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兰喝了口咖啡,故意漫不经心地问:他们这是去执行什么任务?
郑桐思量了一下道:好像是取一份什么文件,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这是毛局长和“国防部”的事,保密局没几个人知道。
汪兰问:咱们撤离重庆时,该带的情报不是都带回来了么?
郑桐用一只勺搅动着咖啡,望着汪兰说:好像是挺机密的。当时藏在“国防部”什么地方,收拾文件时,把它落下了。对台湾好像没什么,他们担心落到共产党手里。有关和美国人合作的事。不管他们这些事,你最近还好么?
汪兰说:我还想有朝一日回到重庆去,那里的火锅和小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郑桐就面带忧虑地说:反攻大陆怕是没指望了,可能我们只能在梦里回去了。我也想家,虽然我的家人都被日本人炸死了,没有亲人了,但武汉留下了我太多童年的记忆,现在我每天只能在梦里回家了。
郑桐的情绪低落下去,片刻他又突然说:前几天,我在柳荫街那边发现了一家四川火锅店,听说老板就是四川人,我还没有去吃过。明天,我请你去吃。
汪兰笑了笑。
郑桐抬起头道:汪兰,看样子咱们后半生只能在台湾生活了,你有什么打算么?
汪兰抬起头望着窗外,远处有几盏灯有气无力地闪着。中央并没有指示她何时撤离。何时是归期呢?
郑桐见她不说话,便也沉默下来,半晌又说:汪兰,你是不是有恋人了?
汪兰回过神来,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苦笑一下。
在重庆陆军学院上学时,她的确喜欢过一个男生。那男生高高的个子,说话走路都充满了活力,比她高两届。就是这个叫高伟的小伙子成为了她革命的引路人,最后也是他介绍她加入了地下党。
后来高伟毕业了,接受了一份秘密工作,便再也没有联系过。因为工作的需要,高伟毕业时来向她告别,她没问他去哪,他也没说。在校园外的一片林荫里,他用力地拥抱了她,然后两人都笑了。他说:等革命胜利时见。
她也说:胜利再见。
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一蹿一蹿地走了。他青春的背影便永远留在了她的回忆里。
郑桐这么问,又勾起了她对高伟的回忆,美好而又短暂的初恋就这么夭折了。
保密局又经历了一次血洗。
反攻大陆的计划制订了很多,有的台湾这面刚刚行动,大陆方面就获得了情报,好多反攻大陆的行动就这么夭折了。于是身在台湾的保密局来了一次血洗行动。
汪兰负责的电台,有一名女报务员叫付德芳,二十四五岁的样子。这天,她正在电台值班,便被进来的几个人带走了。汪兰站在门口,伸手拦了一下。领头的人只亮了一下证件。付德芳扭过头,朝她喊了一声:组长救我,我是被冤枉的。
汪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付德芳被带走。
付德芳也是重庆陆军学院毕业的,比汪兰低两个年级。在陆军学院,只有无线电专业才有女学员,因此,在学校时,她就认识付德芳这个女生。
在汪兰的印象里,付德芳长得很漂亮,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样子,见了人,总是先笑后说话。付德芳毕业后,也考入保密局电台工作。见到汪兰第一面时,就那么笑着说:请师姐多多关照。
汪兰知道,付德芳是成都人,家住在武侯祠附近。重庆解放前夕,付德芳似乎并不愿意来台湾,每当到电台值班时就会问汪兰:组长,要是共产党队伍打进来,他们会杀了我们么?
汪兰就笑一笑说:我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交道,估计不会吧,他们的政策不是缴枪不杀么,咱们又没杀过人,手里就一个电台,到时候把电台交出去不就完了么?
付德芳就笑一笑道:到时候我肯定交出电台。
付德芳还问过:组长,要是重庆被解放了,你去干什么?
汪兰就笑着说:那我就回家开个茶馆,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付德芳神往地说:到那时,我回成都,我爸爸妈妈还要抱外孙呢。
汪兰就拍一拍付德芳的肩膀道:臭丫头,连男朋友还都没有,哪来的外孙?
付德芳以前有个男朋友,是重庆陆军学院步兵指挥专业的一个高才生,长得人高马大的,是个贵州人。毕业后就上了前线,当了一名上尉连长。两个人还通过信,结果他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了。
男朋友的战友把他的遗物寄给了付德芳,那是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他们穿着军装,意气风发的样子。这张照片还是毕业前,两人即将分手时照的,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付德芳看到那张血染的照片就哭晕了过去,从此,付德芳变得不爱说话了,经常望着一个地方发呆。
付德芳最后没能回到成都老家,一个命令就让她坐上飞机来到了台湾。到了台湾后的付德芳和所有的人一样开始思乡,他们做梦都会梦回老家,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故居,熟悉的一切,他们来到了台湾,先是水土不服,后来又犯了思乡病。
付德芳被抓的直接证据是,她给老家父母写了一封家书。由于邮路没有开通,她就委托一个经商的成都老乡辗转香港带回家去。付德芳的那封家书写的字字情,声声泪,说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到成都去看望父母,以后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商人在离开台湾时,无一例外地接受检查,结果就发现了这封信。商人被放走了,信却留下了。书信的内容疑点重重,于是付德芳就被带走调查了。
得知这一切之后,汪兰找到了郑桐,她希望郑桐能伸出援手帮付德芳一下。她把这想法对郑桐说了。
郑桐神色慌张地把门掩上了,压低声音说:汪兰,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这次血洗可是毛局长亲手抓的,他们的口号是,宁错杀十人,不放过一人。
汪兰无奈地说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郑桐摆弄着手中的笔压低声音说道:我们也要人人过堂了,你也要小心点。
没几天,保密局开了一次大会,就在会议上,几名处长突然被闯入的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押了出去。整个会场,充满了恐怖气氛。那一段时间,身边熟悉的人,今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便神秘地失踪了。没人知道去向,谁也不敢打听。一时间整个保密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相互之间,不敢多说一个字,只能用表情代替此时的心情。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次血洗行动是蒋经国发起的。蒋介石为了削弱毛人凤的势力范围,指派蒋经国插手保密局的工作,因此,有了这次大规模的血洗行动。
付德芳只能说是这次血洗行动的受害者,一部分人被枪决,还有一部分人被判了刑。付德芳就属于判刑这一拨的。
付德芳临押走执行刑期之前,在郑桐的关照下,汪兰见了她一面。短短的时间内,付德芳已经换了一个人似的。她披头散发,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直勾勾地望着汪兰,好半天才认出来,嘴里喃喃地说:你是汪组长?
汪兰上前,隔着栏杆抓着付德芳的手道:德芳,妹妹,你怎么这样了?
付德芳就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姐姐救救我,我是被冤枉的。
汪兰也哭了,为这个无辜的姐妹。最后她还是无奈地离开了看守所,她的耳畔回响着付德芳凄厉的喊声:姐姐救我——
这次血洗行动,给汪兰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开始时,电台管理很乱,留在大陆的各个特务点都需要联络,频率也是五花八门,就是想监控也无法做到。汪兰就是利用了敌人的这种混乱,在值班时发送和接收电报。
经历过这次动荡之后,她只能启用自己宿舍里那部电台。那部微型电台是她从重庆带来的。
中央指示让她尽快查明空降组到重庆执行任务的计划,她现在还无计可施。她在等待机会。
这样的机会,在不久后的一天终于等来了。一份发给重庆一号的密电引起了她的注意。电文是另外一位电报员发的,因为是发给重庆一号的电文,电报员在发报时,她默记了那组数字,并偷偷地把那封电报翻译了出来:重庆一号,继续协助老鹰完成天下一号任务。近日老鹰转道去重庆与你接头,暗号不变。
汪兰译完这份电文,她终于摸清楚,派往重庆的特务是为了完成名叫“天下一号”的任务。也就是说,老鹰这个人,一定会从香港登陆。看来敌人改变了登陆策略,空降不成,改成了转道香港。“天下一号”又是什么任务呢?
在那天中午,汪兰拉上了窗帘,她把电台从床下取出来,完成了汇报任务。她之所以选择白天和大陆联系,完全是因为现实的条件,如果夜深人静,电报声音会传播出去。她的宿舍周围住的都是电报组的人,楼上和楼下也住着保密局的人。
这栋房子是临街的,不远处就是一家菜市场,那里的吆喝声不断,还有许多小商贩直接来到他们楼下进行叫卖。因为杂乱,所以在这个时段是安全的。
她发完电报,静等着大陆的最近指示。没多久,微弱的信号传了过来,她完成接收,又收拾好电台。那一组数字被她译了出来:尽快查清天下一号的具体任务。接着,汪兰把那张小小的字条烧毁了。她倚在床头,脑子里便尽是“天下一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