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成点燃一支烟，微闭双眼，竭力让自己放松下来。这里曾弃置过一个女人的躯干，那么，不管经过多久，一定会有某种气息留下来。他要抓住这种气息，然后溯源而上，直至回到二十三年前的那个夜里，看清他的脸，抓住他的手，把镣铐牢牢地戴在他的手上。

“喂，那位同志！”

杜成睁开眼，回过头，看见一个提着扫把和簸箕，穿着一身环卫工人制服的老人正严肃地看着他。

“这里不许小便！”

半小时后，杜成把车停在铁东区万达广场门前，眯起眼睛打量着这座四层商厦，最后，在商场入口处看到了“平江路87号”的门牌。他从副驾驶座上拎过挎包，拿出那张1990年的地图，找到平江路87号机车厂家属区的位置，用红色签字笔画上一个叉，随即，驾车离去。

下午两点十五分，杜成已经坐在机车厂（现已更名为北方机车制造集团）人事科的办公室里。办事员查找档案后，把他支到了离退休办公室。

在离退休办公室，杜成得知“11.9”杀人碎尸案的被害人张岚的丈夫温建良已经在两年前退休，住处不明，但能查到他的手机号码。杜成把号码抄在记事本上，道谢后离开。

在厂门口的路边摊上，杜成买了一个手抓饼。他坐进车里，边大口吃着，边拨通了温建良的手机号码。几秒钟后，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听筒中说：“喂？”

“你好。”杜成咽下嘴里的食物，“是温建良先生吗？”

“是我。你是？”

“我叫杜成，是铁东分局的。”

“分局？”温建良的声音有些犹疑，“你是警察？”

“对。”

“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温建良又追问了一句，“哪方面的？”

“不是公事，是我个人想找你聊聊。”

“那不必了。”温建良立刻回绝，“我不认识你，没什么好聊的。”

“是关于你妻子的案件。”杜成顿了一下，“我是当年的办案人之一。”

“嗯？”温建良显然觉得很意外，“你想聊什么？”

“能见个面吗？”

温建良犹豫了很久，最后说道：“好吧。”

杜成松了一口气，用脖子夹住电话，掏出笔。

“你的地址是？”

门打开的一瞬间，温建良就认出了杜成。

“我记得你，那会儿你比现在壮实，头发也多一些。”

杜成笑：“都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我是老头了。”

温建良也老了许多，原本是三七开的分头，现在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灰色的羊毛开衫绷在凸起的肚皮上，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羊毛裤，脚上是棉布拖鞋，一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老人形象。

温建良把杜成让进客厅，招呼他坐在沙发上。趁着他去泡茶的工夫，杜成起身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转了转。看得出，温建良和儿子一家同住，家境还算富足。阳台上挂着鸟笼，客厅东南角有一张长几，上面摆放着笔墨纸砚，估计是他退休后的消遣。总之，温建良现在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

很快，温建良端着两个茶杯走出来，还带着一盒香烟。

“我记得你是吸烟的。”温建良抽出一根香烟递给杜成，“说起来，还要感谢你们，那么快就抓住了凶手，给张岚报了仇。”

“没什么。”杜成勉强笑了笑，“应该做的—你过得怎么样？”

“还凑合。张岚走了之后，我又再婚了。没办法，孩子太小，需要有人照顾。”

“那……”杜成四处环视着。

“又离了。”温建良苦笑，“我心里始终放不下张岚。如果是病逝或别的什么意外—哪怕是车祸呢，我都不会那么耿耿于怀，可是她被人……第二任妻子受不了这个，和我离婚了。”

说到这里，杜成也有些黯然，只能默不作声地吸烟。

“那么，”温建良看着杜成的神色，“你要找我聊什么呢？”

“关于张岚。”杜成想了想，“关于她的一切。”

“为什么？”温建良不解，“凶手……不是已经被枪毙了吗？”

“是这样，”杜成慢慢说道，“我们在做一个大案要案汇总，你知道，一方面是总结经验，另一方面还要提高预防犯罪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张岚会被害。”

“哦。”温建良点点头，脸色却渐渐灰暗下来，悲戚的表情浮上他的脸颊，整个人显得更加苍老。

“我知道这很不礼貌，甚至可以说是残忍。”杜成语气低沉，“让你过了这么多年，还要回忆这些事，但是……”

“没关系，我能理解。”温建良抬起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如果以后能杜绝这样的悲剧，张岚的死就是有价值的，是吧？”

在温建良的描述中，他的妻子是一个热情、开朗、心地善良的女人，爱说爱笑，与人相处融洽，不曾与他人有过节或者仇怨。同时，和大多数女人一样，爱美，爱漂亮衣服。

“我到现在还记得她那天的样子。”温建良夹着香烟，眼睛始终盯着窗外，语速缓慢，“去参加同学聚会，特意打扮了一番。黑色呢子大衣，玫红色高领毛衣，牛仔裤，短皮靴，浑身香喷喷的。我当时还取笑她……”

温建良转过头，脸上带着笑，眼圈却开始泛红。

“说她一把年纪了还臭美。”温建良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现在想想，她才三十三岁，多年轻啊。”

临别时，温建良注意到杜成蜡黄的脸色和已经被汗水濡湿的脸颊，关切地开口询问。杜成不想多聊这个，匆匆道别后就离开了。回到车上，他伏在方向盘上，感觉肝部的闷痛感愈发强烈起来。他从挎包里翻出药片，和水吞下。然后，他翻开记事本，开始整理刚才和温建良的谈话记录。

杜成知道这样的访问并无太大意义。时隔二十三年，被害人家属的陈述很难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事，他需要唤醒自己的职业嗅觉，让它和自己记忆深处的某种气息勾连起来。只有如此，他才能把那些残留的片段拼接成一条锁链，然后，沿着它追寻下去。

更何况，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