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嘴!”

小东阿姨第一次失态了，她冲到青青阿姨面前，几乎要扇她的耳光。

一个闷雷滚过，我妈想要挡在她俩中间，小东阿姨却静默不动了，雕塑般顿了几秒钟，终于瘫坐在椅子上。

青青阿姨擦了擦额头的汗，躲到屋子的另一头，继续说下去，“小东，你考上了大学，真是走运啊，而我和抗美留在了崇明岛上，可……”

“你们想知道秘密吗？”

小东阿姨打断了她的话，当然，所有人都想知道秘密。

“志南，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他想要跟我结婚，而我答应他了。”

这回轮到我妈惊愕了，“小东啊，这是真的吗？是什么时候？你怎么没跟我说起过？”

“就在一九七七年，我跟他说，我参加完高考，就嫁给他。”小东阿姨苦笑两下，“虽然，我是真的喜欢志南，但，我对他说谎了。第二年，我上了大学，而他留在岛上。我很清楚，我和他之间，隔着一江水。记得离开农场的那天，青青、抗美还有志南都到码头来送我。但我唯独没有抬头看他。坐上回上海的轮船，我趴在栏杆上，大哭一场。那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很冷，长江口，无边无际的。风冷冷地卷来，脸上刀割般的疼。而我看着自己的眼泪，一滴滴落到江水里，连个泡沫都不会再有，就算我整个人跳进去，也不过是多个漩涡，转眼谁都不会再看到，谁都不会再记得。”

这话才说到一半，屋子另一头隐隐传来抽泣声，我知道那是青青阿姨。而我妈走到小东阿姨背后，搂着她的肩膀，却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别哭了，青青。”

小东阿姨主动走到她身边，拍了拍她的后背，说：“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还会梦见志南，梦见他打着赤膊在稻田里劳作，梦见他穿着海魂衫的夜里，举着蜡烛跟我说《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至于，志南跟抗美是什么关系？我真的不知道，其实想想，这也不重要吧。离开岛上的农场，我不再跟志南联系了。而他呢，每个礼拜都给我写信，寄到我的大学宿舍里。他在信里说农场的生活，说他可以弄到外面的书了，说青青天天吵着要回城，说谁跟谁又打架了，但从未提起过抗美。他还说，想要到大学来找我，但是农场领导不准请假。他问我暑假有空再回岛上吗？他给我的这些信呢，当时我都保存得很好，但我一封都没有回过。直到，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终于给他回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三个字——我等你。”

“你真的想要嫁给他了？”青青阿姨问，然后自言自语，“那一年，我还在岛上呢。”

“谁能想到呢，那年夏天，志南出车祸死了。”

青青阿姨点头，“是啊，我记得，在岛上，从农场到码头的公路，他骑自行车，被一辆卡车撞死了，好惨呢，我们都去看热闹，脑袋都被车轮轧没了，只剩个身体，血肉模糊的。”

“别说了！”

我妈堵住青青阿姨的嘴巴，以前她也经常这样阻止她，在青青阿姨滔滔不绝口无遮拦之时。

“其实，只有我心里明白：他为什么骑自行车去码头？是因为收到了我的那封信——‘我等你’，三个字，他要乘渡轮过江来找我。”小东阿姨说着说着，眼眶早已经湿润，过去我从未见过她落泪，现在是破天荒头一回，发现她的脸颊上，正悬着儿滴泪珠。她说：“都是我的错，要是我早知道，他命里注定不能离开那座岛，不能渡过那条江，我就不会给他写那封信了。”

我妈给她递了面巾纸，小东阿姨任由泪水淌落，似窗外屋檐下的雨水不绝。

“要是志南不死的话，也许，他现在还在岛上，娶了抗美为妻，生了一对儿女，又生了孙子外孙，天伦之乐，日子不错吧？”小东阿姨闭上眼睛，“至少，比我强多了。”

“小东，你一辈子没结婚，就是为了这个男人？”

“不知道。”

看着小东阿姨的双眼，我晓得她还有很多秘密，比如在美国，后来回国以后，她走过很多的路，遇见过无数的人，撞到过数不清的事，心却终究留在了那座岛上。

终于，她抹去泪水，回头直勾勾看着青青阿姨，却对着我妈说：“你还记得吗？那个冬天，我和青青住在你家。早晚青青都守在信箱前，每次邮递员来送信和电报，他们都会聊好久。”

“你在说什么啊？”青青阿姨扑到小东阿姨面前，还是被我妈阻拦开了。

“青青，从一开始，你就知道自己肯定考不上，因此也没有认真复习，你从心底里希望别人也考不上，对吗？”

面对小东阿姨的问话，青青阿姨摇头回答道：“但我不会做缺德事！至于，每天都来送信和送电报的邮递员，你们又不是不认识他！小东，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他骑着自行车送来的，我替你签字拿下后转交给你的。我说要感谢他，买了几个油墩子请他吃，让他大冬天的骑车送信暧暧身子。每一天，我都问他还有没有新的录取通知书，最后我和抗美的都没有收到过。但是，这小子经常下班来找我玩，他只比我大了两岁，虽说家里条件很差，但那时候在邮政局上班，也算是铁饭碗，总比我们农场好多了啊。”

“嗯，后来，你就嫁给了他。”

我妈总算说了一句话。我这才想起，原来说的就是青青阿姨的老公啊。我见过那个男人的，从小记忆里就有，从他三十多岁够年轻，到四十来岁半秃了脑门，直到快退休了畏畏缩缩。从前，每年他都会给我带集邮的定位册。离上次见到似乎已很久很久了。

“嗯，那时候，他就说，他喜欢我。”青青阿姨似已忽略我的存在，仅把这晚的谈话，当作闺蜜间的私语，“老实说，我有些嫌弃他，长相普通，家里一穷二白，跟我没半点共同爱好。我只是想，他工作还不错，跟他结婚的话，说不定会被调离农场，两年后，我和邮递员结婚了，就是你们都认识的那个人。我提前离开农场，回到日思夜想的上海。”

“如果，没有你在我家的那些天，没有在信箱前等候录取通知书，你也不会嫁给他，是吗？”竹问话的是我妈，但我想她早就知道答案了。

“对，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认识他！”

“可是．过去你一直夸你老公，说他虽然没钱，但是工作稳定，没什么不良嗜好，关键是对老婆女儿非常好。”

“我骗你们的，对不起。”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小东阿姨说。她的眼睛，果然尖利呢。

“有时候我会想——三十多年前，那个选择对还是不对？要是我没有暂住在天潼路799弄的过街楼，没有天天守着信箱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那么我会不会一直留在岛上？我会嫁给怎样的男人？也许，就是像抗美那样，跟崇明岛的农民结婚。或许，我会生个儿子，长大后就像许多崇明岛男人那样，到上海来当出租车司机。要是这样，还真的算我走运了。只是抗美不走运吧，最后一个人孤苦伶仃，被你们送进这座精神病院!”

“青青!”

“呵！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好走运呢!虽然，我从没喜欢过我的老公，从结婚的第二年开始，从我们有了女儿开始，我就想要跟他分开来过。但我不敢，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能有什么好下场呢？你们不会相信的，这些年来，你们所看到的，都是我和他装出来的，只有我女儿知道真相，但她也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说。有时候，想想女儿，她也蛮可怜的。好吧，就告诉你们，我和他，冷战了三十年……耶稣啊!三十年!”

青青阿姨家里是信基督的，虽她本人不太信，但耶稣已成了口头禅。

我记得，在我妈的几个闺蜜里，青青算是混得比较差的。我读中学的时候，青青阿姨就曾哭哭啼啼来借过钱，说是为了房子装修，而她从厂里下岗了每月只有几百块。直到几年前，她办理了退休手续。走运的是，原来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她也分到了一笔钱。女儿大学毕业进了外资企业，没过几年就结婚嫁人了。虽然，女婿也没太大出息，但总比别人家有个令父母操碎心的剩女强吧。

停顿片刻，青青阿姨又说：“今晚，索性就不回家了，反正我家老公也不会等我的。这大雨下得啊，让我这嘴巴，也像水龙头，再也关不住啦。让我再说个秘密，你们都不晓得吧——我女儿小青，读高中的时候，跟抗美的儿子学文谈过恋爱。”

“还有这种事？你肯定反对的吧。”小东阿姨冷冷地问。

“咳，他们两个啊……对了，骏骏你不记得了吗？以前，我们三家人，一块儿去西郊公园看动物，你、小青、学文，三个孩子都去玩了。”

这话说得我害羞，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是读小学五年级还是预备班？记不清了。总之，我的年纪最大，他们比我小两三岁。那时动物园是小孩最愿意去玩的地方，看熊猫，看大象，看北极熊，最有趣的是猴山。对了，学文好像很安静，看起来乖乖的样子，特别怕他的妈妈。而小青呢，是个爱哭的女孩，被打扮得挺漂亮的，要不是比我小几岁，大概会特别注意她的吧。

青青阿姨接着说：“小青和学文，是同一年的。学文的功课特别好，小青这孩子读书不灵，特别是数学差到了一定地步。所以，我经常请学文到家里来，帮着小青补习数学。那时候，抗美已经离婚回了市区，一个人带着孩子，租了套小房子，住得离我家很近。小青和学文读不同的高中，但只隔了几条马路。他们经常一起放学回家，在街心花园写作业。渐渐的，我有些不放心了。我发现女儿越来越爱打扮，每天早上出门要反复照镜子。半夜听电台的流行歌，居然还会默默流泪。虽说女孩子青春期都这样，但她这一切似乎只是为了学文。有两次，我悄悄跟着小青，才发现她跟学文一块儿去看电影了，好像是那个……就是那个……一男一女抱着在船头的……”

“《泰坦尼克号》。”小东阿姨冷冷地补充道。

“对，就是那个号，我这脑子啊，快要老糊涂了！当我发现小青和学文谈恋爱，刚开始自然是反对，强迫他们两个分开。我又是要面子的人，只跟抗美一个人说了，都没跟你们两个说过。可是，孩子大了，管不住啊，那年小青在读高二，十七岁，最讨厌听妈妈的话。后来，我想通了，也就不再约束女儿了。看看我自己吧，当年为了早点离开农场，嫁给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仅仅因为他给我的闺蜜亲手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最惨的是我自己还没有份！我为什么不去找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呢？就像小青这样，那么单纯，只是喜欢一个男孩，多好啊！对不起，骏骏，这些话实在不该对你说。但要是能重来一一遍啊，我也想找个斯斯文文的、读书好的男孩子，就像学文！”

“后来怎么样了？”小东阿姨和我妈都被挑起了听下去的兴趣。

女人，果然都是天生八卦，无论十六岁还是六十岁，尤其是对于谁跟谁好上了这件事。

“后来……我女儿——你们知道的——终归是个听话的孩子，虽说大哭了一场，还是跟学文断了。其实，我给小青留了个后门，答应等她和学文考进大学以后，就不再干涉了，随便他俩怎么谈恋爱。谁又能想到呢？学文刚高考完就走上了绝路。”

原本针锋相对的小东阿姨，倒也同情地搂着青青阿姨的胳膊，安慰说：“小青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

“好什么啊？你们才不知道我的苦呢，学文死后的那个暑期，小青像变了个人似的，木木的，也不出去玩，就算大学考上了第一志愿，也没见得有任何高兴。但她也不哭，整天在床上挺尸，那些天啊，我和她爸都担心死了，怕她也会跟学文一样。再后来呢，小青似乎对什么都没兴趣，大学毕业以后谈了两个男朋友，都是草草了事。直到遇上我现在这个女婿，虽说也没见他们有多要好。只是对方家里有房子，父母都是公务员，结婚条件嘛也只是中等。我原本以为，小青心里还一直念着死去的学文，没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了求婚。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女儿嫁出去了。这就是命呢。”

看着青青阿姨的颓丧，我完全想起了她女儿小青，有双乌黑乌黑的眼睛，头发在阳光底下宛如墨色。眼前昏暗的世界，狂风暴雨，天花板下霎时明亮鲜澄起来，回到十多年前的清晨。还有学文，我想起打红白机的情景，虽然他是优等生，但玩游戏也是高手，我俩一起用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调出《魂斗罗》的三十条命，如此一路打到通关为止。他不太说话，嘴上有圈绒毛，留着刘德华式的中分发型，嘴里偶尔会哼起“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

最后，等三个女人都不出声了，我把目光对准了我妈。

根本不用说话，疑问已呼之欲出——妈妈，你有什么秘密？

天潼路799弄59号——“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我给今晚发现的秘密所起的代号）的案发地，也是我外公外婆的家，我从出生到十岁，差不多有一大半的童年时光，是在这栋过街楼上度过的。

我记忆中的第一天，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某个下午，天潼路799弄59号过街楼上，我看到窗外刺眼的亮光，还看到墙上挂着的相框，好像是妈妈抱着婴儿的我，背景好像是在苏州的天平山上。那个瞬间，我就有一个疑问——我是谁？这不是在装逼，而是我的记忆里，真的存有这么一段，因为是人生的第一段，反倒记得格外清晰。

从那天开始，我的记忆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小家与外公外婆的老宅之间切换。大概在我两岁那年，妈妈搬出了天潼路的老房子。单位给她分配了一套房子，在黄浦区的江西中路。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就连电梯都是那时的旧物。一家三口住很小，但有个突出在楼房外立面的阳台，雕花的铁栏杆两边，还有真正的巴洛克风格的罗马柱，就像站在古城堡的塔楼上——只有三楼，我却已感到在很高的地方，抬头眺望对面大楼的屋顶之上，隐约可见外滩海关大厦的钟楼。那时我想到一个说法，这里是“外滩的屁股”。杂乱无章的天际线一上，我经常看着那里发呆，依稀记得某个凌晨，我就这么趴在阳台上，看着天

空从黑变紫直到泛出鱼肚白。

但是，我爸我妈都要上班，像我们这种双职工的孩子，通常都交给老人来带。因此，我的大多数童年时光，都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恰好我也是他们唯一的外孙。许多个傍晚，爸爸将我放在自行车午后座上，骑过苏州河边，穿过老闸桥，从一条小巷子进入天潼路799弄。那条弄堂地下铺着石板，小时候丝毫不觉得狭窄逼仄，因为小孩眼里一切都是大的。外公外婆就住在59号的过街楼上，穿过一道陡峭狭窄的木头楼梯，就到了时常散发着白兰花香气的房间。透过地板下的缝隙，可以看到底下的门洞。我特别喜欢爬上小阁楼，趴在屋顶突出的“老虎窗”边，原来那块狭窄的长方形的蓝色天空，一下子变得如此辽阔。眼底是大片的黑色瓦楞，偶尔长着青色野草，再远望仍是层层叠叠的瓦片，头顶不时飞过邻家养的大队鸽子……那时最爱看《聪明的一休》，那个挂在屋檐下布扎的小白人，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了。我常在黄梅天的雨季，趴在阁楼的老虎窗边，看着密集的雨点落在窗上，看着阴

沉的天空乌云密布，幻想屋檐下也有个小白人随风飘舞，全世界都在风雨中寒冷发抖——后来特别喜欢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不仅因为大师与我同名，更因为电影里那个城堡式的亭台楼阁的世界，那些高悬于墙面的窗户都像极了我的小阁楼。

而我就读过的第一个小学，也在天潼路799弄的尽头，几乎紧挨着苏州河，是闸北区北苏州路小学。那个校舍可是个老洋房，我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也在这所小学，叫菲菲艺术学校，可惜我不能再把我的学校和我的阁楼画出来了。

我一直在想，那栋老房子里，究竟还发生过哪些秘密？一定会有的吧，就算不是在我家，隔壁邻居的楼上楼下，总有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今晚，这个秘密就在眼前，就像一只被加热的瓶子，再调大些火候，就会彻底爆裂。

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我妈，她们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在说谎。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们三个全都说谎了。

但，我又不可能指望她们自己说出来。

忽然，我清了清嗓子，第一次高声说：“我去档案局调高考的考卷——一九七七年你们的考卷，好吗？”

沉默。比打在屋顶上的暴风雨更沉默，沉默得震耳欲聋。

子夜，4020电子书。

不知是谁要脱口而出之际，身后的精神病院却响起刺耳的声音。警报声！

听得撕心裂肺的，我忍不住打开窗户，风雨小了些，荒野里亮起几束光，从精神病院方向，变成几个人影，推开这间餐馆的门。

几个不速之客，分别穿着白色外套，两个强壮的男护工，还有个人似是医生模样，却并非刚才那个男人。

“对不起，你们是什么人？”这些家伙就像审问似的，仿佛我们是逃跑的病人。

“我们是今天来探望病人的。”

“哦，我记得。”医生眼里布满血丝。

“前面的公路被水淹了，我们在这里躲雨。”我这样跟他解释。

“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

说话同时，两个护工在小餐馆里转悠，包括厨房和厕所也没放过。

“是有精神病人脱逃了吗？”说话的是小东阿姨，看到对方点头，她已猜到几分，回头问：“是他吗？”

“你们看到他了？”

“是不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医生说着拿出一张精神病院的表格，写着病人的名字，还有张大头照，赫然就是几小时前，出现在这里的神秘男人。

“他是病人？”青青阿姨快要晕过去了，我妈扶了她一把。

我保持镇定道：“他说是精神病院的医生。”

“嗯，这就是他最显著的症状，妄想自己是资深的精神学科医生，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何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了。”

说话的才是真正的医生，为了让我们确信他不是精神病人，他掏出医生胸牌给我们看了一遍。

“你们才发现？”

“晚上点名时发现人不见了，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下午他就逃出去了。”

“嗯，我们是见到他了，在这儿吃了碗葱油拌面，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将近十点钟离开的。”

“册那，这疯子够胆大的，明明逃出了精神病院，还在门口坐了那么久！”一个护工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现在雨小了，路应该通了，你们有车就快回去吧，留在这里很危险，两年前，有个性变态的病人逃跑，躲在附近一间农合，杀了那全家。虽然今晚逃走的病人没有暴力倾向，但还是要小心点。”

其实，早知道那个王八蛋是精神病，就算外面下冰雹，也得快点回去了。

我重新发动车子，妈妈坐在我身边，小东阿姨和青青阿姨坐在后排。

午夜，雨刷刮开风挡玻璃上的雨点，瀑布般流淌下来，远光灯前的郊外小道，不知哪里潜伏着精神病人。今晚，犹如蒲松龄的世界，妖异而模糊。

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到她们的出气声，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仿佛各自庆幸——精神病人的鬼话，谁信啊！

小心地开了不到十分钟，道路上的积水果然退了，车速加快。

忽然，灯光中蹿过一道黑影，几乎紧贴地面飞过。

我无法躲闪，急刹车也来不及，若是猛打方向盘，很可能冲进路边水沟，只能闭上眼睛碾压过去。

再停车。

刚才微微一颠，车轮下好像碾过了什么。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小东阿姨回头看着，青青阿姨却催促我快点往前开。

我手心里都是汗珠，窗外的雨越来越小，车里却仿佛暴雨一场。

但我犹豫片刻，还是选择踩下了油门。

不知道轧着了什么。

命运吧，我想。

继续往前开去，很快摆脱了乡间公路，上了回市区的高速。车里的三个女人，依然寂静一片。虽然她们都很疲倦，但我想一个都不会睡着。我重新打开电台，深夜的古典音乐频道，响起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那一晚，在送我妈和她的闺蜜们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何，我的脑中去口浮现起那个穿着海魂衫的男子。他叫志南，死的时候，应当比我年轻，死在车轮底下，死在一座孤岛上。

一个月后。

我托了许多层关系，包括档案局的领导，依旧无法调出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试卷。

但我查出了抗美的高考成绩单。

结果却让人惊诧，她的总分不高，远远低于最低分数线，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一门课考了零分——语文。

语文零分？

这怎么可能？若说数学零分，倒也情有可原，语文从来没有零分的，就算作文打了零分，其他也不可能全错，除非交白卷。

但我没有看错。

档案馆的灯光下，明亮却不刺眼。我看着这份成绩单，眼前成排的台子宛如课桌，紧闭的大门有管理员守着，宛如三十多年前的监考老师。而我就是小东，或者青青，或者抗美，坐在决定命运的椅子上，看着想象中的试卷……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闻到白兰花的香味，外公外婆的小阁楼里的气味啊。

离开档案馆，我直接开车去了精神病院，独自一人。

回到那栋灰暗的建筑前。门口的小餐馆已经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送盒饭的快递员，大概还是有医生和护士不满意伙食。

但我没有看到抗美阿姨。医生说一个月前，我们去探望过抗美以后，她的情绪就极不稳定，现在必须隔离，什么人都不能见。

那个医生，就是子夜时分带着护工出来追捕逃跑的精神病人的习位。

他说，那个把自己想象成精神病医生的病人，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因为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公安局没有下达通缉令或协查通告之类的。好在那个人没什么家属，从小就父母双亡，否则家属们要被烦死了。不过，院长还是为此写了好几页检查。

“逃跑的精神病人，跟抗美阿姨的关系好吗？”

“他们几乎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事实上，抗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常管他叫学文。”

“学文早就死了十多年了。”

“我知道。”

“医生，这么说来，抗美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都倾诉给了那个病友？而那个人，就在抗美的面前伪装成医生？”

“嗯，他最喜欢给人做逻辑分析，除了假装给人看病，还经常给人分析各种疑问，许多秘密真的被他说准了——说实话，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或是推理小说家。”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排日本与欧美的推理小说。

我问不到更多的答案了，也不想再去打扰抗美阿姨，更没告诉妈妈在内的任何人，关于我的第二次精神病院之行。

返回市区的路上，我开车格外小心，以免再轧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车载音响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八交响曲》，缓慢碾过荒野泥泞的道路，也许还包括某些尸体残骸。

我已经有了答案，或许也是我的妄想——抗美在精神病院的十年来，她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别人的错误，而所有的错误的起点，在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自己未能住在天潼路799弄59号——最要好的闺蜜家里，导致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别人冒领或藏匿或销毁。

正好有个冒充医生的精神病人，被抗美误认作早已死去的儿子学文，便把一腔的愤懑都倾诉给他听。

至于他的越狱，或者说飞越疯人院，并非是什么巧合，而是早有预谋的——事实上，这所精神病院的管理漏洞百出，只要他想逃跑，任何时间都可以，甚至大摇大摆装作医生从大门出去。但他之所以不愿意走，完全是为了把他当作儿子的抗美——因为他从小是个孤儿，在他眼里抗美就是最亲密的人，就像妈妈，亦同病相怜。

他决定为抗美复仇。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三个老闺蜜又来探望病人，唯一出现在意料外的，是我。

趁着探视的空当，他伪装成医生逃出精神病院，等候在门外的小餐馆里。如果按照原定计划，他或许会在我们出来以后，上前搭讪再说起抗美的病情，最终诱导我们陷入当年的往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狂风暴雨之中，前头道路必然中断，我们暂时无法离开。这倒给了他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当然风险也相应增加——精神病院随时会发现他不见了。

于是，他吃了一碗葱油拌面，果然等到了我们。

接下来，就是他酝酿了多年的报复，代替抗美的复仇——也可以说就是抗美本人的复仇，是她的儿子死后灵魂附体的复仇，对自己当年的情敌小东，对学文生前怨恨过的小青的妈妈。还有对于我和我妈，如果不是出于最原始的嫉妒与恶意，那么就是我妈深埋的某个秘密吧？

心底想着想着，车子已开进市区。傍晚时分，我妈让我回家吃饭，我说等一等。我从延安路高架转南北高架，从北京东路匝道下来右拐，一路往东开去。

到北京东路福建中路路口，车子停在旁边的科技京城前。眼前是座跨越苏州河的桥，小时候叫老闸桥，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总觉得这座桥好长好大，桥下的苏州河水面宽阔，河边泊着许多船只，不少竖起高高的桅杆。那时我最爱的，就是趴在桥栏杆上，看一艘拖船带着后面十几条船，一节节列车似的从桥洞下穿过。船上载着煤炭与沙石。发动机的轰鸣声，丝毫不觉得是噪音。船头雪白的浪花，煞是好看。

可惜，原来的老桥在二○○，一年拆了。现在这座桥，二○○七年才竣工通车。所以，这已不是我童年时的那座桥了。

而今的苏州河，却是分外宁静，很少再见旧时的内河货船。秋日夕阳，洒上清波涟涟的水面，金灿灿的反光。一艘旅游观光的小艇经过，玻璃钢的艇壳，从我脚下的桥洞穿过，眼睛像进了沙子。

驶过这座桥，就是福建北路，也是我读过的第一所小学——北苏州路小学的旧址，几年前被夷为平地。

至于我的外公外婆家，也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的案发地——天潼路799弄59号，同样也已沦为拆迁队挖掘机下的瓦砾。

天快黑了，四周布满高楼，这里的建筑工地，却像精神病院外的荒郊野外。或许等到明年，才会变成四五万一平方米的豪宅楼盘。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概不过一两百米。小时候却觉得这条弄堂好长好长啊。靠近天潼路这头有条支弄，住着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的同班同学，如今不知人在何方。尽头紧挨两条路口，已是一片空地。天潼路799弄的正门，曾有个玉茗楼书场，常有老人在那儿听苏州评弹，晚上会放录像，我记得最早看过的录像带，当属琼瑶片《梦的衣裳》。马路另一边的老弄堂尚幸存，里头藏着个老园子。清末光绪二十二年夏天，放过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距离一九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十二部短片——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日仅隔半年。

我再也找不到59号的过街楼了，就连废墟上的遗址也寻觅不见，不晓得在哪片角落……

小学三年级，我常爬上阁楼。有个小柜子，最底下那格抽屉，一本厚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底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小阁楼里本来幽暗，老虎窗却投来清亮的光，无数灰尘在光束中飞舞，仿佛夏夜乡间无尽的萤火虫，照亮相片里的四个女生。她们都留着乌黑的辫子，手挽着手，穿着厚厚的棉袄，背景似乎就是我家的弄堂，隐隐还有屋顶上的积雪。她们笑得多么欢快，不晓得命运将会往哪一个方向去。而为她们拍照片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那一年，深秋的清晨，外婆给我做好早饭，送我去学校读书以后，就再没有醒来过。不久，外婆因为脑溢血辞世。我第一次接触到亲人的死亡，在追悼会上看着水晶棺材里的外婆，绝不相信再也见不到她了，总觉得哪天外婆还会回来。那年冬天，外婆很多次出现在梦中，那么清晰而真实。

而我对于天潼路799弄59号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办丧事的家里挂满的挽联和被棉子（丝绸被套）上。

同一年，我妈单位分配了一套新房子，她也被提拔去了厂局机关上班，那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本科（自考）的文凭，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

于是，我家搬到了西区的曹家渡，六层楼的工房的底楼，我们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再也不用木头马桶和痰盂罐了。我们一家三口与外公同住，但没几年他就过世了，大概是孤独的老人难熬过岁月吧。

以后搬过很多次家，但从未离开过苏州河。现在推开我的窗户，仍能看到那一线河水，只是由从前的墨黑稍微变清了些。如果往河里放一艘纸船，必然能漂到童年那座桥下。

中考那年，我依然梦想当画家，便提出要考上海美专，结果失败，也没有考上高中。于是，从北苏州路小学妈妈送我读画画班那天起的梦想，就此永远破灭了。当然，往后我也再无缘就读全日制的大学，就跟三十多年前妈妈的命运相同，尽管原因截然不同。

那一年，妈妈常常觉得在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免不了和别的孩子比较，比如学习成绩很好的抗美阿姨家的学文，还有青青阿姨家的小青，还好小东阿姨没有孩子。苦闷叛逆中的我，在一本小笔记簿上开始了最早的写作，不过是些倾诉罢了，我忘了有没有写过天潼路799弄的记忆。

但我也在读书，只是学校很远，在当时的工厂区旁边。过去是广东人的联义山庄，也就是公墓，阮玲玉的香冢就在我们学校隔壁。多年以后，我给那地方起了个名字：魔女区。

后来，我进入上海邮政局工作，先在思南路上班，后调至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依然在苏州河边，距离天潼路老宅数步之遥。不知何故，我从未回去看过，只是在文章里不断回忆。

再后来，二○○○年开始，我在榕树下网站发表小说，再到两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幸运的人，渐渐变成了你们所知道的那个人。

当然，我还是我，也从来没人真正了解过我。

二○○七年，我妈妈从单位退休，我从上海邮政局辞职，开了家文化公司，以我的小说为主要产业。

今年，我开始写一连串的短篇小说，成为“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大多来自于我记忆中的人和事。

但我从未敢写过妈妈和她的闺蜜们的故事。

我的妈妈，或许，也有她的秘密？

但我宁愿，一无所知。

对了，我也相信，我妈、青青阿姨、小东阿姨，她们三个人，余生里，再也不会有任何来往和联络了。

天，黑了。我想，我该回家吃饭了。

从废墟前转回头，却看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

看不清他的脸，只感觉他穿着件白色大褂，再看胸口的钢笔，很像是医生的派头。

他也在看着眼前这堆瓦砾，似乎跟我-一样，在寻找那栋过街楼上的老宅子。

我见过他，在精神病院。

好吧，我就当他是个医生，反正在这个世界里，究竟谁是医生，谁是病人，鬼才知道！

但有一点，他自由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照例堵得一塌糊涂。我手握着方向盘，心里却浮起一个人的脸——抗美阿姨的儿子学文，因为刚才那个人吗？学文差不多是二○○○年自杀死的，到现在有十四五年。要是他还活着，说不定是个社会精英，混得比我好吧。对啊，他的学习成绩可棒了，语文、数学、英语无懈可击，大家都觉得他能考上北大、清华。那一年，高考前夕，学文到我家来做客，他悄悄告诉我——他妈反复叮嘱，走进考场，拿到试卷的第一件事，千万记得要把名字填在装订线里面，不要直接写在考卷上，否则要算零分的啊……学文困惑地说：“哎，谁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妈妈说到这啊，还会掉下眼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