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灾害的侵扰之下，农业生产无从谈起，而农业的崩溃也意味着根本性的匮乏，建立在农业之上的社会也会随之倒塌。万般无奈之下，商朝人只有不断地选择新的宜居地，让生产生活回归正轨。

第二种观点认为，商族人不断地迁都是因为王朝内部出了问题，或者说他们在权力归属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在商朝早期，最高权力的交接方式主要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这两种方式还会彼此掣肘干扰。哥哥死了，王位由弟弟继承，等弟弟也死了，那王位又该由谁继承？弟弟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还是还给哥哥的儿子呢？

中国后世数千年的历史都在反复地说明一个道理，在一个王朝中，最高权力的归属容不得任何的暧昧不清，否则，父子反目、兄弟相煎的悲剧就会随之而起。

商朝早期很有可能就是如此，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自中丁以来，废嫡而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混乱的王位继承制度引发了一连串政治风波，王位的竞争者和他们背后的拥趸者互相倾轧，暗自拆台，每换一位君主，便意味着人事任命的广泛变动和权力版图的重新划分，王朝的首都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地更换的。

另外，还有一种关于商人迁都的解释值得一提，那就是商朝迁都是由于一系列军事失利所致。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解释和水患之说有着相同的底层逻辑，都是因为气候的剧变。

当气候转冷时，黄河地区会迎来更多的降水，北方地区由于降雨带的南移会变得更加干旱，而由降雨量决定的农牧交界线也将会被重新划定在更南的位置。寒冷和干旱会极大地减弱北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饥寒交迫之下，凶狠的北方民族会面目狰狞地望向温暖的南方。

从考古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在商朝早期清晰地看到北方青铜文化的扩张和南方商朝文化的后撤，南北力量的此消彼长就这样被直观地展现出来。

面对北方敌族的步步紧逼，商王朝内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任何应对失当都会触动各方势力敏感的神经，进而引发政权的动荡甚至君王的更迭，王朝的首都也伴随着最高权力的改弦更张而不断迁移。

这种观点认为，是北境匮乏引发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