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居委会和门前的流动商贩也说不出有任何形迹可疑的人员出现。居委会主任乐大妈抱怨说，小区里的流动人员太多，尤其是小商贩，总是和居委会打游击，从南边赶走，又从北边溜进来。居民家来了亲戚，也没人主动来居委会汇报。时间长了，居委会的大妈们也疲惫不堪，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外来人员自由出入。

乐大妈对朱月的为人赞誉有加：“我活了六十多岁，这样善良仁义的人也就见过三五个，小区里但凡是熟悉的人家，不管谁家有困难，她能伸把手的肯定帮忙，上街时遇到讨饭的，每次都一块两块地给，见人不笑不说话，谁欺负到她头上，她能躲就躲了。这些日子搞人口普查，朱月就主动和我打过招呼，说居委会在工作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她能帮到的一定会帮。要说这小区里有一个人没仇家，那肯定就是朱月。”

朱月单位的同事对她的去世也很震惊和惋惜。同事们对她的评价和乐大妈的说法如出一辙，说朱月是难得的大好人，而且脾气柔和，在单位里人缘非常好。

朱月的生活作风毫无瑕疵，与男性的关系既和睦又能保持一定距离，从未传出过绯闻。

这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人。熟悉她的人很难相信她会成为被杀害的对象，人们更愿意猜测这是一起人室抢劫谋杀案。

但是李观澜在案发现场就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他认为这起案件有更深层的犯罪动机。

李观澜在案发的第二天早晨走进法医实验室，希望从苏采萱这里获得线索或启迪。

苏采萱告诉他说：“没有进展，现场脱落的头发是死者的。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凶器是一把厚背的剔骨刀，在市面上随处可以买到，卖肉的商贩都在用，有的人家喜欢喝骨头汤，也会买一把放在家里。”

李观澜说：“死者身中十七刀，昭示着这绝不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案，你认为凶手的杀人手段透露出什么信息？”

苏采萱说：“目的很明显，就是必须要置被害人于死地，好像是有深仇大恨一样。而且这个人应该是朱月的熟人，或者编造了一个非常可信的理由，才能敲门入室。”

李观澜说：“这是让我感觉最奇怪的地方。在对死者的邻居、同事和亲戚的走访中，死者朱月在生前没有任何仇家，也没有情杀的迹象。目前唯一值得期待的是等她的丈夫孟家卫从云南回来，希望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苏采萱说：“我们日常所经历的凶杀案件，无非是情杀、仇杀和谋财害命，凶手在现场未留下可以用来鉴定身份的痕迹，如果不能确定杀人动机，案件就无从着手。”

李观澜说：“症结就在这里，从案发到现在，我们惯常的办案思路都遇到阻滞，现状是无目击者、无凶手痕迹、无动机。”

苏采萱说：“所以你希望从尸体检验方面寻求出细微的线索，不过我暂时也没有更有价值的信息，仅能从凶手出手的凶狠程度判断——这是留在现场的唯一心理痕迹，昭示着凶手一定要杀死朱月，这是他作案的唯一目的，我甚至怀疑作案人是个精神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