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工作上和山口友彦竞争激烈，我知道刑警先生们迟早会来的。我要先声明一点，我和山口先生只是工作上对立，并没有个人的恩怨。不过，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的话。”冬本已收起他淡淡的笑容，脸上闪过一丝虚茫的阴影，仿佛后悔方才说了那些为自己解释的话。

“然後呢？”大川刑警紧追不舍。他问得很急迫，不像他平常的作风。他的视线仍旧盯在冬本身上，毫不放松。可以看出，一个干练的刑警判定对这种人采直接攻击的方式最有效。

“当天我也坐新干线。”冬本以稀松平常的口吻回答。

“新干线？”

大川和担任记录的下田异口同击喊出来。在新干线的列车里发现可能遭凶杀的尸体，而同一天最有嫌疑的人也搭乘新干线，事情就不简单了。

“别紧张！虽然也是新干线，却不是相同的列车。因为新干线从清晨到深夜，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班。”冬本对刑警们的紧张，从稍有责备的口气说明情形。

“你坐新干线的哪一班车？”

即使搭乘其他的班车，也有可能在中途改搭被害人乘坐的闪光六十六号。

“不要用我是凶手的眼光瞪着我看好不好？”冬本第一次提出抗议。

“绝对没这意思，只是因为听你提到同一天也搭乘新干线。”

大川有意减弱目光，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早就知道对方会这么说，而且从根本上推翻刑警的预测。

否则，他也不会故意说出会引起警方注意的话。可以从补充说明中，解救这种自我毁灭的发言。冬本一定是充分相信“补充说明”的效果，才会提出抗议。

在咄咄逼人的追问之后，吸一支烟缓和一下，这也是大川的手法之一。从所剩无几的纸盒里掏出一根快要变形的烟，先问下田要不要抽？然后放入自己的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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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田为他点烟。这时大川才发现服务台送上来的茶水他一口都没喝。他觉得自己真有点紧张过度。

“既然如此，没关系，反正我知道自己会被怀疑。那天我坐的是回音号，我到筹备会去，为万国博览会的企划进行最后的协商，回来的时候坐这班车。是四点五十五分由新大阪开车的同音一六六号。你们所问的时间，应该正在滨松和三岛之间，对了，拿时刻表来看比较容易了解。”冬本轻巧的站起来，从办公室拿来新干线的时刻表。

“不巧，没有十月份的时刻麦。还好新干线的时间都没有改变。我想，看了之后就知道。我搭乘的回音一六六号，比山口先生坐的闪光六十六号晚十分钟开车。回音一六六号在滨松十九点零一分开出。十九点五十七分从三岛开出。你们问的时段大致就在这里了。”

冬本说完，露出胜利者的眼光。刑警们也了解他这种眼光的意义。

回音号中途停靠站比闪光号多，从东京到大阪所需时间比闪光号多一小时。如果以相同的速度行驶，晚一点开车不可能追上；如果晚十分钟开车，回音号绝对不可能追上闪光号。

就算退一步想，用某种方法在中途追上，也必须在名古屋之前。因为闪光号在名古屋与东京之间不停车。

闪光六十六号从名古屋开车的时间是十七时五十三分。因此，推测死亡时间是十九时以后的一小时内，很明显地被害人是在名古屋与东京之间被杀，而且是靠近东京站的时候。

根据解剖的推测，死亡时间是十九时以后一个小时左右。如果尸体过早被发现，凶手就有被困在闪光号中的可能。所以，行凶的地点，可能是在很靠近东京站的地方。大川等和参加监定的调查官们，都推测是在新横滨和东京之间。

即使不把范围订的这么狭窄，在推测为被害人死亡的时间里，正在滨松与三岛间移动的人，改乘行驶在前方在靠站的闪光号杀人，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回音一六六号到达三岛时，闪光号已经到东京站了。

从时刻表上看来，在后面的回音一六六号，从十九时到二十时（发现尸体正确的时间是十九时五十二、三分，以后为了方便起见，用二十时）的行驶中，名古屋与东京间不停车的闪光六十六号行驶至何处？因为时刻表上是空白的，所以无从得知。可是在新大阪晚十分钟开车，与两列车的速度差成正比；在名古屋与东京间，更会如同几何级数般增加。而先开的闪光六十六号到东京站时，与正在东京与三岛间的回音一六六号，已经形成一百二十公里的差距。

如果冬本的说词不假，那么他的不在场证明相当完整。

“有人能证明你搭乘回音一六六号吗？”大川尽量克服即将到手的猎物眼看就要逃脱的失望感，勉强重整声势。

只说乘坐并没有任何价值，必须有第三者做证，或者有能证明此事的直接物证，冬本的不在场证明才能成立。

“很不巧，因为是我一个人旅行，所以没人可做证，在车里也没有遇到熟人。”

“有没有和邻座的人交谈？”大川的眼光再度增强神采。

“那天车子非常空，我坐的车厢只有五、六个人而已。由于不对号，我可以舒舒服服的坐二人份的位置。不过就算旁边有乘客，在新干线上也不会交谈。旅行找伴，那是以前人的说法。我们夜以继日做生意，只有搭车的时候才能恢复自我。这么宝贵的时间，不想再被来历不明的人剥夺。”

冬本毫无表情的口吻，似乎增加了一些热度。这种情形让刑警们感觉，他似乎在强调在回音一六六号中保持‘孤独’是合理的情形，而显得稍有做作。

“这么说，你是没有任何客观资料可证明你搭回音一六六号了？”大川使用“客观资料”一词，多少有点法律用语的感觉，再加上他坚定的口吻，听起来彷佛对冬本的解释给予致命一击。

“不，虽然没有人证，但那种资料还是有的。”冬本表现得仍旧很泰然自若。

烟灰缸里只有四、五个烟蒂，其中只有最先的一根属于冬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接受询问的人心里动摇时，一定会拚命吸烟。

烟灰缸的烟蒂很少，可以视为冬本相当有自信。

“你有资料？”

“我在回音号的车厢里打过电话，我想应该留有记录；也许当天回音一六六号的车掌还有记忆。”

“几点钟打这个电话？打给谁？”

大川的身体往前移。东海到新干线的列车里设有公共电话，可以从正在行驶的列车中，打电话到东京、横演、名古屋、京都、大阪等五个都市。

如果冬本在回音号上打电话，在列车上负责公共电话的人那儿应该会留下记录。这项记录可以成为冬本确实是回音一六六号乘客的决定性证明。

“我打过两次。第一次在五点二十分左右，记得是过了大津站以后申请的。第二次是八点五十分左右，大概是在东京和横滨之间吧。”

“打了二次吗？”大川知道二次这句话意义非北寻常。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就算他能使用某种技巧，从回音一六六号来到闪光六十六号上行凶之后再回到回音号也绝对不可能。

换句话说，冬本的不在场证明有双重的牢靠防线保护。

“两次都是打给同一个人，和东洋电视台一个叫山村的制作人商量一个节目的企划案。问问山村马上能知道。”冬本的口气充满信心。

“那个叫山村的制作人电话号码多少？”

“因为是新节目的制作会议，所以他住在一家叫千代田庄的旅馆。电话是东京二六一——四八六一。”

“另外再请教你一件事，以便参考。你坐在回音一六六号的第几号车厢？那一带的坐位？”

“因为那是普通车，所以不对号入座，因此也没记住车厢和坐位号码，但很可能是五号或六号，靠前面走道边的位置。”

“走道那一边？”

“顺着行进的方向左侧。”

回音号是不对号列车，车掌查票时不一定会有记忆，但既然当天车内的旅客很少，车上的服务员也许还有记忆。当问及冬本十三日晚上住在大阪哪家旅馆时，一个像是冬本部下的人上前说道：

“经理，时间差不多了吧？”

看看表，已经过了十二点。不知道是真的有事？还是为了赶走刑警事先交代部下。但对大川刑警而言，该问的事情都已经问过了。

“很抱歉，打扰这么久！”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我还是很高兴。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别客气，尽管来找我。如果事先打通电话，我会安排时间恭候大驾。我也想尽快弄清楚这件事。”

“谢谢你的合作。”大川一边站起来，一边把冶茶喝光。

“还有，这是山村的电视台的电话号码。他是制作第一课，内线是四十五号，我想这时候应该上班了。”冬本奸像看出了刑警们现在要去的地方，也看出这是一种对警方的挑战。

“这小子对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好像相当有信心。”离开大厦时大川说：“可是电视台的制作人和传播机构的经理，关系密切犹如穿同一条裤子。甚至传闻，各电视台的制作人和导播中，有人拿的是纪久传播的‘薪水’。”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承办的调查人员对传播机构的内幕都有相当的研究，所以大川也听得懂下田的意思。

当演艺传播机构越来越大，势力扩充时，原本出钱的电视台，会反过来拍演艺传播机构的马屁。甚至于传播机构的营业方式，采用的演艺人员，比电视台或节目主体，更受到优待。

尤其对在掌握出名演艺人员方面，和新星传播二分天下的纪久传播而言，乃根据“控制明星的人就能控制演艺界”的“演艺传播力学”，把电视台和各台的导播，控制得犹如自己的“私兵”。

象这样的制作人来做证，其可信度当然很低，或受到压力，协助他完成不在场的证明，也是相当有可能的事情。甚至于有的导播因为反抗纪久传播，马上被换掉，由此可见纪久传播的势力如何强大！在私下被称为“幕后社长”的冬本，在演艺界的发言权力之大也可以想见。

“可是，如果新干线的电话管理员留下记录，那么即使关系密切的制作人所说的话，也有采信的价值。”

大川提出了另一个支持冬本不在场证明的有利因素。即使和电视台的制作人能事先串通好，但新干线内的发话记录也不可能伪造。在支撑不在场证明的支点两端，制作人证言的重量，和回音一六六号上发话记录的份量，形成微妙的平衡关系。

“总之，要和叫山村的制作人见一次面，还有冬本说他在大阪住的旅馆，也要查访一下。”大川说完之后紧闭着嘴，眼睛瞪着半空中。他一定是在视线彼端的空间里，描绘出强敌的形貌。

刑警们决定分成两路，大川到东洋电视台查访制作人山村，下田去清查新干线的电话发话记录。本来原则上是两人一组调查，但他们希望尽快对冬本的叙述展开查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