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的教育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有可能，但我不相信。准确地描述事物，叫出事物的适当名称，这至少也是有用的。但从观念而论，在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全程中，有必要反复向他们强调的是：
“你们正处在一个被灌输的阶段。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没有完善，除了灌输式，我们还没有别的好办法。很抱歉，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一切了。你们在这里学到的只是现行的偏见与我们这特殊文化所推崇的价值取向的混合体。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就能知道，这些东西肯定不能持久。你们所受的教育由那些墨守陈规的人所施行，他们只懂得如何去适应前辈留下的那套思想体系。这是一种为自身的不灭而设计的体系。应该鼓励你们当中头脑更健全、更具个性的人离开学校，找到自学的办法，学会自己作出评判。那些留下来的一定要记住，每时每刻都记住：他们正在被模式化，规范化，以适应我们这个特殊社会既狭隘又特殊的需要。”
与其他作家一样，我经常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的信件，他们打算写论文，评论我的作品。他们总是说：“请为我提供一份有关您的著作的论文清单，告诉我那些报道过您的批评家和权威的名字。”他们还要求我提供无数相关的细节，数量之多就像移民局的案卷，他们通过学习得知，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样的要求，我会回答：“亲爱的学生：你疯了。值得你阅读的书不计其数，你何必整年整月地去写一本书，甚至一个作家呢？你没有发觉自己成了某个有害的体制的牺牲品吗？如果你是自己决定把我的书作为选题，如果你一定得写一篇论文——请相信我，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对你有用，这我很感激——那你为什么不去读读我写的东西，凭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加以验证，并从自己的思考中作出判断呢？别去理会什么白教授黑教授吧。”
“亲爱的作家，”他们会这样回答，“我必须知道权威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不引用他们的观点，我的导师不会给我打分的。”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体制，从乌拉尔到南斯拉夫，从明尼苏达到曼彻斯特，都一模一样。
问题是，我们对此已经习惯，我们再也看不出它的坏处。
我并不习惯它，因为我十四岁时就退学了。有一阵子，我曾为此而难过，以为自己错过了某些宝贵的东西。如今我庆幸这次逃避。《金色笔记》出版以后，我有意对文学这台机器作了研究，调查了批评家或评论家的制作过程，我还阅读了不计其数的考试卷，结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教室里讲授文学课，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也许会说：你的话言过其实了，你说你没有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那你就没有权利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言过其实，一个局外人的反应往往颇有价值，因为它是新颖的，不会因效忠于某种特殊的教育而怀有偏见。
这次调查以后，我不难回答心中的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目光短浅，如此个性化，如此心胸狭隘？为什么总是计较鸡毛蒜皮，总是钻牛角尖，总是着迷于细节，对整体不感兴趣？他们为什么把“批评家”这个词总是理解为“吹毛求疵”？他们为什么觉得作家总是相互勾心斗角的，而不是互助互惠的？……事情很简单，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就是如此思考问题。能真正理解你在做什么，朝着什么目标努力，并能给你以忠告，作出真正的评判的那个有价值的人，几乎总是在文学这台机器之外，甚至不在大学这个圈子里。可能他就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生，一个文学爱好者，也许是一个凭天性行事，阅读广泛，善于思考的人。
我总是对那些花一两年时间写关于某一本书的论文的学生说：“阅读的有效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在图书馆和书店里浏览，选择你喜欢的书，只读你喜欢的书，厌倦时就丢开，拖宕的章节就跳过去。千万千万别因你觉得必要才去读，或者将阅读当作一种时尚或潮流。记住：你二十岁或三十岁时感到厌倦的某本书，到了四十岁或五十岁时，会向你敞开知识的大门，反之亦然。不合适你阅读的时候就别读。记住：即便在这个人人尊重文字的年代，已经出版的书籍固然很多，但还有同样多的书没有印出来，甚至没有写下来，因此，历史，甚至包括社会伦理，都是凭口述的故事传承的。那些只凭写下来的文字进行思考的人（不幸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只能在培养这种人时有所作为），其实已经丢失了他们眼睛所见的一切。例如，非洲的真实历史依然掌握在黑人说唱艺人和黑人史学家、医生等智士贤达手中，这是一部口传的历史，白人无法掠夺它。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你留意，就能发现：真理以口相传，不是以笔承载。因此，千万别让书本成了你的主人。最重要的是，你应该懂得，你在一本书或一个作家身上花了一两年时间，这只能说明你所接受的教育很糟糕。他们本来应该教你按自己所好广泛阅读，你本来应该凭自己的感性选择你需要的书。这也正是你需要提高的地方，而不是仅仅学会如何引用他人的观点。
但不幸的是，人们总是很迟才会这样做。
最近出现了学生闹事，有一阵子，好像事情似乎会有所改观了：他们对自己所受的僵死的教育表现出极度的不满，人们以为一种新颖的、更有用的教育将取而代之。然而，这场动荡似乎已经结束。悲哀啊！在美国学生闹事的那段日子里，我收到他们的来信，说有些班级的学生拒绝使用教学大纲，他们将自己选择的书带进教室，那都是一些他们觉得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书。学生们情绪高涨，时而言词激烈，愤怒、激动，吵吵嚷嚷的弄得不可开交。当然，这场风波的出现是有教师参与的，他们同情学生，站在学生一边与校方对抗，并随时准备承担后果。这些教师知道，他们所教的那一套是糟糕的，乏味的。这一点值得庆幸：即便学生自己失去了热情，还会有人出来否定错误的东西。
还有一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三四十年前，有位批评家将他认为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家和诗人列出了一份名单，并将其他人一概删除。他还写了一篇长文来为自己的名单辩护，这份名单很快成了争论的焦点。不计其数的文章纷纷出笼，这样那样的学派闻风而动，有的表示支持，有的表示反对。许多年以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没有人知道这场闹剧是悲哀还是荒谬……
怪不得总有那么些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批评著作，立论几经转手，讨论着小说、戏剧的创作。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写这类书的人已形成一个阶层：这是国际化的一个现象，文学批评占据着学术之巅。这些人的生命就在批评或批评的批评中度过。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比创作更重要。一个学文学的学生，花在阅读此种批评和批评的批评上的时间，很可能比花在阅读诗歌、小说、传记、故事上的时间还多。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并不悲哀，并不荒谬……
怪不得我能在什么地方读到这样一篇评论《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文章，那是一个希望得到优秀等级的男生写的：文章充满新意、激情和真情，那是真正的外国文学教学所期盼的。这篇文章却被老师退了回去，评语是：我无法给这篇文章打分，你没有引用权威的观点。很少有教师认为这个评语很悲哀，很荒谬……
怪不得那些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觉得自己比没有读过书的人更高贵、更优雅的人，准会来到某位作家面前，祝贺他或她在什么地方获得了好评。但他不会考虑是否有必要读一读那本书，或者想一想他们感兴趣的是否只是成功……
怪不得描写某个主题的书（比方说白日做梦吧）一旦出版，即刻就有许多大学、协会、电视节目写信给作者，邀请他去谈谈白日做梦。至于这本书的阅读，那是他们最后才想到的。这种现象被认为很正常，一点也不荒谬……
怪不得有这么一位男子或女子，批评家或评论家，他所学本来有限，对某位作家的作品更是知之甚少，但他就敢以屈尊俯就的姿态去评论那位已经写出十五部书，具有二十或三十年写作经验的作家。他还摆出十分厌烦的样子，或者说他所考虑的只是他的学术业绩。他还指导那位作家，告诉他接下去写什么，怎么写。没有人觉得这很荒唐，那位年轻的批评家或评论家，当然更不会觉得荒唐，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当作家的恩人，如何将历史上受过庇护的作家一一记录在案，从莎士比亚开始，一直到今天。
怪不得一位考古学教授写到北美某个部落如何掌握植物学、医学、心理学知识时会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还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没有人觉得他的话很荒谬。
怪不得在雪莱诞辰一百周年时，三位具有相同教育背景、来自相同类型大学的年轻人，会在同一周时间里分别在三种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异口同声地为雪莱说了几句苍白无力的好话，然后便大事谴责，好像他们提到他的名字，已经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似乎没有人想过，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学系统出了严重的问题。
最后……回头再说这部小说，对于作者来说，真是受益匪浅。举一个例子吧：这部书写出后过了十年，我还能一周内收到三封来信，分别来自三位有知识、有教养、有热情的人。真难为他们费心劳神给我写信。一位好像来自约翰内斯堡，一位来自旧金山，还有一位来自布达佩斯。这边我坐在伦敦，一封封地看。与平常那些来信一样，少不了一些感激作者的话，说我写出的东西给了他们激励、启迪，甚至义愤，云云。但其中一封信全谈性战争，说男人对女人如何无情，女人对男人如何无情。一封长长的来信其他的什么都没说，因为她（并非永远是“她”）在书中所看到的除了性战争没有其他内容。
第二封来信谈的是政治，作者也许是一位像我一样的前“赤色分子”，他或她写了好几页，除了政治别的什么也没提。
第三封信的作者不知是男是女，他在书中所看到的是精神病的主题。他的观点在过去还算新鲜，但现在则是拾人牙慧了。
但这都是在说同一本书啊。
这种现象很自然使人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作为读者究竟在书中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只看到这一面，而另一面却视而不见？作为作家，他已把话说得那么清楚，读者的理解却那么千差万别，这事你说怪不怪？
从这里想出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作为作家，如果他认为读者能像他自己那样认识他的作品，能按他所理解的那样理解小说的构思与旨趣，那他的错觉就不仅仅属于天真，还意味着他不懂得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只有当一本书的构思、形态和意图不被人所理解时，它才显得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具有再生效应，从而引发思考与探索。构思、形态和意图一旦被认清，其中的奥秘也就不复存在了。
一本书内在的生命就是它的形式和形态，当读者能像作家自己那样一目了然地认识它的形式和形态时，也许这时就该丢开它，因为这本书的生命已经结束，读者应该看看别的书了。
多丽丝·莱辛
一九七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