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柄万般无奈，才没有去汇报。

熊耳谢过银行的干部，离开了银行。过去，由于“隐密的杀人现场和不在现场证明”的双重障碍，难以肯定真柄的嫌疑，而现在可以确定无疑了。

可是，真柄本人现在身在国外，这就毫无办法了。就是等到他回国，也无法严厉追究刑事责任。因为目前仍然只是熊耳根据推测进行的非正式调查。出趟差都得惦记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熊耳非常羨慕能够成立破案班子，不受干扰地侦察嫌疑犯的刑侦科的侦探们。他没有和贵久子见面就回去了。

三

时光飞逝，破案却没有任何进展。十二月中旬，真柄回国了。他成功地试登到东北山脊的八千米处附近，顺利地发现了三条通路。

他不负众望，完成大任，登山家的名气更大了。

回国后，真柄又要汇报试登情况，又要准备二月份的登山队出发，忙得一塌糊涂。在银行里，由于将成为“驸马”，工作大大减轻了，大概这也是副行长从中斡旋的结果。

真柄回国时，贵久子曾到羽田机场去接他。但由于他被登山界人士和新闻记者们层层包围，没有能靠近，只是隔着一段距离，远远地看到了他。

实际上，真正妨碍她靠近真柄的，并不是记者和登山界人士，而是真柄刚刚走下舷梯，就理所当然地紧紧偎依在他身旁的一个年轻女人。

那个女人身穿价钱昂贵的料子缝制的新西服，个子高高的、很痩。贵久子本能地意识到，她就是真柄的未婚妻。

英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挽住了真柄的胳膊。有些摄影记者还特意要求他们这样做。

那时，真柄脸上是一种木然的表情。他求救似地向四周望去，忽然发现了在人群背后的贵久子，只有在这时，他才恢复了生气，两眼闪闪发光。

贵久子没有理他，转过身走了。即使可以以目传情，但在这种场合下，无论是对贵久子，还是对真柄和他的未婚妻来说，都是太残酷了。

四

熊耳去拜访真柄是在十二月底。因为一到新年休假，登山者蜂拥而至，他的本职工作就要随之忙起来了。

因此，熊耳利用自己的休假跑了出来。当然，若是向署长提出申请，估计他也会面无难色地当出差处理，但熊耳不愿总是这样麻烦他。

真柄正在“全山协”的事务所里，为准备明年二月份登山队的出发忙得不亦乐乎。熊耳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同他进行短时间的单独谈话。

“近来你很辛苦啊。”

真柄把熊耳引到事务所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后，熊耳对坐在他对面的真柄说。先对他的劳苦功高表示一番慰问。

“哪里哪里。这次侦察全靠充足的物质准备，因为是在国家的资助下进行的，钱不成问题。不是靠我的力量。”

真柄谦虚地笑着说，被阳光晒得黑红的脸盘上露出了雪白的牙齿。这是与熊耳对他的怀疑极不相称的明快而又健康的登山者的面容。

但是，熊耳告诫自己，不能被这副面孔欺骗。

“有件事想向你打听一下。”

聊了一会儿不疼不痒的有关侦察之行的见闻后，熊耳若无其事地转入了正题。

“什么事？”

真柄露出几分紧张的表情。他很明白，在快要进入冬季登山旺季时，北阿尔卑斯遇难救援队长是不会为听自己讲一通侦察见闻而特意到东京来的。

“不是什么大事。我到东京来是要到警察厅办点事，顺便来办办这件事。”

熊耳想，如果明说特意来讯问这件事，给对方的刺激太大。说成顺便来的，不致使对方过分紧张。

“真柄先生确实是在五月二十七日晚十点左右到的奥村田山庄吧。”

“是的。”

真柄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阴影。

“是不是预定要和影山先生一起登山，但真柄先生突然由于工作脱不开身而走晚了？”

“是的。”

“如果没有什么不便的话，能否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工作呢？”

熊耳已全部掌握了真柄去札幌的情况，但他仍然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想看真柄怎样讲述这件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

真柄的神色越来越不安了。但这未必就能证明他的嫌疑。任何一个人被警察问及一个案件前后自己的行动时，都会感到不安，泰然处之反而是反常的。

“遇难事件的调查报告需要这些情况，本来早就应该来了解一下的。影山先生的受伤地点和死亡地点不一致，情况有些特殊。上司在事后曾指示我们，为了尽可能查明他遇难前后的情况，要尽量向与他多少有关的人士详细了解一下。”

由于仍然是非正式侦察，熊耳避开了真柄直率的问话。自己讯问的理由并不很高明，但真柄却似乎信以为真了。

“是这样呀。”

真柄喝了一口已凉了的咖啡。

“当时，我突然出差到札幌去，虽然很对不住影山，但实在无法和他一起去登山了。”

到札幌出差这件事，与熊耳所掌握的情况是吻合的。但那只是第一天的事情，决不妨碍和影山一起去登山。

“实际上，出差任务一天就结束了。出差时间是三天，从五月二十四日算起。因为第一天就处理完了工作，我乘当天的飞机返回了东京。”

“怎么？”熊耳惊讶地想。他认为真柄最大的疑点在于他出差期间两天的空白，但真柄现在怎么却毫不回避地明确地说出了这件事呢？

“二十四日晚上，我回到了东京。但大概是由于在飞机上吃的盒饭有问题，肚子突然不舒服了。回到公寓，我就一头倒下睡了起来，躺了两天才好。虽然已经晚了，二十七日我还是急忙地去追赶影山他们。”

“在公寓休息期间，和别人见过面吗？比如说邻居或管理人。”

熊耳还没有问，有没有第三者能够证明这一点。

“没见过谁，因为我一直躺着没动。我的房间是独立的，和主楼不在一起，我要不叫没有人来。”

“没请医生来看看吗？”

“我觉得还不至于要请医生，大概休息两三天就会好的。当时也的确是这样的。”

熊耳觉得，自己被真柄巧妙的借口支开了。最大的疑点是两天的空白，但却被他以得病，而且是两三天就能痊愈的小病给掩饰过去，没有证人也并不显得不自然。肚子痛真是一个巧妙的借口，而且真柄也不把它说成是严重的食物中毒，使用了“肚子不舒服”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

耗费体力的登山运动要求有强健的身体，因此一点点小病也足以成为中止登山的巧妙借口。

但真柄还必须说明一点。这就是导致取消登山计划的出差任务，是真柄自己提出来的。

口称是万不得已的事，实际上是他自己取消了登山计划。只要真柄不能说明这一点，熊耳今日就不虚此行。

但是，怎样追问这件事呢？熊耳有些犹豫。为了拭探真柄是否捏造谎言，开始是完全装出一副不知道他去札榥出差的样子而询问的，现在总不能改口点明：“那次出差是你自己申请的呀。”

若是对被害人或证人，可以这样发问。但在非正式侦察中这样说，会伤害对方的感情，使人觉得这是一种特务的作法。

熊耳正不知该如何提出这个问题时，真柄却稍微压低声音说出了一件意外之事。

“再告诉你一件事吧，实际上我是不想去参加那次登山。”

“不想去？”

被这句话吸引，熊耳抬起了眼睛。

“你知道吧，影山和汤浅小姐那时已经订了婚。最开始是影山和我两人订的计划，但汤浅小姐参加后，就出现了另一种气氛，他们两个人想一起去登山。我不想夹在一对情侣中间，充当一个不知趣的妨碍者，因此便自觉退了出来。我找了一个借口，虽然不是什么要紧事，还是到札幌出差去了。我很清楚，影山一开始虽然很生气不能攀登赤壁，但他内心却为能和汤浅小姐两人一起登山而高兴万分。

“我觉得自己退出来是明智的。出差的事本来就是一个借口，一天就把事办完了。我在札幌举目无亲，逛来逛去也没意思。正在我不知应该怎样打发时光时，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打算在新宿为他们两人送行。两人出发时间订在二十五日早八点，乘梓树一号。我乘飞机赶回去是完全来得及的。这样，我就在二十四日晚回来了。但由于途中肚子痛，没有能为他们送行。二十七日我赶去，一来是因为我肚子好了，二来我估计他们已尽情享受了‘情侶登山’的快乐。”

“我没料到影山会仍然按照最初的计划登山，把贵久子一人留在了山下。我特意照顾他们，他却这么笨。”

熊耳在听着真柄这番话时，已经意识到，真柄完全躲开了自己的追问。

“为了照顾他们放弃了登山。”真是一个绝妙的借口。真柄作为第三者，突然退出一对情侣的旅行非常自然。两人缺一不可的困难的登山计划，由于一个人退出，变成了甜蜜的“婚前旅行”。但真柄考虑到这样说，影山大概不会同意，便找个借口出差去了。这是一种多么体贴朋友的“友谊”啊！

由于出差只是一种借口，所以三天的出差在一天之内便把工作处理完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自然的只是，既然是为了照顾他们才特意到遥远的札幌去出差，为什么又急急忙忙乘飞机赶回来呢？但这一点可以用“送行”来搪塞。他要真在二十五日早上去送行，或许有某些不便之处。所以，虽然为了送行特意从札幌乘飞机赶来，却又得了“病”，只好一直在住处休息。

得病是在回来的飞机上，所以没去送行也没什么奇怪的。但他为什么没去送行呢？对真柄来说，去送行应该是没什么不方便的。一旦日后追及他的出差期间的空白时，他去送行更容易分辨得清楚。

他没有去送行，恐怕是由于他无法去送行。就是说，他在二十五日早八点时并不在东京。那么是在哪里呢？

真柄是在二十四日晚回东京的。“或许他那时已经出发去登山了。”沿普通路线，一天便可登上K岳。但走普通路线，很容易遇上人，准备去杀人的人，当然要尽可能避人耳目。

虽然还不知道真柄到底走的是哪条路线，但只要是走特殊路线，都需要两天以上的时间。经过眼目众多的山麓时，也应选择在夜间或早晨。

同光明正大登山的影山相比，真柄直到二十七日晚上十点前，绝对不希望自己被人看到。因此，可以设想，他会比影山早走一步。

真柄是在二十四日从札幌回到东京的。然后，他乘二十四日晚或二十五日早晨的列车（比影山他们所乘的车要早）赶往山峰。

熊耳坚信如此，但苦于没有任何证据。

这些都无法成为制服真柄的理由。熊耳意识到自己是失败了，他拿过咖啡帐单站起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