。

折叠报纸时，我问自己科学是否找到了一种方法，如果科学尚未找到，我自己是否可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找到这种方法，让人二十四小时踪迹皆无。完全消失。不存在。但不只是留下空缺，比方说，就像星际空间；而是消失，但人还要继续待在这里，观看并倾听一切。充当我，并充当影子。待在这里，但人又不在。

因为我单独和雅德娜在一起时该怎么办？我怎么对待自己不光彩的行为？又是在我们家里？我应该要她原谅我吗？在搞清楚（你怎么搞清楚，傻瓜？）她是否看到并注意到有人从大街对面的房顶瞧看她之前，或之后？如果她看见了，她是否注意到那个人是谁了？我是否真的需要坦白？如果需要，我怎么才能让她相信那只是个突发事件？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我当然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窥淫癖，人们看见他待在居住区的房顶上，大家悄悄议论，一连几个月也没抓到他。我看她时（只有一次！十秒钟！），我没有想她的身体，而是在想英国占领者的阴谋。那只是个突发事件。（那是什么？我看见什么了？什么也没看见。黑糊糊的小块，明亮的小块，又是黑糊糊的小块。）也许我可以对她撒谎。撒什么谎？怎么撒谎？从那儿以后我是怎么想她的？

我最好闭嘴。

我们俩都最好假装没发生过那回事一样。就像我父母在搜查时只字不提藏在这里的纸包之事。就像他们对许多事只字不提，那些沉默犹如叮咬。

父母三点钟出发，没有放过从我这里攫取一连串的承诺：记住，要注意啊，别忘了，一定，无论如何，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要这样。他们离开的时候说：

“冰箱里装满了食品，别忘了告诉她东西放哪儿了。好好的多帮忙，别讨人嫌。尤其要记住，跟她说我们房间里的沙发已经给她放成了床，跟她说在厨房里给她留了个条子，冰箱满满当当。你十点钟之前睡觉，记住用两把钥匙把前门锁好，提醒她关灯。”

我独自一人。我在等候。我上百次地在各个房间里转悠，查看一切是否收拾停当，是否恰到好处。我怕，然而有点希望她忘记了要来这里的承诺。不然就是她在宵禁之前没能来成，整个夜晚只有我一个人。而后，我从衣橱里拿出妈妈的针线筐，缝衬衣上的一个扣子。不是因为扣子掉了，而是因为扣子松了，我不想让它正赶上雅德娜在这里时掉下来。而后，我把用过的火柴收起来。为节约起见，我们把用过的火柴放在新火柴旁边的另一个火柴盒里，重新使用：从普赖默斯便携式煤油炉借火点燃煤油灶，反之亦然。我把用过的火柴藏在调料的后面，因为我怕雅德娜会看见，认为我们穷，或小气，或不怎么讲卫生。而后，我站在衣橱后面的立式穿衣镜前，吮吸樟脑球的淡淡气息，衣橱里总是弥漫着樟脑球的气味，令我联想到冬天。我往镜子里看了一会儿，试图一劳永逸地做出决定，如同爸爸所要求的，客观地决定，自己长什么模样。

我是那种面色苍白的孩子，瘦削，棱角分明，面部表情多变，眼神焦虑不安。

那是叛徒的模样吗？

还是地下室里的黑豹的模样？

一想到雅德娜快长大了，我便感到心痛。

如果她真能了解我，她也许会意识到我只是个被困在多话孩子壳内的孩子，但从那里面，隐约显现出——

不，最好到此为止。“隐约显现”51这个词就像挨一嘴巴那样使人痛苦。我应受这样的惩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造成雅德娜今天晚上给我一嘴巴，我也许真的会好受些。但愿她忘了，但愿她永远不会来，我想。我跑去偷看——不是偷看——从卫生间窗户的一角看看，因为你从那里差不多可以看到街道拐角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既然来到了卫生间，我便决定洗洗脸和脖子，不是用我和爸爸用的普通肥皂，而是用妈妈的香皂。接下来，我把头发用水浸湿、梳理，把头发的分缝整理得更加挺直，而后我用纸扇着脑袋，迅速把头发吹干，因为如果雅德娜刚好在这时候来了该怎么办。我意识到，我只是为她才把头发浸湿的。我还剪了剪指甲，不过我星期五才剪过指甲，只是出于安全起见，可是我后悔了，因为指甲看上去像是被我咬过的。

我等到差九分钟七点。宵禁就要开始了。从那儿以后，我有几次在等候女人时，思量着她们是否会来，如果她来，我们会做什么，我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该对她说些什么，但是所有的等待也不如那一次，当雅德娜险些不出现的时候那么紧张和残酷。

我刚刚写下“等候女人”几个字，因为雅德娜那时快二十岁了，而我只有十二岁零三个月，只是占她年龄的百分之六十二，换句话说，我们之间隔着她年龄的百分之三十八，正如我用铅笔在爸爸书桌上的一张卡片上所计算的那样。时钟已经接近七点，宵禁就要开始了，我已经说服自己就这样了，没希望了，雅德娜把我忘了，理由充足。

我做了这样的计算：再过十年，当我二十二岁零三个月时，雅德娜就三十岁了，我的年龄只是她年龄的百分之七十四，当然比眼下的百分之六十二要好，但还是挺糟糕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之间的差距会逐渐变小（按百分比计算），但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渐渐减少的差距将会减少得越来越缓慢。就像一个筋疲力尽的马拉松运动员。我连续算了三次，每次差距减少得越来越慢。在我看来，既不公平又不合逻辑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我以百分之十的速度迅速地接近她，而后，当我们人到中年或老年时，我们之间的百分比差距会像蜗牛蠕动一样减少得非常缓慢。为什么？逐渐减少差距这一过程本身是否最终会完全终止？永远终止？（自然法则。没事。我懂。当妈妈给我讲述蓝色百叶窗的故事时，她说，过去，自然法则迥然不同。很久以前，地球是扁平的，太阳和星星围绕地球运转。现在只剩下月亮围绕我们运转了，谁知道有朝一日那个法则是不是也会被废除？它证明，一般情况下变化总是朝坏的方向变化。）

我算出，当雅德娜一百岁时，我将会是九十二岁零三个月，我们之间的百分比差距会降低为不到八。（与今天晚上的三十八相比，这并不坏。）但对于一对老人来说，减少我们的年龄差距又有什么用？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关上书桌上的台灯，打算把草稿撕碎，扔进马桶，而后拉动铁链。既然又来到了卫生间，我决定刷牙。从现在开始，我将是个安静、直率、有逻辑性，尤其是勇敢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最后一刻发生了奇迹，即便宵禁马上就要开始，雅德娜也终于出现了，我会简明扼要地向她直说，我为楼顶上的事情感到抱歉，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永远不会。

但是我怎么能呢？

差五分七点，她来了。她从安吉尔面包房里给我们拿来了新烤的面包卷，她在那里当店员。她身穿一条夏天穿的不带袖的浅色连衣裙，上面绘有仙客来图案，裙子正面是一排大扣子，犹如小孩把光滑的卵石排开。她说：

“本·胡尔不想来。他不说是怎么回事。普罗菲，你们之间怎么了？你们又吵架了吗？”

所有流进肚子小槽里的血喷涌出来，热乎乎地涌向脸庞和耳际。即便我自己的血液也背叛了我，在雅德娜面前让我难堪。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血同他最为亲近的呢？现在就连我的血也背叛了我。

“不是私人争吵，而是决裂。”

雅德娜说：

“啊。决裂。普罗菲，每当你使用那样的词语时，听着就像‘战斗锡安之音’广播。哪里是你自己的词语？你没有自己的词语吗？你从来就没有吗？”

“你瞧。”我非常严肃地说。

过了一会儿，我重复道：

“你瞧。”

“没什么好瞧的。”

“我想让你知道，这和你弟弟无关，而是原则问题——”

“行啊，没事。原则问题。如果你愿意，我们过会儿将讨论地下工作的决裂范围和原则问题。但不是现在，普罗菲。”（地下工作？！我们的事情她知道多少？谁胆敢告诉她的？不然就是她的猜测？）“一会儿再说。现在我饿死了。我们来做个疯狂的晚餐。不要光是色拉和酸奶。要比较刺激的东西。”她把厨房仔仔细细查了个遍，查看碗橱和抽屉，扫了眼锅碗瓢盆，检查冰箱，查看调味品和佐料，审视两个煤油炉。而后她思忖片刻，朝自己发出各种模糊的声音，姆姆姆，噢夫，啊哈，而后，仍然沉浸在思考中，像制订作战计划的将军。她指挥我开始准备一些蔬菜——不，不是那里，这里——西红柿、青椒、洋葱，这么多就行。接着，她把菜板放到台子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屠夫用的大刀，发现冰箱里有妈妈给我们留的鸡汤，就盛了一杯。而后她把鸡肉切成小块，用炒锅把油烧热。她把我给她准备的蔬菜放在滴水板的一角。当油开始冒烟时，她在里面煎了些蒜片，把鸡肉炸得两面焦黄，直至鸡肉、大蒜和热油的混杂气味儿让我嘴里口水直流，让我的硬腭、喉咙和胃急迫痉挛。

“你们家怎么没有橄榄？我不是说罐子里的橄榄，傻瓜，那种蔬菜橄榄。你们家怎么没有烂橄榄，就是让你有点发醉的那种？当你找到真正的橄榄时，给我拿些来。你甚至可以在半夜里把我叫醒。”（我确实找到了一些。许多年以后。但是我不好意思半夜把橄榄给她送去。）

当她断定鸡丁已经到了火候，就把它们从炒锅里倒出，放到盘子里，接着她把炒锅洗净晾干。

“等等，普罗菲，”她说，“拿住了。这只是序曲。同时，你怎么不布置桌子呢？”

而后，她把锅里的一些油加热，把飘着蒜香的鸡丁放在一边，煎了一些刀功精美的洋葱。洋葱在我目不转睛的凝视下变成了金色，又变成了焦黄色。她加了放在滴水板上的西红柿和胡椒，又在上面撒了些剁碎的欧芹，边炒边加进一些原料。很快，我的灵魂痛苦地预见到了那令人愉快的味道。我觉得等不及了，哪怕一分钟、一秒钟、喘一口气的工夫。可是雅德娜笑了，告诉我不要碰面包卷，什么也不要碰。破坏胃口会很可惜的。你怎么啦？怎么那么着急？忍着点。她把鸡丁放回锅里，在油里翻炒，直到骨头都进味了，直到那时，她才把一杯鸡汤倒了进去。她等着开锅。

经历了七十七年的痛苦，缓慢得如同熬煎，直等到忍耐到了极限，并且超出极限，直等到趋于绝望，直等到心灵在呜咽，汤汁才开始冒泡、烧开，油开始噼啪作响。雅德娜关火，撒些盐，还有一撮黑胡椒末。接着她盖上锅盖，留条小缝，让挑逗性的蒸气冒出来。鸡汤沸腾时，她加了些土豆丁，还加了些甚至更小的红辣椒丁。她坚决地等到鸡汤蒸发掉，只剩下神圣的浓汁拥抱着炒鸡丁。鸡丁似乎长上了翅膀，变成一首赞美诗、一个梦想。浓郁的味道从厨房飘出，犹如狂暴的聚众闹事者，侵占了各个角落，令整座房屋震惊。自打房子建成后也没有闻过这样的气味。

与此同时，渴望、预料和饥饿的痛苦一起燃烧，吞噬着不断冒出的唾液。我给我们俩布置好桌子，像爸爸、妈妈那样面对面坐着。我决定把我平时的位置空出来。在布置桌子时，我通过眼角看到雅德娜正在抛动炒锅里的鸡丁，提醒它们别忘了自己是谁，尝尝调味汁，调调佐料，用勺舀到染上了一层奇妙的亮晶晶的黄铜色或古金色的食物上。她的胳膊、肩膀和整个身体在连衣裙里活生生地舞动，受到我妈妈围裙的保护，好像她在摇动鸡丁时，鸡丁也在摇动她。

吃饱后，我们相对而坐，捏甜葡萄珠儿吃，而后狼吞虎咽地吃光了半个西瓜，又一起喝了咖啡，尽管我诚实而勇敢地告诉雅德娜他们不许我喝咖啡，尤其是晚上睡觉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