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爸爸。”他弯下腰身，这样父亲便不会看到他衣服上的血渍。

父亲看都没看儿子一眼，回应说你好。

“我来看你了。”

父亲点点头，没有说话。

“我是坐大巴来的。”

父亲问：

“他去哪里了？”

“谁呀？”

“莫沙伊。”

“我就是莫沙伊。”

“你是莫沙伊。”

“我是莫沙伊。我来看你了。”

“你是莫沙伊。”

“你好吗，爸爸？”

父亲带着关心和无限的哀伤又问，声音痛苦地颤抖着：

“他去哪里了？去哪里了？”

莫沙伊拿起父亲的手，那只手青筋暴起，布满皱纹，艰苦的修路和种地劳作已经把那手损坏了。莫沙伊说：

“我是从基布兹来的，爸爸。我从耶克哈特基布兹来的。我来看你。我一切都好。一切顺利。”

“你是莫沙伊？”

于是莫沙伊开始向父亲讲起他的学习。他的老师大卫·达甘。图书馆。唱优美的乡愁歌曲的女孩子。然后，他打开双肩背书包，拿出绿色封面的《鼠疫》，给父亲念了前两段。他父亲略微倾斜的脑袋上戴着一顶无檐小帽，他认真地听着，疲倦的眼睛半闭着，而后突然拿起金属茶缸，看着里面已经变冷的茶水，伤心地摇摇头，又把茶缸放下问：

“他去哪里了？”

莫沙伊说：

“我去厨房给你倒一杯新茶。热茶。”

他的父亲用手擦擦额头，好像从睡眠中醒来，又说：

“你是莫沙伊。”

莫沙伊拉过父亲的手，没有拥抱他，但是继续按着他那松弛的褐色手臂。他给父亲讲了篮球场，讲他在看的书，讲时事讨论小组的争论，讲他在艺术俱乐部参加的讨论，讲卡夫卡作品中的K君，讲大卫·达甘——他已经有好几个妻子和情人了，现在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住一起，但总是充分关注他的学生，他刚到基布兹的那几个星期遭受其他孩子取笑讽刺时，大卫·达甘坚决维护他。大卫·达甘习惯对人说：“给我一分钟，我们把事情理顺。”莫沙伊和父亲说了十来分钟的话，父亲闭上眼睛，而后又睁开眼睛伤心地说：

“现在，你可以走了。你是莫沙伊？”

莫沙伊说：

“是的。爸爸。”

又说：

“别担心，爸爸。过两个星期我再来看你。他们让我来。大卫·达甘让我来。”

父亲点点头，下巴垂到前胸，就像在悲悼。

莫沙伊说：

“再见，爸爸。”

接着又说：

“再见。别担心。”

他从门口看了父亲最后一眼，只见他直挺挺地坐在那里盯着金属茶缸。出去的时候，莫沙伊问穿军裤的管理员：

“他怎么样？”

管理人员说：

“挺好的。很安静。”

接着他又补充说：

“我希望大家都像他那样。”

最后说：

“你是个非常好的儿子。祝福你。”

莫沙伊离开时，外面差不多全黑了。莫沙伊心中突然充满一种自我憎恨之情，这种情感已经出现不止一次了。他摘下贝雷帽，放进书包。他把袖子挽到胳膊肘，没有扣最上面的扣子。医院前面的小花园里只长着荆棘和匍匐冰草。有人把餐巾纸遗忘在长椅上，还有人把睡袍的腰带丢在了荆棘里。莫沙伊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因为他一向被细节所吸引。他想起茜斯卡·霍尼格，她告诉他要留心生病的母鸡，要在它们把疾病传染给整个鸡场之前将其隔离。他想起正躺在某个草坪上的同学，男孩子头枕着女孩子的大腿，唱着怀旧的歌曲。其中一个男孩，塔米尔或者德罗尔或者吉戴恩或者阿龙的一头金发正枕在卡米拉·尼沃的大腿上，大腿的温热正抚慰着他的脸颊。现在莫沙伊愿意付出一切只求置身于那里。永远做他们当中的一员。然而他很清楚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他经过门口时，快乐的门卫问：

“怎么回事，你进去时头上戴着帽子，出来时却不戴了？”

莫沙伊只说了晚安，就拐上医院通往公路的那条脏兮兮的岔路。路上漆黑一片，空无一人。没有一辆车从身边驶过。只见远处微光闪闪。他可以听到驴叫声。有亮光的方向模模糊糊传来孩子们的声音。他盘腿坐在刷了一层白漆的橡树下，离他安放小狗尸体的地方不远。他等了很长时间。他觉得自己可以听见从医院那边传来的刺耳的哭泣声，但是他不确定。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