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好了！”H.M.说。

他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我以前经常看到的那种可怕的蓝色卷宗夹(这个还没有久到会积灰尘的地步)，他把卷宗夹打开。

“你们知道她昨天晚上在圣巴多罗马医院过世了，”他说。“你们也知道她在死前做了一份供状；报上也说得够多了。这是供状的副本，且听听里面的一两段。”

……我为他工作了十四年。做的还不止这些，我为他吃尽辛苦。可是我不在乎。因为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我爱他。我以为在他妻子死了之后，他会娶我，可是他并没有。也有别的人向我求过婚，我都拒鲍了他们，因为我以为他会娶我。他却从来一个字也没提起；他说他会永远忠于对他妻子的回忆。可是我也没别的办法，所以还住在那里。

我知道他在遗嘱里留给我五千镑。那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希望。后来我们听说玛丽要结婚了。突然之间，他告诉我那个疯狂的念头，说他要改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全部交付信托，留给那个甚至还没出生的外孙。可怕的是，我突然明白他真的要这样做。我不可能答应这种事，我也不能容忍这件事。

……当然我完全知道他和史本赛还有崔甘农医师打算做的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不过艾佛瑞并不晓得我知道。他认为女人不该艰这种事有所牵扯，他也不会告诉我。我另外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们的，那就是我非常喜欢玛丽，我绝不会杀了艾佛瑞而嫁祸络卡普隆·安士伟先生：那个雷全纳·安士伟在勒索玛丽，我想要是把罪名安在他身上，是他活该。我怎么会晓得来的不是那个人呢？

“一点也不错。”H.M.大声地说，“这正是在她发现自己做了什么事之后会崩溃的一半原因。”

“可是她事后并没有坦白承认，”艾芙莲说，“她还在法庭上发誓说艾佛瑞始终就是打算对付吉姆·安士伟。”

“她是在保护那一家人，”H.M.说，“你听起来会觉得很怪吗？不，我想你能了解。她是在保护那一家人。也在保护她自己。”

……关于我知道他那个计谋的事，我始终什么也没向艾佛瑞提起，一直到我杀他的一刻钟之前，当时戴尔出门去取车，我带着行李下楼来。我直接走到书房门口去敲门，我说：“我知道你把他关在里面，给他下了药；现在家里没有别人，所以开门让我帮你吧。”

奇怪的是他好像并不觉得有多意外。他也需要别人支持；这是他第一次做坏事，真要做起来他得靠我。呃，这也是我第一次做坏事；可是我做起束比他好得多。所以我才能让他照我的话去做。

我告诉他说他太愚蠢了，居然认为等安士伟上尉——我当时以为是那个人——等安士伟上尉醒来之后，他不会大吵大闱，要求搜索整个房子。我说傅来明先生会到场，而傅来明这个人绝对会坚持搜索房子来找酒杯、苏打水和其他东西的。他知道这话是真的，也把他吓坏了。我想，从我爱上艾佛瑞，前后大概有七年吧：可是在那一刻，我恨他。

我说我的旅行包在外面，再过不到几分钟就要下乡去，我说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带出去丢掉。他同意了。

我们把手抢放进那个人的口袋里——他当时躺在地上——然后我们把那个东西倒了一部分到他喉咙里，我当时很怕会呛到他。我也必须承认另外一件事，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怀疑那个人其实是卡普隆·安士伟先生；因为我看到了他大衣和上装里裁缝的标签。可是我已经涉入太深而不能退出了，等我们把那支箭用力一扯地拉了下来，又割伤了艾佛瑞的手来让事情看来更真实之后，我们还得把指纹弄上去。我最困难的部分是怎么把箭拿到房间外面而不引起他的怀疑。我是这样做的。酒瓶和酒杯等等的东西都已经拿出去了，我假装听到戴尔回来了，就抓着箭尖跑出房间，一面叫他快把门闩上。他想也不想地就照做了，因为他是个老人，这也不是他常做的事。

然后我得加快脚步。我已经把那把十字弓放在黑暗的走廊里，而那条线早已放进了门上的把手里……

H.M.把蓝色卷宗夹丢在他书桌上。

“最糟糕的一点是，”他说，“就在她刚把她的工作做完时，就真的听到戴尔回来了。我当时想到这就是最大的麻烦；她没有预留劝说和跟老艾佛瑞争辩而延迟的时间，她把时间算得太紧了。就在她刚把门上的机关恢复原状之后(用的是艾佛瑞·胡弥的手套，后来我们也找到了)，戴尔就过来了。她本来并不打算把十字弓藏在皮箱里的，该做的是把十字弓再放回小屋去，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可是她现在没有时间了，她甚至于没有时间把卡在十字弓绞盘里的那截羽毛拉脱。哎呀，她该拿那把十字弓怎么办呢？再过二十秒，戴尔就会到那里看到一切了。

“这点让我一开始就碰上了麻烦，差点让我走错了路。她有一个小旅行包和一个大箱子，两样东西都在走廊里，当然她原先打算好的是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她自己的旅行包，等以后再丢弃。十字弓则拿回到小屋里去，像我跟你们说过的那样。可是——戴尔回来得太快了——那把十字弓只好放进了史本赛的箱子，因为大得没法放进小旅行包里。

“这让我(一开始的时候)怀疑史本赛本人和谋杀案有关。啊？她用的是他的皮箱嘛。等到整个度周末的行李突然消失之后，史本赛也没追究——”

“他的确没有，”我说，“开庭第一天的下午，他还特别说什么他把那套高尔夫球装送到洗衣店去了。”

“呃，我假设他想必和谋杀案大有牵连，”H.M.不高兴地说，“而且可能是他和我们的朋友艾蜜莉亚一起策划这场大秀，史本赛小心地在医院里准备好不在场证明。我们现在把经过重建到艾蜜莉亚跑出了大门，开车到圣普瑞德医院去接史本赛；而那个情况看来大有可能。

“可是我当时坐在那里想着，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烦心。她带着箱子离开了那栋房子，总不能再带回来吧——至少在那天晚上不能拿回来——以防万一有什么人感到怀疑，或者碰巧还在找什么打印台，她得想办法处理，而且要马上在最短时间里弄好，因为她必须直接到医院把史本赛医师接回来。如果她和史本赛是合谋行凶的话，你可能想到她应该把箱子留在医院里，他在那里大概会有个房间，或者至少有个他自己的储物柜吧。可是并没有这么回事。你们从我在时间表上所写的注记里就可以看到，大厅的工人看到她来，看到她带着史本赛开车离去，并没有拿箱子出来。那么箱子究竟到哪里去了？她不可能把箱子丢进大水沟里，或是送给个瞎了眼的乞丐，而要把一个装满了危险纪念品的箱子脱手(哪怕只是暂时的)却是非常困难的事。在她安排的时间表上所花的有限时间来看，只有一个办法。你到普瑞德街上的圣普瑞德医院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或者即使不知道也会有人告诉你，你一定会经过帕丁顿车站，箱子可以放在行李寄存处。这是无可避免的，孩子们，一定是这样。

“我在二月份里想到这件事，这还(可能是)有那点好运气。从发生凶案的那天晚上开始，艾蜜莉亚就一直因为发烧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也始终没有出门，到那时候她也还没出过门，她不可能去把箱子取了回来，就像我说的。逻辑上说来，那该死的箱子一定还在那里——

“呃，我就像那个找马的笨小孩一样，去了那里；而箱子果然在。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做的。我带了我的老朋友派克教授和那个做杂工的桑克斯一起去。我希望他们可以证明我在哪里找到那些东西，同时也可以加以检查，因为我已经不能阻止这件案子上法庭了。第一，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们可知道我得跟有关当局说什么吗？我这个老头子(向来就不受内政部长或法务部长喜欢的)得大摇大摆地走进去说：‘哎，孩子们，我对你们有几点指示，我要你们中止起诉，原因是：艾蜜莉亚·乔丹在说谎，史本赛·胡弥在说谎，雷金纳·安士伟在说谎，玛丽·胡弥先前也说谎。简而言之，这个可恶的案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谎，只有我的当事人说的是实话。’他们会相信我吗？你们两个笨蛋，好好地问问自己。我得让这群人都先宣誓要说真话；我一定得先有个公平的战场和武器，简而言之，我必须要有公理正义。这就是我的理由，也是我对这件事一直神神秘秘的原因。

“你们知道我是到哪里去找证人的，也知道原因何在。可是有件事始终让我很烦心，一直让我烦心到审判的第二天。那就是，史本赛·胡弥究竟和那件肮脏的行凶杀人有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我拿到了那只箱子。可是箱子从凶案发生的那天晚上起，就一直存放在帕丁顿车站里。哎，如果艾蜜莉亚和史本赛是共犯的话，她应该老早就会要他赶快去把箱子取回来，免得有哪个多事的家伙开箱看里面有什么吧？那一个多月里，她虽然发烧，却也没有不省人事啊。而一直到我去过车站的一个礼拜之后，才有一个男人——不是史本赛——到车站去，笨头笨脑地打探那个箱子的事。

“我有时候这样想，有时候又那样想：一直到开庭第一天的晚上，史本赛·胡弥逃跑了；还写了封信给玛丽，发誓说他亲眼看到詹姆士·安士伟行凶。这封信有种他平常引经据典说的话里所没有的真实感。可是我却知道那想必是个漫天大谎，到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透过这个案子，艾蜜莉亚·乔丹呈现的是一个单纯无辜的形象，而史本赛叔叔则代表了令人不齿的机巧形象。而史本赛叔叔最大的问题是，他实在过分天真了。十四年来，那个单纯而讲求实际的女人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相信，也许他会相信有他的道理吧。她告诉他说，她真的看到安士伟行凶，而他就相信了。如此而已，你们难道没注意到他所说的那些听起来很了不起的陈腔滥调，他都真的深信不疑吗？她的做法非常简单。她告诉他说她参与了艾佛瑞的小小计谋，拿了他的(史本赛的)箱子把酒瓶、酒杯以及其他相关的东西运走，她告诉他说她必须把那个箱子扔掉——她在供词里说是扔进了河里——而他只好承受损失。因为，如果有人在他的箱子里发现那些东西的话，他就会惹上大麻烦了。当然，关于十字弓的事连一个字也不提。结果史本赛就此闭嘴。他甚至为了不背叛她，连给玛丽的信里都不说他的消息并不是第一手的。我想我们对史本赛叔叔是真的看错了。”

“可是，不对！”我抗议道，“到底是哪个男人去了帕丁顿车站打听箱子的事呢？显然是在你去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你问过证人这件事，我还记得，因为这事大出我意料之外。我原先很确定犯了那件谋杀案的是个男人。是谁去了帕丁顿车站呢？”

“雷金纳·安士伟。”H.M.用很满意的语气说道。

“什么？”

“我们这位雷金纳，”H.M.继续用非常柔和的声音说道，“要因为伪证罪而给关上个两年；你知道的吧？啊哈，他站在证人席，发誓说他真正看到行凶过程。我本来就要他作证。只要他想玩什么花样(我其实很希望他会玩花招)，那我就能马上把他给钉死在墙上，比眨个眼还快；因为要定他威胁取财的罪名，证据还不够。哦，不错，你知道吧。我告诉他说他所收到的传票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大概根本不会传他作证，我当然不希望他像史本赛叔叔一样地逃跑了——要是我让他知道我打算提起他勒索玛丽·胡弥的事，他是绝对会跑的。所以他不以为意，还想要整我来回报我的一番好意，结果是他得因为伪证罪坐两年牢。可是在这件事上最漂亮、最了不起、最妙的一点就是，除了在他所说的那个人是谁的这个小细节之外，他所说的基本上是真的；实际上他的确看到行凶的过程。”

“什么？”

“一点也不错。他并不知道我晓得他和葛拉贝尔谈过话的事——我是说他知道胡弥偷了他手枪的事——一直到了审判的第二天。他因为我在他坐在律师席上的时候提起勒索问题而对我恨得要命，所以他要报复我。可是他所说的话里，前面一部分都是真的，他确实去了格鲁斯维诺街，他真的走进了那两栋房子之间的通道，他也的确走上了通到侧门的台阶——”

“可是该死的，你自己在法庭上证明了他不可能透过一扇木头门看到任何事物——”

“你还是忘记了一件事，”H.M.柔和地提醒我说，“你忘了那两杯威士忌酒。”

“两杯威士忌酒？”

“不错。艾佛瑞·胡弥倒了两杯酒，给自己的一杯他碰都没有碰(不想把安眠药喝下去嘛)，另外一杯给他的客人，对方只喝了半杯。你也听到艾蜜莉亚·乔丹后来把这两个酒杯放进一个皮箱里。呃，我可以告诉你她没有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她没有把那两杯威士忌酒倒在皮箱里，她一定得把杯里的酒倒空，可是附近没有水槽，她也不想开窗，怕会破坏了密室。所以她就把侧门打开，把酒往外面一倒，结果——”

“结果？”

“正好让偷偷摸摸到了那里的雷金纳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形。你还记得我拿玻璃门已经换掉的事逼问他时，他说了什么话吧？他脸都绿了地说：‘那扇门也可能是开着的——’这话一点也不错。那扇门当时是开着的，他甚至都没注意到那是一扇什么样的门；他只记得以前那扇镶了玻璃的门，而他之所以提起，只是因为他不想承认他把头伸进了那间屋子。他到底看到多少，我不知道。我很怀疑他看到行凶的过程。可是想必看到的已经足够他用来勒索艾蜜莉亚·乔丹，而且他很清楚那只皮箱大有文章。问题是，那个皮箱后来失踪了，而他不知道去了哪里，等到他最后终于知道——等到他能找出下落的时候——他却已经是进退两难了。很难说雷金纳心里究竟怎么想，或者把艾蜜莉亚进逼到了什么程度。她受到那么大的折磨，连我都替她感到难过；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个让他们把我的当事人吊死。不过我想让她在法庭上看到证据是件好事，我觉得最好把雷金纳放进证人席，让那个混蛋在他想不到的热锅上挣扎。最后，让我最高兴和最感安慰的是，他会因为说了实话而给关进大牢里好久。”

我们瞪着H.M.大口地喝着威士忌水果酒，他要做大师；天啦，你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位大师。

“我倒是有点觉得，”艾芙莲说，“你实在丢了英国法律讲求公正的光荣传统的脸。既然我们都是好朋友——”

“呣，我想也是，”H.M.沉吟地承认道，“我其实还违法找了我那做小偷的朋友，绰号‘虾米’的卡洛威，在有天晚上闯进了莫特伦警探的警局，去确定我认为有一小截羽毛卡在犹大之窗里的推论正确无误，我绝不会在法庭上因为没有那截羽毛而毁了我那样伟大而漂亮的戏剧效果……不过，东西的确是在那里。这个老头子很喜欢看到年轻人过得快快乐乐的；我认为吉姆·安士伟和玛丽·胡弥一定会像你和你老婆一样有个美满的婚姻。所以你们为什么还要找我麻烦呢？”

他又大口地喝了点威士忌水果酒；把他熄了的雪茄烟点上。

“结果，我们那位雷金纳锒铛入狱，”我说，“是因为扭曲了公理正义的原则；而我开始怀疑，吉姆·安士伟是因为玩了花招才能获得开释；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因为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你，”H.M.相当认真地说，“就是那该死的、可怕的机缘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