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所制定的所有和约条款，发现只要避开巴黎和约第156、157、158号条约，就可以使日本在对德条约中获享的权力不能合法化。
此时距离6月28日凡尔赛宫的条约签约仪式已经不足24小时，顾维钧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请示代表团或北京政府要求授权。
在进行了短暂的权衡之后，顾维钧毅然决定，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一力背负，自行赶赴凡尔赛。
在态度坚决地拒签巴黎和约第156、157、158号条约后，顾维钧通过自己的外交斡旋，相继获得了在对奥、匈、保三国条约上签字的权利，基本实现了除收回德国在华租界外的其他外交目标。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也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运用外交手段维护了国家主权的时刻。
正是因为顾维钧代表的中国外交人员在巴黎和会上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使得山东问题乃至整个巴黎和会是否「公理正义」的问题，都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再次代表中国出席的顾维钧再接再厉，最终迫使日本方面放弃了对山东绝大部分权力的追索，除胶济铁路依然由日本管理五年外，其余山东权力全部归还中国。
十三年后，在顾维钧的斡旋下，中国被选入国联行政院，成为了形式上的「世界一等国」。
二十五年后，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并且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最终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五十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前夕，顾维钧慨然退休。
创造了历史的人，却终难逃脱历史的局限，这是一种无奈，但顾维钧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走完了自己的路，也守住了自己的道，他并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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