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十点半，神情忧虑的福尼尔来到波洛的客厅。他比往日显得更有生气一些，热情地和小个子的比利时人握了握手。
“先生，有些事我想告诉你。关于你在伦敦说的找到那根吹管的事，我想我已经搞明白了。”
“哦！”波洛的脸色亮了起来。
“是的，”福尼尔坐下来，“你那天说的话让我想了又想。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这起案子不可能是按照我们想象的那样发生的。最后，我终于看到了这句话和你说过的关于吹管的事之间的联系。”
波洛专心听着，什么都没说。
“在伦敦那天，你说：‘为什么我们能找到这根吹管？凶手本来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塞出通风口。’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吹管在那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找到的。”
“太好了！”波洛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对吗？很好，这也是我的想法。我进一步问自己：凶手为什么想让我们找到吹管？我的答案是：吹管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的推理。”
“我对自己说：凶器是毒针，没错，但并没有用到吹管。所以凶手一定用了其他什么东西来发射毒针——某种普通的东西，男人和女人可以把它举到唇边，而不会让人觉得异常。我记得你坚持要一份乘客所有物品的清单，有两件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霍布里夫人有两只烟嘴；杜邦父子的桌上有几根库尔德人的笛子。”
福尼尔停了下来，看着波洛。波洛没有说话。
“这一类东西你可以自然地拿到嘴边，别人不会在意的。我说得对吗？”
波洛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的思路是对的，但走得有点儿太远了。别忘了那只黄蜂。”
“黄蜂？”福尼尔瞪大眼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黄蜂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你看不出来？但正是黄蜂的事情让我——”
这时电话响了，波洛拿过话筒。
“你好。早上好。对，是我，赫尔克里·波洛……”他转向福尼尔，说，“是蒂博。”他接着说，“是的，很好，你呢？……福尼尔先生……对……对，他刚到。”他扭头低声对福尼尔说，“他去巴黎警察厅找你，那边告诉他说你在我这儿。你最好来接一下电话，他听上去很激动。”
福尼尔接过电话：“喂，你好。我是福尼尔……什么？……什么？千真万确？好，是啊，好，我相信他会的。我们马上就来。”他放下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