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破晓之际，初雨开始降落在基布兹的房屋、田野和果园。空中弥漫着潮湿泥土和干净树叶的新鲜气息。雨水沿着明沟哗哗流淌，洗净红色屋顶和马口铁棚屋的灰尘。第一缕晨曦笼罩着一座座房屋，花园里的鲜花上闪烁着水珠。一架多余的草坪洒水器继续喷洒着水汽。一辆湿漉漉的儿童三轮脚踏车斜放在一条小径上。群鸟在树梢上惊恐地尖叫。

雨把纳胡姆·阿塞洛夫从不安稳的睡眠中吵醒。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听到了敲击百叶窗的声音，好像有人来告诉他什么事情。他起身坐在床上，悉心谛听，直至意识到初雨来临了。今天他要到那里去，让埃德娜坐在椅子上，直视她的眼睛，和她说话，诉说一切。实际上也是去找大卫·达甘。他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是他能对他说些什么？对她说些什么呢？

纳胡姆·阿塞洛夫，一个五十岁上下的鳏夫，是耶克哈特基布兹的电工。大儿子伊沙伊几年前在一场以牙还牙的袭击中被杀后，埃德娜成为他现在唯一健在的孩子。她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年轻女子，乌黑的双眼，橄榄色的皮肤。这个春天，她已经年满十七岁，是基布兹高年级的学生。每天下午，她都会离开三个女孩合住的宿舍，来看父亲。她会坐在他对面的扶手椅里，双手抱肩，仿佛她总是有点冷。即使在夏天，她也是那样抱着自己。她会和他一起坐上个把小时，直至夜幕降临。他会准备咖啡，一盘剥去果皮、削好了的水果，他们会静静地聊收音机里的新闻，或者她的学习，而后她会离去，与朋友共度整个夜晚，也许不和朋友在一起。纳胡姆不了解，也没有过问她的社交生活，她也没有主动说明。他曾经听说她与救生员杜比有过短暂的恋情，但是闲言碎语很快消失了。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他和女儿从来不谈自己的私事。比如，埃德娜有一次说：

“你应该去看医生。我不想看你咳嗽。”

纳胡姆说：

“好吧。也许下个星期。这星期我们要在养鸡场的孵化房里安装一台新的发电机。”

有时，他们会谈论二人都喜欢的音乐。有时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听旧式留声机播放舒伯特的音乐。他们从来没有谈过埃德娜死去的母亲或哥哥，也没有谈过童年记忆或者未来计划。他们之间有着未曾言明的约定：不触碰情感，不触碰彼此——哪怕是一点点触碰，不是手触碰肩膀，也不是手指触碰胳膊。离开的时候，埃德娜站在门口说：“再见，爸爸。记着去看医生。我明天或者后天再来。”纳胡姆会说：“行。来吧。照顾好自己。再见。”

几个月后，埃德娜就要和同学一起去服兵役了。她自学了阿拉伯语，将在情报部门工作。

就在初雨降临的几天前，埃德娜·阿塞洛夫收拾起衣物，离开宿舍，搬去和大卫·达甘——一个与之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师——同居了。整个耶克哈特基布兹闻听此事，都为之震惊。大卫·达甘是基布兹的奠基人和领袖之一，口才好，身体瓷实，两只臂膀强健有力，脖颈短却非常结实，八字胡修剪得整整齐齐，已经冒出一些银须。他通常在争论时冷嘲热讽，过于自信，声音低沉。每次谈论意识形态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接受他的权威阐释，谈论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主要因为他拥有某种犀利的逻辑和不可抗拒的劝说力。你的话只说了一半，他就会打断你，热情地把手放在你的肩膀上，坚定地说：“等等，给我一分钟，我们可以把事情理顺。”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喜欢听领诵祷文的音乐。多年来，大卫·达甘一直在基布兹做历史老师。他频繁地更换情人，和我们基布兹以及附近其他基布兹的四个女人生有六个孩子。

大卫·达甘五十来岁了，埃德娜去年是他的学生，年仅十七岁。难怪闲言碎语会在食堂里，在罗尼·辛德林就座的固定餐桌旁疯传。诸如书念童女亚比煞[2]、洛丽塔和蓝胡子，等等。约斯克·M.说，如此丢脸的事撼动了学校的基础。怎么可以呢——教育工作者和他年轻的学生？他们要召开教委紧急会议。约谢哈不同意：“毕竟，你不能与爱情争辩；不管怎样，我们这里一向提倡自由恋爱。”丽芙卡·R.说：“她怎么能这样对她的父亲，毕竟他很失落。可怜的纳胡姆，他确实将无法容忍。”

“年轻的一代突然都想去上大学了，”大卫·达甘在食堂吃饭时说，他声音低沉，“没有人愿意在地里和果园干活了。”他声音刺耳地说，“我们应该立个规矩。大家有不同意见吗？”

尽管基布兹人都同情纳胡姆·阿塞洛夫，但没人说破。他们背着埃德娜和大卫·达甘说，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们说，他确实非常非常出格。他和女人交往总是出格。对于她，我们只是震惊。

纳胡姆保持沉默。在他看来，所有在基布兹小径上与他擦肩而过的人都不知他会做什么，也不知他为何没做什么。你的女儿被引诱了，你为何保持沉默？他试图从他进步的恋爱观和自由观中寻找慰藉，但无济于事。他心中充斥的只有忧伤、尴尬与耻辱。每天早晨，他去车间修理电灯和厨灶，更换新插头，修理损坏的器具。他来到院子里，肩上扛着架长梯，手上拎着工具箱，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如架设一条通往幼儿园的新电线。早晨、中午和夜晚，他出现在食堂，一声不吭地在服务台前排队，把饭放在托盘里，而后坐在角落里，一个人默默地吃饭。他总是坐在同一个角落。大家和蔼地和他说话，就像同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说话，甚至避免提及任何暗示性的问题，他会用平静、沉着、略微沙哑的声音简短回答。他心里说：再过一天我就去找她说。也找他说。毕竟她还是个孩子。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纳胡姆·阿塞洛夫坐在电工房，佝偻着身子，戴着滑下鼻梁的眼镜，修理器具：电水壶、收音机、电扇。他自言自语：“今天下班后，我一定要去那儿。去和他们两个人说。我进门坐下，只讲一两件事，然后就拉着埃德娜的胳膊，把她拽回家。不是去她的宿舍，而是回这里，回家。但我第一句话说什么呢？我是会生气，还是会控制自己，唤醒他们的理智和责任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既不感到愤怒，也不想指斥，而是感到痛苦与失望。大卫·达甘的儿子们有的都比埃德娜大，他们已经服兵役了。也许他不应该去那里，而是应该和他的某个儿子讲？但是他该确切地说什么呢？

从孩提时代，埃德娜对纳胡姆就比对妈妈亲。尽管她很少用语言解释这种亲近，但纳胡姆一向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时候退让，什么时候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不曾言明的默契。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埃德娜每周一把父亲的衣服拿到洗衣房，每周五带回一包干净熨帖的衣服，还给他缝上掉了的纽扣。自从哥哥死后，她每天傍晚都会来他住的房子，煮咖啡，和他一起坐上个把小时。他们很少交谈，通常只是聊聊她的学业或是他的工作。有时他们会谈论一本书。他们会一起听音乐，吃水果。一小时后，她会起身，拿杯子走向洗涤槽，但是她会把杯子留给爸爸去洗，然后便回到学校的宿舍。尽管纳胡姆几乎不知道她和什么人交往，但他知道老师们喜欢她，让他骄傲的是，她自学了阿拉伯语。一个文静的女孩，基布兹的人们这样评论她，不像她母亲那样风风火火，却像父亲一样忠诚勤奋。多遗憾，她把辫子剪成了短短的带刘海的马尾巴。她梳辫子时中分，就像前辈的拓荒者姑娘。

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纳胡姆去她的宿舍找她，把她落在家里的毛衣送去。他发现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坐在床上把弄长笛，一遍遍地练习一个简单的音阶。他走进门，因打搅她们而抱歉。他把叠好的毛衣放在床角，扫掉桌上不显眼的一点灰尘，再次道歉，轻轻走了出去，以便不打搅她们。他在窗前的黑暗中站了五分钟，认真听她们吹奏：她们正在吹奏一支轻柔的长练习曲，那忧郁的曲调一遍遍地重复。他的心突然一紧。他走回自己的住房，坐下来听收音机，直至合上双眼。夜晚，半睡半醒之间，他听到了胡狼在近处嗥叫，那声音就好像来自他的窗下。

周二下班回家后，纳胡姆冲了澡，穿上熨好的卡其色长裤和浅蓝色上衣，套上一件破旧的短外套，看上去就像个上世纪的贫穷知识分子。他用手绢一角擦了擦眼镜，走向门口。他突然想起埃德娜落在他房里的高级阿拉伯语课本。他小心翼翼地把书装进一个塑料袋，夹在胳膊底下，戴上灰帽子，离开了家。一个个小水坑和晶莹发亮的芬芳树叶上依稀可见残存的雨水。因为并不着急，他就走上了一条长路，蜿蜒经过儿童之家。他还是不知道该和女儿说些什么，或者对大卫·达甘说些什么，但是他希望当他们相互面对时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有那么一刻，他想象埃德娜与大卫·达甘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罗尼·辛德林和基布兹那些嚼舌头的人的邪恶想象，因此当他最终到大卫家里时，会发现他和平时一样，和别的女人坐在那里喝下午咖啡——和他的前妻，或是老师兹娃，或是一个全新的女人。也许埃德娜根本就不在那里，他只是在门口和大卫说上几句话，聊聊政治和政府。他会婉拒留在那里喝咖啡，下棋，而是道别，走自己的路，也许会去埃德娜的宿舍，在那里他会看到埃德娜在看书，或是在吹笛，不然就是在做作业。如平时一样。他会把书还给她。

他一边走路，一边吮吸着潮湿的泥土芬芳、发酵橘皮的淡淡气味，以及从场院和谷仓飘来的牛粪味儿。他在基布兹阵亡战士纪念碑前停下，看到了儿子伊沙伊·阿塞洛夫的名字。六年前，儿子在部队袭击戴尔阿里纳沙夫的行动中被杀。纪念碑上的十一个名字均是铜铸，伊沙伊的名字排在第七或第八位。纳胡姆记得，伊沙伊小时候总把“伤口”说成“箱口”，把“盆”说成“棚”。他伸手用指尖来回摸着铜铸字母，而后转身走开，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突然感到沮丧，因为从年轻时起，他心中就对大卫·达甘有一寸柔肠——即使出事后，他还是气不起来，只是感到尴尬，还有失望和伤心。当他开始离开纪念碑时，雨突然又下了起来，不是瓢泼大雨，而是淅淅沥沥没完没了的毛毛细雨。细雨打湿了他的脸颊，模糊了他的眼镜，他把包在塑料袋里的书放进破旧的外套里，紧紧贴在胸前。这样一来，他就像按着胸口，不太舒服的样子。也许埃德娜和大卫·达甘不太可能发生的那种关系几天后就会自行结束？她会恢复理智、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也许大卫很快会对她感到厌倦，因为他总是厌倦自己的情人？她毕竟是个从未交过男朋友的女孩，据说只是曾经和游泳馆的救生员杜比有为期两三个星期的调情；而大卫则是著名的猎艳高手。

纳胡姆·阿塞洛夫想起他与大卫·达甘的最初交往：在基布兹最初创建的那几年里，他们极其贫穷，住在犹太代办处提供的帐篷里。只有五个小孩单独住在小房子里。爆发的理念之争是谁应在夜里照顾孩子：是由父母轮流值班，还是由基布兹所有成员轮流值班？辩论源于更深层次的争论点：原则上来说，孩子是属于父母，还是属于整个基布兹？大卫·达甘支持第二种观点，而纳胡姆·阿塞洛夫支持第一种观点。整整三个夜晚，基布兹成员就究竟是公开选举还是匿名投票来决定这个问题争论到凌晨一点。最后，他们同意组成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大卫、纳胡姆和三个还没有当妈妈的女子。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表决认为，尽管孩子属于基布兹，但首先应该是父母在夜里轮流值班照顾孩子。尽管观点不同，但纳胡姆私下里钦佩大卫·达甘执着的、不屈不挠的理念。大卫呢，则尊重纳胡姆的温情和耐心，令他吃惊的是纳胡姆凭其静静地坚持不懈，实际上击败了他。当伊沙伊在袭击戴尔阿里纳沙夫被杀之后，大卫·达甘在纳胡姆家里待了几个夜晚。他们长久的友谊愈加牢固了。有时他们在傍晚见面下棋，谈论基布兹是否坚守原则。

大卫·达甘住在一排房子的尽头，那儿靠近一片松树林。他在离开第四任妻子后搬进了那座房子。大家都知道他离开第四任妻子是因为他同兹娃的关系，兹娃是城里的一位年轻女教师，每周到基布兹住三个晚上。几天前他与兹娃断绝了关系，因为埃德娜把衣物从宿舍搬进了他的新住宅。任何人处在我这个位置，纳胡姆想，都会气呼呼地闯进去，搧大卫几个耳光，拽起女儿，把她拉回家。或者与此相反：他会平静地进门，站到他们面前，颓丧而困惑，像是在说，你们怎么能够这样，你们不丢脸吗？丢什么脸？纳胡姆问自己。

与此同时，他在蒙蒙细雨中继续逗留了一阵，站在通向房门的小路上，把书紧紧地贴在胸前，镜片上的雨滴模糊了他的视线。远处传来隆隆雷声，雨突然下大了。纳胡姆站在门口的屋檐下等待。他仍然不知道大卫开门时他该说什么。要是埃德娜开门怎么办？大卫·达甘家的花园疏于照管，蓟草和各种杂草丛生，点缀着一群群因雨而生的白蜗牛。窗台上放着三盆枯萎的天竺葵。屋子里静悄悄的。纳胡姆在门口地垫上蹭蹭鞋子，从兜里掏出一块揉皱的手绢擦干眼镜，又把手绢放回衣兜，敲了两下门。

“是你呀，”大卫·达甘热情地说，把纳胡姆拉了进去，“太棒了。进来。别在外边站着呀。下雨呢。我等了你几天了。我确定你一定会来。我们需要谈谈。埃德娜，”他朝另一个房间大喊，“给你爸弄些咖啡。他终于来了。把外套脱了，纳胡姆。坐。埃德娜已经觉得你生我们的气了，我跟她说：你看着吧，他会来的。为了你，我们开了半小时的暖气。冬天突然降临了，是吧？下大雨时你去哪儿了？”

他把大大的手指插进纳胡姆的外套袖子里说：

“我们确实需要聊聊这些恼人的事，所有的年轻人服完兵役后都想直接去上大学，不想工作。也许我们下次应该表决，强制他们在基布兹劳动三年后再去深造。你认为呢，纳胡姆？”

纳胡姆（还戴着帽子）声音平淡地说：

“可是我不知道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