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扔了烟头站起身，拍拍胸脯：“这事儿我认错了，跟金爷您无关，我先送您回家，完了我就把车搁回去，要坐号子（监狱）也认了。”
我说：“先别急蹲号子，咱们也不回家。这车上还有其他问题，否则也惹不上假探子。”
“刚才那探子是假的？”
“没看见他们自行车吗？都是车行赁来的，警署的车牌儿跟这个不一样。”
郎少鹏张大了嘴巴：“可吓死我了，怪不得您问他证件，可也不怕他真开枪？”
我笑了一声，说总得试试，再说，他们好像是冲我来的，应该不会轻易开枪。郎少鹏挠头，说纳闷。我说我也纳闷，假探子要抓人的当儿，就有人按警铃，按了又没见什么事，恐怕还有第三伙人。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0/1-200410132232F9.jpg" /> <h6>民国期间，交通工具种类繁多，自行车算是高档车型，需要上车牌，还要交养路费。警用的自行车，车牌会有特殊标记。图为民国中期的警用自行车牌</h6>
我上了车，让郎少鹏沿着岸边慢慢走，往冰厚人多的地方去，找找小宝和汪亮。找了半天没找见，迎面跑来四五个穿制服的巡警，吹着哨子，喊着：“就是这俩！”
郎少鹏脚底下一软，车抖了一下，我说别慌，先停下。停了车，巡警到了跟前，打量我们一番，掏出铐子就要抓人。郎少鹏大嚷一声：“怎么着，上瘾了？有证件吗？”为首的巡警一愣，骂了一句，“哗啦”一声把郎少鹏铐上了。后头上来一个巡警，拉起我的手也要铐，我抓住他手腕，说：“几位肯定抓错人了，我跟警署里都熟。”
那巡警瞪我一眼：“谁能证明？银行都敢抢，你还了得？”其他几个巡警也跟着嚷嚷，冰场里的人都看过来。
小宝和汪亮远远地滑了过来。汪亮换了鞋，上来递了证件，说自己是内三警署的法医，跟巡警扯了半天总算说明白了。巡警给郎少鹏开了锁，掏出一张通缉令，上头写着要抓的人——30岁上下男子，戴礼帽，穿呢子黑风衣，坐一辆崭新胶皮车，是个专抢银行钱庄的惯匪。
巡警说，这人最近和车夫搭档，总去银行钱庄，趁歇业关门的当儿，假装换钱，暗地里掏枪抢钱，“前天晚上在西交民巷中国银行[7]，又是老把戏，差点给侦缉队抓着，还是连人带车都跑了。”
郎少鹏“啊”地张大了嘴，要说话，我一巴掌拍了回去，转身跟巡警说：“这事要紧，各位还是赶紧抓人去。”巡警收起通缉令，跟汪亮寒暄两句走了。
小宝、汪亮问怎么回事，我没细说，让他们继续玩，坐上车走了。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让他往刘五黑车厂的方向走。过了银锭桥，沿着烟袋斜街上了鼓楼大街，往东直门去，郎少鹏一路埋头拉车，没再多问。
太阳已经落山，天气更冷了，街上有人放爆竹，小孩朝着天空放“起花”（一种类似二踢脚的爆竹，下面有个长棍，能往天上飞），嗖嗖地蹿上天空，足有几丈高，流星一样。我把围巾衣服裹紧，眯上眼睛歇着，琢磨那俩假探子的事。提着点心盒子的手勒得生疼，我弯腰打开车座底下的袋子，想把点心往里塞，一伸手，却摸到里头有个黑包袱。我拿出黑包袱打开，里头是个纸盒，打开纸盒，是一摞钱，保商银行的纸币，全是十块五块的，纸币底下还有一堆大头。我拆了点心盒，用点心换了黑包袱里的钱，把钱盒子塞进点心盒里装好，还提在手里。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0/1-200410132232952.jpg" /> <h6>北洋保商银行创办于1910年，原是为了清理天津商人积欠洋商款项，维持天津华洋商务而设，1920年，该银行改组为普通商业银行，在北京西交民巷重建了新楼。图片是保商银行发行的纸币</h6>
上了东直门大街，后头有了动静，还是那俩假探子。听着自行车声音越来越近，我让郎少鹏跑快点，他迈开步子飞奔起来，脑袋上呼呼冒着白气。一到东直门，快不起来了，城门洞里堵了车，一辆粪车磕在墙上翻了车，粪水淌了一地。粪车后面堵着辆破胶皮，迎面过来一辆骡车，不肯让步，门洞里堵得严严实实。这时又正赶上环城列车[8]靠站停车，东直门站下来一堆人，全挤在城门洞里走不动。
郎少鹏停下车，我趁乱往后瞄了两眼，两个假探子推着自行车正慢慢靠过来。还没想好怎么应付，对面骡车后头闪出俩人，径直朝我们过来。走在前头的一个，穿着黑呢子风衣，戴着黑礼帽，身形和我一样。后头的那个，穿着件灰色缎子袄，走路却叉着腿，像个拉车的。
我小声跟郎少鹏说，一会儿不管有啥事，你拉了车就去刘五那儿，把车卖掉。他没太明白，但使劲点了点头。我掏出几个铜子，递给郎少鹏，拎了点心盒子下车往前走，迎面朝黑风衣点了点头，他看我一眼，继续朝郎少鹏走去。
翻倒的粪车收拾完了，门洞里行人车辆活动起来。我走进门洞里的黑处，转身往回看，黑风衣和缎子袄已经走到郎少鹏跟前，郎少鹏“嘿呦”一声，拉起车就往门洞里跑，缎子袄立马挡在他跟前，俩人眼看要打起来。那俩假探子突然从郎少鹏身后冲出来，扑向黑风衣，高个手里握着枪，矮个手里拎了个木棍。黑风衣一看那架势，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把枪。两边对峙了几秒，高个假探子举着枪喊了几声“别动”，黑衣人没理会，“啪啪”就是两枪，高个应声倒在地上哼唧，手里还握着枪，也不还击。矮个转身就跑，黑衣人又是一枪。
就在这当儿，郎少鹏撞开缎子袄，拉着车窜出了十几米。待车经过，我就势跳上去，郎少鹏猛冲两下，出了东直门，往北跑去。身后响起巡警的哨声和一片枪声。城外的路上，一个人没有，黑咕隆咚，只看得见路边影影绰绰的树。郎少鹏跑得直喘粗气，问我后面追来没有。我放下车篷往后看，远远见有辆自行车追来，是黑风衣。我问郎少鹏，能不能再加把劲，赶到车厂就没事了。他也答不上话，使劲点点头，喉咙里憋出两声闷响，跑得更快了，车把上下摇晃，车座颠簸起来。
脑袋后头“啪”的一声，黑风衣开枪了。我拉上车篷，埋下身子，郎少鹏疯了一样往前奔，车灯都摇灭了。后头继续开枪，黑风衣越来越近，自行车轮子在土路上震得咯噔咯噔响。我扶紧车座，继续猫着腰，后悔出门没带上枪。郎少鹏敞开了棉袄，露出肩膀上的白肉，背上头上都冒着热气，喉咙里呜呜直响，手脚全没了章法，车左右上下摇来晃去，一味往前冲着。
我对郎少鹏大声喊：“你停一步，我下来跑！”他不说话，使劲摇头，继续跑。跑了有十分钟，我听见自行车跟得越来越远，叫他慢下来。他还是像没听见，继续往前冲，直到眼前出现了几个透着光的胡同，脚底才慢下来，转身把车拉进了胡同，一头撞进一个敞着门的院子。
车一停住，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跳下车，扶着不让他躺下。院里停了四五辆破车，堂屋里出来个人，是白天拐车的小光头。一看见我，小光头抄起墙根儿靠着的一把砍刀就冲过来，我伸手抓住他手腕，卸下砍刀，一脚踹翻了他。我掏出一块钱丢给他，说：“先别问，赶紧弄碗温水。”
小光头捂着胸口，缓了半天，捡起钱，没说话，爬起来回屋端了碗水出来。
郎少鹏脸色发白，头发眉毛上都挂着冰珠儿，一碗水慢慢送下去，身上有了劲儿，咳了一阵子，说出话来：“这回算是活动开了，拉一年车腿脚没这么舒展过。”
我见他没啥事，叫小光头过来，说：“有人抢这车，你要能揽下这事儿，车算你的。”
小光头看看郎少鹏，说：“车不他的吗？你说了算？”
郎少鹏站起身，说：“横竖都是遭抢，不如给熟人，我知道这是刘五爷的厂，车搁这儿了，赁给我拉就行。”
小光头琢磨了一会儿，问：“有几个人？”
我说俩。
小光头说了句成，马上从屋里招呼出四五个拿家伙的，尖刀、铁棍，还有削尖的车条。我又跟他要了碗水，泼在胡同口，提了点心盒子，拽上郎少鹏躲进了胡同里。躲了大约十分钟，胡同口哐啷一声响，自行车摔在地上，院里传出一声吆喝：“偷车贼，打！”
一片混乱的脚步和打斗声，“啪啪”响了几声枪，小光头大声惨叫，院里稀里哗啦折腾了半天。响声一停，我和郎少鹏慢慢摸进院子，地上躺了一片。小光头蜷在地上捂着肚子，血淌了一地，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拿铁棍的伙计被枪打穿了肩膀，其余几个坐在地上哼唧，不知伤了哪儿。
黑风衣趴在那辆胶皮车的车座上，脖子里插着根车条，手里还握着枪，人已经死透了。
郎少鹏吓傻了眼，问我咋回事。我指了指黑风衣：“这个是车的主人。”
他“啊”了半天，说：“就是那抢银行的劫匪？”
我还没答话，胡同口又是“啪叽”一声。出门一看，几个巡警摔在地上，后头跟了俩真探子，弯着腰喘气，他们是追着黑风衣一路跑来的。
郎少鹏拉着我出东直门时，黑风衣和缎子袄打死了俩假探子，但马上被巡警围了起来，俩人抢了假探子的自行车就跑，缎子袄被巡警开枪打翻，当场抓了。黑风衣骑车跑出东直门，追着我们到了车厂。
这俩人以前都是拉晚儿的车夫（夜班车夫），拉不到钱，交不起赁车费[9]，年关一到，更活不下去，就起了歹心。一个月前，俩人偷了辆新车，又抢了乘客一笔钱买枪，装扮成有钱人，干起了抢银行的勾当。
我问巡警，那俩假探子怎么回事。
“嗨，别提了，那俩人也是拉车的，去年打完仗城里一乱，盯上有钱人就绑票。”
巡警从口袋里掏出把枪，“他们就拿这玩意儿唬人，东安市场买的假枪，除了扳机是死的，跟真的一样。”
我点了根烟，又去看了看死掉的黑风衣，他身上穿的那风衣，确实和我的一样，连袖口的扣子都是一个样式，怪不得那俩绑票的认准了我。
做完笔录，我和郎少鹏慢慢走回了城里，聊了一路。我问起他老婆孩子，他低头嘿嘿笑，说没脸去接，现在车也拉不成了，更养不了家，不如算了。
我把那点心盒子递给他，说：“小年都过完了，拿着这点心，去趟丈母娘家，好好商量，来年肯定能有事做。”
他低头不说话，使劲吧嗒烟，半天才接过点心，看着我说：“金爷，十三说的是，您是好人。来年要能找个正经事，我肯定不打漂儿（无事瞎混）了。”
除夕前几天，我在家做了一堆大锅菜[10]，除夕晚上，叫来戴戴、汪亮，做了一桌年夜饭。
戴戴捎来几盒守岁吃的杂拌儿[11]，帮忙包了饺子，汪亮从警署弄来几瓶张裕葡萄酒，大家算是过了个团圆年。
边吃边聊，我把郎少鹏的事情讲给大家。戴戴放下筷子，说：“这俩抢银行的，我肯定见过。”
腊月初，戴戴去新世界商场买那件黑风衣时，不确定尺寸，就随便找了个和我身材差不多的人试穿，“那个男的穿了个旧袄，试了风衣还挺合身，照了半天镜子，他自己也买了一件！”
大家笑了一会儿，汪亮一拍桌子：“老金，你给郎少鹏那钱可是从钱庄银行里出来的赃物！”
我说：“这我知道，要是警署想追回，就来找我。要是不追了，这钱就是损有余，补不足。”
小宝问我，郎少鹏发现那盒子里的钱，会不会又去吃喝嫖赌？
抽了一会儿烟，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过了年，总会变好的。
那年春节之后，金木买了辆自行车，但继续让十三拉包月，办案需要时拉他或小宝出门。
这件案子发生时，很多知识界的人士在提倡取消人力车，但并无效果。金木认为，一边坐在车上，一边说要取消，完全是瞎搞。他在后来的笔记里也写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出钱坐车，有人拉车谋生，原本并无不妥，比抬轿子不知先进多少倍。车夫出卖体力，却并非等同牛马，是因为被社会剥夺尊严才成了牛马。问题不在人力车，而在于人的平等。
我完全同意太爷爷的说法，没有哪种工作本身是血汗牛马，利欲熏心的行业模式和无聊的食物链歧视使有些人成了牛马。
牛马当久了，得不到正常的权利和尊重，就会想有点变化，这变化往往是铤而走险。
人人铤而走险，才有了所谓的乱世。
[1]清代规定，旗人不得打工干活谋生，只许当兵、当差，且代代世袭，不论天灾人祸都能按时得收益，而且粮饷待遇高于汉人绿营部队，又不像绿营部队那样经常需要出去打仗，旗兵的月饷被称为“铁秆庄稼”，也指清代贵族吃皇粮。
[2]民国初年，旗人俸禄停发，很多旗人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报纸上也有许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据《民国日报》称，没落旗人分四类：吃家底的贵官派、清亡前提前做打算的谋生派、干苦力的劳动派和混吃等死的待死派。民国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中调查，1914年——1915年间北京的人力车夫有两万多名，其中20%是旗人。
[3]民国初年，报纸杂志稿费比较高，官办的北京报纸和期刊上，差不多可到千字4－5元。上海的民办报刊低一些，千字1－3元，鲁迅这种名家能有5－6元。大致计算一下，普通平民家庭一个月10元钱能维持基本生活。戴戴若写一篇上万字的故事，就能挣到40元左右。
[4]嘉纳治五郎，日本柔道之父，1882年综合当时流行的各派柔术的精华，创立了以投技、固技、当身技为主的现代柔道，同时创建了训练柔道运动员的讲道馆。他曾在东京弘文学院开课教授柔道，鲁迅曾向他学习过，金木留学日本时，也曾上过一些嘉纳治五郎的柔道课。
[5]民国初期，警察和车夫是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曾写道：“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得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们拉不成……（车夫）最难的就是躲避警察的眼睛。”当时北京的《晨报》常常报道警察驱赶车夫的事件，如1924年8月29日《警察挥刀砍车夫》，1921年4月16日《巡警群殴苦车夫》，1923年12月12日《巡警打洋车夫头破血流》。
[6]恭王府原是和珅府邸，清末成为恭亲王奕?的王府，民国初期还属于皇室的财产，1921年被恭亲王的孙子溥伟以40万块大洋卖给了教会，据说是为了筹备复辟资金，后辅仁大学买回做校舍。恭王府四周，都是些又短又窄的小胡同。
[7]大清银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原名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9月，当时就设在西交民巷的“巡视中城御史”衙署原址。1912年1月，孙中山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就在大清银行旧址办公。
[8]民国初年，北京大街上行驶着马车、裸车、粪车、人力车、自行车等多种车辆。1915年，北京城墙外修建了15公里的环城铁路，沿途设置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和前门6站，20年代中后期，又多了电车和汽车。
[9]民国初年，人力车行业混乱不堪，北京城内20个警区，每个警区都有车厂，大大小小有上千家，97%的车夫都是赁车厂的车拉活，要交很高的赁车费，又叫份儿钱。一旦生意不好，车夫就被套牢在车厂，要么一直干，落不下钱，要么就偷车改行。在1915年的调查数据中，200家车厂里有93家都丢过车。
[10]所谓大锅菜，本是北方农村一种用大锅炖的菜，方便很多人吃。过年期间一般不兴动刀，就有了做大锅菜吃的习俗。梁实秋曾这样描写北京年下的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
[11]杂拌儿是由花生、胶枣、栗子、桃脯、蜜枣等果品掺在一起拌和而成。明人刘若愚的《酌中志》中说：北京正月新年有内盛柿饼、荔枝、桂圆、栗子、熟枣的百事大吉盒儿。杂拌儿这个词，传说是慈禧随口起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