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桂姐不在了。问小宝，说是戴戴接去了她家。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0/1-20041013222W38.jpg" /> <h6>20世纪初的英国女仆装，图片来自英剧《唐顿庄园》</h6>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戴戴，让她一起演这出戏，说：“办完了事，教你玩儿枪。”

她很兴奋，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演个17岁没问题。”我上下看了她一遍，说还行：“身材这么差，确实像个小孩。”

她伸手拍了我一巴掌，问衣服哪里找，我带她去了顺和记，找到老杜。老杜见到戴戴，马上拉到镜子跟前，两手比画了一下，说：“你这身材，能穿西式的，恰好我有。”说完钻进里屋翻箱倒柜，拿出件欧式的女仆装，是深蓝色的套裙。

我骂了老杜一句，说：“你这都弄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大笑：“你懂什么，我亲手做的，收藏了好几年，可算用上了！”老杜又找出配套的鞋子和发箍，戴戴换上套裙，梳起头发，穿戴好，大小正合适，看起来像个英国女孩。她照照镜子，问我：“这么显眼，你不会真把我给输了吧？”

我说：“显眼才好，吸引注意力，我好耍腥儿（出老千）。”

下午，我带着戴戴去了新世界，给了钱让她进去逛，买点首饰。戴戴纳闷：“怎么感觉那么奇怪？”

我说：“你是我的丫头，得让我有面子，面子够了，我才好跟马昭雄做朋友，才能找到春秀。”

戴戴愣了一会儿，看着我说：“金木，你说春秀会不会已经死了？”

我没说话，挥手让她进了商场。

去马昭雄家里时，我和戴戴叫了辆马车，免得女仆装太过招摇。到了马家门口，两辆洋车已经等着了，拉上我们俩，沿着大街往西走。绕了一圈，到了新街口附近的一处偏僻院子，洋车一路搭着棚子，没看清是哪条胡同。院子的入口很窄，只有一条青砖墙甬道，要不是仆人领着，可能看也看不到。进了里面却豁然开朗，有三进院落，院里散着几棵槐树。转进偏院，门口站着个平头汉子，抬手示意，要搜身。

我从西装口袋掏出手枪，平头接了，倒过来握着，拇指推上保险，把枪别进腰里，又在我身上摸索了几下，让开了路。戴戴跟上，平头伸手拦了一下，打量几眼，又摆手让她进了院。

和马昭雄家一样，大屋里也是西式装修，电灯通明，中央放着张巨大的红木牌桌。两三个仆人站在角落，马昭雄和一个商人打扮的小个子坐在沙发上，还有个牌友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每人身边站着两个婢女。空气里有一股烧过鸦片的味道。

我和戴戴朝沙发走去，屋里人都看过来，盯着戴戴。马昭雄看见我，打了个招呼，笑着站起来。他今天换了一身行头，丝绸印花马甲，缎面长袍，胸口却别了个勋章。他右手里，握着一条黝黑的皮鞭。商人满脸通红，额头冒着汗，抬眼看了我一眼，继续低头坐着。一个婢女正跪在他脚边，用抹布擦地上的血迹。

马昭雄盯着戴戴看，朝我竖起大拇指，赞叹我会玩。戴戴拽了两下我的袖子，我往旁边一站，把她挡在身后。

马少雄一手在脖子上抓挠，一副烟瘾没过够的样子，他往我身后看，问：“叫什么名字？”

我说：“这丫头？叫戴戴，跟我很久了。”

“哪个戴？”

“穿金戴银的戴。”

马昭雄瞪起小眼睛，笑两声，然后摆摆手，角落里一个婢女走过来，响起一阵铃铛声。这丫头穿一身绿色的绸子单衣，光着脚，左脚脖上戴着一个银圈，银圈上有个铜铃，是春秀。

马昭雄丢下鞭子，招呼那商人和牌客起来，使劲拍了几下手，说：“再整几把！”

我们四人一桌坐好，每人身后站了个婢女，仆人铺了桌布，打开一盒象牙牌九。马昭雄坐我对面，身后站着春秀。他边洗牌边说：“老玩法，摸五把，算总点数，最大的赢，最小的输。”说完指了指春秀和戴戴，“各位的丫头，是赌注。”

戴戴伸手在我背上拧了一把，我回头朝她笑了一下。查过十几次赌场骗局，我多少算个高手，只要不是三人一起给我做局，输不了。

三把下来，我的点数排第三，马昭雄垫底。戴戴又在后面拧了我一把。最后两把，我连摸俩大的，赢了。马昭雄还是垫底。

我伸手招呼一下，戴戴弯腰给我点了根烟。马昭雄大笑，说：“穆老板真是一点面儿不给，不过我玩儿得贼高兴。”

我走过去，拉了春秀过来，说：“真是抱歉，这个丫头我实在喜欢。”

马昭雄站起来，说：“你好像误会了，这丫头是输给你了，但可不是让你领走。”

两个仆人从外面抬进来一个方桌，桌上盖着红布。马昭雄扯开红布，桌上整齐地摆着一排刑具：藤条、烙铁、木槌、钢针、匕首，还有几件奇形怪状的铁质器具。

“啥玩意儿都有，就看你怎么整，慢慢玩儿，别整死得太快。”

春秀扑通一声跪在我跟前，张嘴说不出话。戴戴嘴里啊了一声，又捏了我一下，疼。

见我犹豫，马昭雄大步走过来，把春秀拉到身边，一把撕开了春秀的衣服，露出背上纵横交织的新旧伤疤，有的血口子皮肉翻开，还在渗血。我看了看牌桌上另外两人，都眯着眼看，朝我点头。马昭雄绕着牌桌走了一圈，拍了拍那两人肩膀，又转回到春秀跟前，一把推到我跟前，说：“穆老板既然玩儿了我们的局，可不能坏了规矩。前天，你可是亲口答应的来玩儿。”

小个子商人也站起来，说：“穆老板，您要不爱玩儿这个，就不该来啊？您要实在不乐意，我也能替你来——当然，得马旅长没意见。”

我拉上春秀的衣服，让戴戴扶住她，说：“是我误会了马旅长的意思，不如您赏个脸，出个价，我买她一条命。”

没等我说完，马昭雄抄起一把木槌，砰的一声砸在桌上，一声巨响，木槌把断成了两截。我拿起外套，拉上戴戴和春秀，转身就往外走。门口进来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枪，是那院门口的平头。

马昭雄继续说：“金老板终于不演戏了，你原来是为了这么个丫头。”

我干笑了一声，问他怎么知道我姓金。马昭雄嘿嘿笑，说：“看来我没猜错，你兄弟俩长得太像了。我早就听说金肃有个不着调的老弟，但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有事不敢来找我，只会躲在报纸后头写什么文章。”

他把我当成了写文章的“非文”。

“我和金肃都跟过袁大总统，本来我也可以给个面子，但你也知道，今年一打仗我们就成了敌人。”他招招手，平头拿枪对准了我。

我看了马昭雄一眼，嘴里骂了一句金肃。

平头枪没响，戴戴却突然大叫一声：“都别动！”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小手枪，握在手里，指着马昭雄。

平头呆住了，看着马昭雄。我也傻了，戴戴手里那把枪，是我的勃朗宁微型手枪——捏在她手里，还挺合适，就是和那身英国女仆装不太搭。

我把西装往空中一抖，遮在平头面前，冲上前抬腿一脚，踢在平头下巴上。平头干脆倒地，晕了过去，手里的枪飞出去，掉在地上。

马昭雄往下一蹲，躲开戴戴的视线。戴戴啊啊大叫，拿着枪乱晃一通，使劲扣扳机——她没开保险。我喊了一声“给我”，朝她伸手。戴戴扬手一扔，枪却往上飞去，撞上吊灯，直接掉在马昭雄跟前。

我骂了一声，就地滚了一下，捡起了平头那把枪。马昭雄已经抓起了勃朗宁，打开保险朝我开枪。我也扣动扳机，朝他开了枪。一声枪响，马昭雄脑门中枪，死了。

我走过去，掰开马昭雄的手，拿起我的勃朗宁，退出弹匣，里头果然没有子弹。

我拎着枪，盯着戴戴看：“怎么回事？”戴戴瞪大眼睛，说：“我哪儿知道你把子弹放哪儿了？就找到了枪。”

我走到平头身边，从他身上摸出那把被他缴走的M1910，打开保险，拿在手里，说：“回去就教你开枪，多少有点儿用。不过，这回幸亏你没装子弹，不然害死的是我。”

我们三个走出屋子，院里没人。马昭雄的高级赌局，并没有安排卫兵。走出院子，我又问戴戴：“什么时候偷的枪？你藏哪儿了？”

戴戴脸一红，翻了个白眼：“不告诉你。”

走到新街口，碰见老杜带着一群警察来了。我和戴戴出发前，他就去了警署，好说歹说搬来了警察，到马家审问仆人，打听到了我们的去处。

我向带队的侦探说明了情况，跟戴戴一起做了笔录。那侦探说：“金先生，这事儿大了，马旅长死了，我们不好办啊。”

我让他按流程办，给他写了地址，说：“知道你们警察厅和军队一向不对付，但马昭雄是杀人，你们有证据，怕什么？”

侦探愁眉苦脸，带警察进了胡同。

我问老杜，怎么知道会出事？他皱起眉头，说：“前天跟你说了，我早就知道马昭雄不是好人。”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报上揭露马昭雄杀人的文章？我说当然记得，马昭雄想杀的，就是那个非文。

老杜砸吧砸吧嘴，说：“那是我写的，非文就是我。”

我瞪了他一眼：“×，是你小子，你早就知道马昭雄杀人，怎么不说？差点儿玩儿死我！”

老杜使劲摇手：“没有没有！我确实悄悄跟踪过他，但就知道他虐待丫头，哪儿知道他真杀人？那文章半真半假写，是想让警察注意。 你可以说我是半虚构的。”

我说，老杜你真是怪，不知道该说你胆大还是胆小。老杜呵呵一笑，给我讲了件事。

他家里做大生意，有钱。父亲养了几十个婢女[8]，最小的只有7岁。他15岁时，被送去念新式学校，父亲安排了俩婢女跟着，给婢女也交了学费，一起上学，伺候吃喝，冬天晚上睡觉，给他当暖脚炉，一只脚一个。

“后来念了新书，我就反对养婢女，比那些没使唤过丫头的人还反对，更别说虐待了。但我就是个手艺人，总不能跟你一样，拿把枪就去干吧？”

我哈哈大笑，说你要想干，肯定比我干得好。

整理完这个案子，我很庆幸太爷爷生在那个时代，不是直男癌，而且是个直男。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直男、直男癌这种说法做论断。简单的调侃，必然是片面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物化女性的男人，是令人厌恶的，和蓄婢蓄奴的思维没差异。直男癌总是觉得，别人都是傻子，就我自己是精子（zi 轻声）。

在清末到民国时期，蓄婢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虽然报纸常年批判，但却总是停留在“批虐不批蓄”的层面，甚至还有人赢得“善待婢女”的称赞。

这种没有摆脱直男癌的思路，就像一篇这样的新闻——男子囚禁性奴亲自喂饭，被赞关爱女性。

[1]婢女，一般是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孩。清朝末年，法律明令禁止蓄养婢女，但整个民国期间，婢女依然存在。北洋时期，北京各警区设置了大量派出所和巡警，不会干涉蓄养婢女，但会关注婢女和家主的冲突。侦探查案的线索，一方面来自巡警的发现，另外一方面就是报纸的舆论和街坊举报。

[2]北洋时期的报纸，社会版经常刊登读者匿名写的社会见闻。比如1922年7月11日，《晨报》即刊登了一篇举报虐待婢女的文章——《不平！我也要鸣一声！为春兰之死》。

[3]民国初年，养婢女有三种形式：雇佣、典押和卖绝。其中雇佣是最自由的一种形式，双方通过中保人谈好雇佣价和期限，期间准许请假探亲和亲人看望，类似现在的打工，被称为“活价”。事实上，民国法律规定所有婢女都只能以“雇工”身份工作，但实际上典押和卖绝的还很多。

[4]北京的好裁缝，一般都来自宁波，分两种——红帮裁缝和本帮裁缝。本帮裁缝专做中式服装，红帮裁缝专做洋装，被称为洋裁缝。

[5]大三炮台，民国时期的高档香烟，一盒烟的价格差不多可以买一袋面粉。

[6]牌九是一种由骰子演化出来的赌博形式，在明清盛行。

[7]清末民初，婢女属于主家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转赠，也具有与房产、珠宝类似的功能，主人都会以拥有好的婢女为荣。正因为这样的观念，有些婢女穿着考究—— 北京档案馆某条资料记载：参谋部科长高孔时家婢女春兰，戴有“金戒指一个，绿簪子一对，银链一条”。—— 参考《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

[8]民国成立后，北京地区蓄养婢女的家庭还是很普遍，1922年《京报》说：“尤以旧日世族遗老，及今伟人政客富商大贾等，奉行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