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钟：</b>在以色列政治似乎成了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为以色列作家，你对此有何感受？

<b>奥：</b>对于我来说，从童年时代起，政治就成了个人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父母、亲人、街坊邻里谈论的就是时局与政治。甚至连小孩子也参与政治讨论。而今，政治不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不是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而是终日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b>钟：</b>那么你认为你童年时代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今的主张是什么？

<b>奥：</b>我很小的时候由于受父亲家族右翼人士的影响，是个小民族主义者，小爱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都是对的，而其他世界都是错的，非常简单化，一刀切。可是在我十二岁多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自杀身亡，我开始反叛父亲的世界，也反叛他的政治信仰。从那以后，我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思考巴以两个民族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许最后这两个民族能够找到一种相互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

<b>钟：</b>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谈到，是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启迪你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你的许多作品都以描写典型的以色列日常生活见长，作为作家，你意识到“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对此，你希望对中国作家和读者做进一步的解释吗？

<b>奥：</b>作家应该描写他或她最为熟悉的世界，描写他的邻里、家人、国家以及所熟悉的人。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当不了作家，因为我生活在偏僻的基布兹，而真正的世界在巴黎、马德里、纽约、蒙特卡洛、非洲沙漠、斯堪的纳维亚森林。也许可以在俄国写乡村小镇，甚至在加利西亚写犹太人村庄。但是，在基布兹，只有鸡圈，牛棚，儿童之家，委员会，轮流值班，小供销社。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晚上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我没有像第一代以色列作家那样拥有战争经历，生活中缺少激情。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让我改变了上述观念。在《小镇畸人》中，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于是我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宇宙中心，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便是你的宇宙中心。如果年轻作家到我这里来询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话，我就会告诉他：“年轻人，请描写你身边的世界。你的家人、你的村庄、你自己的世界。”

<b>钟：</b>安德森之后，契诃夫的世界又将你深深地吸引，阿格农等希伯来语大家也使你获益，请对中国读者具体谈谈他们对你的影响。

<b>奥：</b>契诃夫让我认识到日常生活琐事的伟大意义，教会我如何含着微笑描写令人伤心的生活。我的祖母曾经说过，当你哭尽了眼泪之后，就不会再有眼泪了，那么就开始微笑吧。契诃夫就是这样的作家，含笑运笔，描写人生的悲怆。诺贝尔奖得主阿格农教给我如何运用反讽艺术手法，他是一位讽刺大师。在描写严肃的生活事件时，往往以某种戏谑的方式，妙趣横生，余味无穷。别尔季切夫斯基教我挖掘人性深处，包括人性中的黑暗面。

<b>钟：</b>许多人，包括批评家，都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身为男性作家，你为什么如此了解女人？”

<b>奥：</b>我只能通过想象和猜测。我不是女人，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女人；我不信教，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信教人的心理；我三十岁时，也是这样想象并猜测老人。无论在喝咖啡，还是在沙漠中漫步时，我都在想象。就像你在我书中读到的那样，我自幼就形成了这种习惯。无论身处何处，都像做间谍。想探测别人的生活与心灵。

<b>钟：</b>你的母亲对你整个思想和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b>奥：</b>对。我母亲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她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故事启迪我的奇思妙想。而她的自杀，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写作也是一种疗治心灵创伤的方式，我想很多作家会对此产生共鸣。

<b>钟：</b>我还想请你谈谈《地下室里的黑豹》，为什么用“黑豹”来命名自己的作品？有评论家说，《地下室里的黑豹》一书就像一个仓库，几乎涵盖了你所有作品中的主题，对此你有何看法？

<b>奥：</b>“黑豹”主要来自书中孩子的幻想。我同意那位批评家的说法，《地下室里的黑豹》几乎囊括了我所有的东西。小说既描写了信任与背叛这一主题，也描写了战争时期的爱，写了友谊和极端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