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好女人,”他严肃地说,“我经常要想到她和我们的孩子。”
“她幸福吗?”
这问题使他大吃一惊,只见他随即用胳膊肘支撑着身子思考起来——他严肃地皱着眉头。爱拉发现自己已非常喜欢他。她穿好衣服站在床边,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他想了一会儿后说:“她拥有全镇最好的房子。她想得到的全都得到了。她有五个男孩——我知道她想要个女孩,但也许下一次……她跟我生活得很愉快——我们每周出去跳一两次舞,不管到哪里,她都是最时髦的女人。她得到了我——爱拉,我告诉你,我并没有吹牛,我说时你在笑,你以为我在吹牛——但她确实得到了一个成功的男人。”
他把那张搁在床上的照片取了过来,说:“她看上去像个不幸福的女人吗?”爱拉看了看那张漂亮的小脸蛋说:“不,不像。”她又补充了一句,“对你妻子这样的女人,我实在无法理解。”
“是的,我知道你无法理解。”
出租车已在等她。他说:“明天我会打电话给你。我的天,反正我想跟你再见见面。”她吻了他,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爱拉又跟他在一起。她这样做并非贪图快乐而践约,而是因为喜欢他。再说,她感觉到,如果她拒绝去见他,他会感到伤心的。
他们又一次共进晚餐,还是那家餐馆。(“这是我们的餐馆了,爱拉。”他深情地说。这话听上去好像是说,“我们情趣相投,爱拉。”)
他谈起了他的事业。
“当你通过所有的考试,参加完各种会议,然后又打算干点什么呢?”
“我准备去竞选议员。”
“为什么不竞选总统?”
他跟她一起笑了起来,脾气依然那样随和,“不,不去竞选总统。议员就够了。我告诉你,爱拉,你可以留意一下我的名字。再过十五年时间,你就能发现我是我们这行业的头儿了。至今为止,我已做了我曾经说过要做的一切,是不是?因此,我知道我的将来是什么样子。怀俄明州议员西·梅特兰。想打赌吗?”
“明知打不赢的赌我从来不打。”
第二天他就要回美国。他已经会见过医学界十多位一流的医生,参观过十几家医院,参加了四个会议。他在英国的使命已完成了。
“我想去一趟俄国,”他说,“但又去不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不能去。”
“你是说麦卡锡主义吧?”
“这么说你听说过麦卡锡?”
“是的!我们都听说过他。”
“在我的专业领域,那些俄国人都很出色。我研读过他们的文章,很想上那里去一趟,只是就目前的局势而言,我还去不了。”
“当你成了议员,你对麦卡锡的态度会怎么样呢?”
“我的态度?你又在拿我开玩笑吧?”
“没有,根本没有。”
“我的态度嘛——不错,他是对的!我们不能让赤色分子接管这个世界。”
爱拉犹豫了一会,然后认真地说:“那位跟我同住一幢房子的女子就是个共产党人。”
她觉得他怔了一怔,然后在思考,再以后又松弛下来。他说:“我只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不一样,但我不太了解内情,我不是有意要这样说。”
“没关系。”
“那好。你愿意跟我一起回旅馆吗?”
“听便。”
“我喜欢!”
她再次奉献快乐。她喜欢他,就这么回事。
他们谈起他的工作。他专长脑白质切除术:“我的天,我已经打开过上百人的脑壳了!”
“当你从事这项工作时,你心里不觉得有点不安吗?”
“为什么要不安呢?”
“当你做完一个手术,那结果都是终结性的,难道你不知道,病人从此再也不是原先那个人吗?”
“是那么回事,但大多数病人并不想回到自己原先的状态。”然后,他又以他特有的公正的态度补充说,“但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想过,我给上百人做了手术,那都是终结性的。”
“俄国人也许根本就不赞成你的做法。”爱拉说。
“不会。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上那里去一趟的原因,目的是想看看他们如何治疗这种疾病。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脑白质切除手术的?”
“我曾经与一个精神病医生发生过关系。他同时还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不是脑外科医生——他告诉我,他从来不赞成脑白质切除术——除非情况很特殊。”
他突然说:“在我告诉你我是这类手术的专家之后,你就不再那么喜欢我了。”
她愣了一会儿,说:“是的。但我有点身不由己。”
他随即笑了起来,说:“我也是身不由己。”接着他又说:“你说你曾发生过关系,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当爱拉用上“关系”一词时,她就一直在想保罗。我曾经发生过关系,这话具有与“轻佻的女人”同样的含义——不管他用的是什么词语,那意思都是一样的。她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想,天哪,他把我看成是那样的人了!好吧,就算我是那种人吧,我很高兴自己成了那种人。
西·梅特兰说:“你爱他吗?”
“爱”这一字眼在这以前他们一直没有采用;他没有拿它与自己的妻子联系在一起。
她说:“非常。”
“你不想结婚?”
她严肃地说:“每个女人都想结婚。”
他笑了笑,转过身来看着她,目光锐利:“我还不了解你,爱拉,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一点也不了解你。但我知道,你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女性。”
“不错,我想我是那种人。”
他用手搂住她,说:“爱拉,你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我很高兴。但愿这些道理是令人愉快的。”
“是的,是令人愉快的。”
“那就好。”
“你在嘲笑我?”
“有一点点。”
“那好,我并不介意。爱拉,今天我跟别人提起你的名字,他们说你写过一本书,是吗?”
“每个人都写过一本书。”
“如果我告诉我的妻子,我碰见过一位真正的作家,这会使她永记在心的。她对文学艺术这类东西狂热得不得了。”
“也许你最好别告诉她。”
“我可以读一读你的书吗?”
“你并不读书。”
“我能读,”他温和地说,“那书写了些什么?”
“哦……让我想想。写的是人的内心反省和人性的正直和诚实什么的。”
“你不会写得很认真吧?”
“我当然认真。”
“那就好。你想走吗?”
“我得走了——再过四五个钟头,我儿子就要醒过来了。我跟你不一样,我需要睡眠。”
“好吧。我不会忘了你的,爱拉。真不知道娶了你会怎么样。”
“我有个预感:你不会太喜欢这样做的。”
她开始穿衣服;他躺在床上悠闲地看着她,目光锐利,并若有所思。
“那么就当我不喜欢你吧。”他伸开手臂笑着说,“我也许是不喜欢的。”
“是的。”
他们恋恋不舍地分手了。
她乘出租车回到家里,悄悄地登上楼梯,以便不惊动朱丽娅。但朱丽娅门里有灯光,她在里面喊了一声:“爱拉?”
“是我。迈克尔好吗?”
“他睡得很香,一点动静都没有。事情怎么样?”
“很有趣。”爱拉审慎地说。
“很有趣?”
爱拉进入她的房间。朱丽娅背垫着枕头坐着,一边抽烟,一边看书。她仔细地打量着爱拉。
爱拉说:“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子。”
“那就好。”
“明天一早我就会感到非常懊丧了。实际上,我现在就已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他要回美国吗?”
“不是。”
“你脸色很不好。这是怎么回事?他床上的功夫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哦……”朱丽娅欲言又止,“要不要来支烟?”
“不要。我想去睡了,免得心里难受。”
“你心里已经很难受了。你为什么要跟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男人睡觉呢?”
“我并没有说他没有吸引力。问题是,除了保罗,我跟别的男人睡觉都无济于事。”
“你会恢复过来的。”
“那当然。但要花很长时间。”
“你必须有耐心。”朱丽娅说。
“我会这样做的。”爱拉说。她向朱丽娅道了晚安,上楼进入自己的房间。
[蓝色笔记继续。]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昨天晚上,迈克尔说(我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他):“安娜,这么说我们这伟大的爱情就要终结了?”他习惯用问句提出自己的意见。本来是他导致了爱情的结束,可他说起话来好像都是我的不是。我笑了笑,以讽刺的口吻说:“但至少我们还总算有过一次伟大的爱情吧?”他然后说:“安娜,你虚构生活中的各种故事,并把它们说给自己听,因此,你弄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这么说我们间并不存在伟大的爱情,是不是?”我的口气很有点咄咄逼人、充满怨诉的意味,但我并非有意要这样做。从他的言语中,我能感觉到他的恐慌与冷漠,好像对我的存在熟视无睹。他然后阴阳怪气地说:“你如果说有,那就有;你如果说没有,那就没有吧。”“这么说你心里怎么想无关紧要了?”“我吗?安娜呀,我有什么要紧呢?”(这话显得既尖刻又挖苦人,但同时又充满伤感。)过了一会儿,我突然产生一种感觉:一切都是虚伪的。每次争吵过后,我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的躯体正在消融。然后我想:为了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我还不得不求助于迈克尔最不喜欢的那个安娜:即那个好挑剔的,善于思考的安娜。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好了,真太好了,既然他说我善于虚构生活中的故事,那就让我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把自己每天的生活记录下来吧。明天。等明天一过去,再坐下来写吧。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七日
昨天晚上,我不能动笔,因为我心里太难受。当然,此刻我一直在想:这一天之所以过得那么糟,是不是因为我昨天拿定了主意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写下来呢?是不是因为我已意识到自己把这一天特殊化了呢?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醒得很早,时间大致只有五点;我的心情很紧张,因为我觉得刚才好像听见隔壁传来简纳特在房里走动的声音。她肯定起来走动过,现在又睡下了。窗玻璃上挂着一片白茫茫的水珠子。天色一片灰暗。在朦胧的夜色中可见家具巨大的轮廓。迈克尔和我躺在床上,面朝着窗口,我的双手抱住他穿睡衣的身子,我的大腿弯曲着夹在他的两膝之间。一阵弥补心灵创伤的暖流从他身上传到我的身上。我想,不久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我的身边了,也许我不久就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相聚了。会不会真的是最后一次相聚呢?两种感觉似乎不可能结合在一起:迈克尔睡在我的怀里,身体暖烘烘的;我知道他不久将离开这里。我的手往上移动,手掌心能感觉到他胸口的毛发既柔软又粗糙。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欣喜。他被惊醒了,发现我没睡着,便粗声粗气地问:“安娜,怎么啦?”他的声音好像从梦中发出,显得既惊慌又恼恨。他随后背转身子,又睡了过去。我观察他的脸,想看看梦在那上面留下了什么痕迹。他的脸紧紧地绷着。记得有一次他突然从梦中惊醒,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亲爱的安娜,如果你坚持跟一个代表过去二十年欧洲历史的男人睡觉,你一定不应该抱怨他做噩梦。”这是一句气话:他之所以心怀怨恨,是因为我不是这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我知道他乐意跟我在一起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我不是这历史的一部分,在我身上没有那种被摧毁过的东西。今天早上,当我观察着这张绷得紧紧的熟睡着的脸,很想再次去想像他的历史时,它却仿佛成了我的历史的一部分。这历史是这样的:“我家里有七个人,包括我的父母,都被处死在毒气室里。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死了:他们都是死于共产党人之手的共产党人。幸存者大都成了异国他乡的难民。我的余生只有在一个永远不能成为我真正的家的国度里度过了。”但与往常一样,这一次我未能想像他的这段历史。外面下着雨,室内黑沉沉的一片。他的脸松弛下来了。此刻这张宽大的脸已显得既镇静又自信。镇静封住了他的眼睑,那上面便是淡淡的,富有光泽的眉毛。我看得出,他曾经是一个无所畏惧、趾高气扬、脸上总带着坦诚而警觉的微笑的小男孩。我还看得出,将来他将成为一个容易发怒、富有智慧、精力充沛的老人,永远封闭在某种痛苦而富有理性的孤寂之中。我心里充满一个女人对孩子所具有的那种感情,一种强烈的喜悦:这个人经历了无数磨难和死亡的威胁,居然好好地活了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我把这种感情紧紧抓住,并予以加强,以便抗拒另一个即将离我而去的迈克尔。在他的睡眠中,他肯定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翻身时就曾说过:“睡吧,安娜。”他闭着眼睛笑了起来。这微笑是热情而温馨的,它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而不是他现在所指的这个:安娜呀,我有什么要紧呢?我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他根本不会离开我。如果他想离开我,就不可能对我有这样的微笑。我仰天躺在他的身边。我提着神不让自己再睡过去,因为过一会儿简纳特就要醒过来了。由于窗玻璃上流着雨水,房里的阳光灰蒙蒙的就像一片浅浅的流水。窗玻璃在微微颤动。在起风的夜晚,它们即便剧烈地震颤起来,我也不会醒过来。然而,只要简纳特在床上一翻身,我就再也睡不着觉。
时间一定将近六点了。我腿上的神经绷紧了。我意识到,这是我以前对苏格大娘说过的“家庭主妇病”在作怪了。这种紧张感一出现,就意味着安宁已离我而去,身上的电源已经打开:我必须给简纳特穿衣服,让她吃早饭送她上学,给迈克尔弄早饭,不忘记自己也吃些早点,等等。随着这一毫无意义但又显然不可避免的紧张感的出现,怨恨的闸门也随之打开。怨恨什么呢?不公平!我不应该把那么多时间花在琐碎的小事上。怨恨逐渐集中到迈克尔身上,尽管凭理智我知道这与迈克尔并无任何干系。然而,我还是要怨恨他,因为他们这班男人就是整天这样过日子的:身边有秘书、保姆和为之服务的各种各样的女人,这些人替他们承担了生活的重荷。我竭力想放松自己,关掉这股电流,但我的四肢已开始疼痛,我必须翻一翻身。隔墙又传来一阵响动——简纳特醒来了。几乎同时,迈克尔也翻了个身,我感到他顶住了我的臀部,正在勃起。怨恨之心终于有了着落:当我强打起精神,正留意起简纳特的动静时,他却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刻。这时我的怨恨已不仅仅针对他。很久以前,当我拜访苏格大娘时,我就有了这种怨恨,这种愤怒,但它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这是我们这时代妇女的通病。我每天都能从她们的脸上,声音中,或者从她们寄给杂志社的信件中发现这一点。不公平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毒素,做女人的都怨恨它。那些不知道它的非人格化性质的不幸妇女总是把气出在她们的男人身上,而像我这样的幸运者则与之作斗争。这是一场十分累人的斗争。迈克尔半睡半醒,从背后占有了我,动作很粗野,让人喘不过气。他的占有是非人格的,因此我也就没有像他真正爱上安娜时那样作出响应。再说,我的心思有一半花在另一件事上:如果我听见简纳特轻轻的脚步声从门外传进来,我必须起床走出去阻止她进来。七点钟以前她从来不进我们的房间,这已成了规矩。我估计她不会进来,但又不得不提防着。当迈克尔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整个儿占有时,隔壁的响声在继续。我知道他也听到了这声音,对他来说,这种使我担惊受怕的占有构成了他的乐趣的一部分。那个简纳特,那个年仅八岁的小女孩,一半代表了女人——即那些他为了跟我上床而不得不抛开的女人——另一半代表了孩子,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确信自己有权利我行我素,用不着顾忌一个孩子的存在。提到他自己所生的孩子时,他总要爆发出一阵既爱怜又放肆的哈哈大笑;而对于我那位近在咫尺的孩子,他不会让她骗走他的自由。当我们的事干完以后,他说:“安娜,我想你这下该打算丢下我去照顾简纳特了吧?”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个因母亲要照顾小弟弟小妹妹而受到冷落的大孩子。我笑着吻了吻他。尽管突然间我已变得怨气冲天,但我仍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把话说出来。像往常所做的那样,我克制住自己,心里一边在想: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也会变得像他那样的。作为一个母亲,我需要克制与约束,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不能自以为是,相信自己真成了一个男人并不愿自我约束时,我会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然而,当时我却很不情愿地披上披肩去看简纳特,心中的怨恨就像一股毒水在喷涌。尽管她尚不晓事,但我在去看她以前还是赶紧洗了洗自己的大腿,以免性的气味使她感到困惑。我喜欢这气味,很不情愿把它即刻洗了去。但我又不得不洗了它,这使我的心情变得更恶劣了。(我记得当时曾这样想过:我一直得刻意检点自己的行为,这使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而平时我不会那样子。)然而,当我随手带上简纳特的房门,看见她披散着鬈曲的黑发,脸色苍白地微笑着坐在床上时,我的怨恨即刻在责任心的感召下化解了,并很快转化成一种爱怜之情。时间已是六点半,小房间里很冷。简纳特的窗口仍然挂着湿漉漉的水珠子。我打开取暖器;她坐在床上,身边堆着五颜六色的连环画,一边看着我是否会像往常那样为她料理好一切,同时又念书给她听。我的形象在爱怜中缩小了,变成了又一个简纳特。取暖器金灿灿的火光像一只巨大的眼睛。窗户大开着,什么东西都能从那里钻进来。一股灰白的、不祥的光辉在等待着太阳:不管它是魔鬼还是天使,都将把这场大雨驱逐。我又回到了安娜的本相:我看见了简纳特,一个坐在大床上的小女孩。一列火车开过,墙壁在微微颤抖。我过去吻了她,并闻了闻她那暖烘烘的小身体,头发,以及被被窝捂热的睡衣所散发的宜人的气息。她的房间开始暖和起来了,我于是进入厨房给她弄早饭——麦片、煎蛋和蔬菜,并把它们盛在一个托盘上。我把托盘端进房间,她坐在床上吃早饭,我则在一旁喝茶、抽烟。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摩莉还要再睡上两三个小时才醒来。汤姆昨晚带了个女友很迟才回家。他们一定还在睡觉。听得见墙那边有婴儿在啼哭。我觉得这是一种延续,我从此可以退下休息了。简纳特以前也是那样哭叫的。这是一个吃饱了奶、正准备入睡的婴儿所发出的心满意足的哭叫。简纳特说:“为什么我们不再生个孩子呢?”她经常提这样的问题。我说:“因为我没有丈夫,要想生孩子你必须有个丈夫。”她问这个问题一半出于她希望我再生个孩子,另一半则想证实一下迈克尔的身份。她接着问:“迈克尔在这里吗?”“是的,他在,还在睡觉。”我以肯定的口吻说。我的话使她放宽了心,继续吃她的早饭。房间这时已变得很暖和,她穿着白色的睡衣下了床,显得很脆弱。她搂住我的脖子,来回摇动着唱了起来:乖乖,睡吧,乖乖。我也摇动起她的身子,跟着唱了起来——我把她当做婴儿来看待,好像她就是墙那边那个我并不想再生的婴儿。她随后突然放开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棵被重力压弯的树反弹了起来。她一边穿衣一边唱,依然睡眼惺忪,依然安静懒散。我在想:这种懒散她还可以保持若干年,然后就会有压力,必须对自己说:再过半小时左右,我就得去煮土豆,然后列出购物单,再记住换一换衣领……我很想保护她,不让她有这种压力,至少延缓这种压力的到来。接着我又对自己说:我什么也保护不了她,实际上是安娜需要保护安娜自己。简纳特慢慢地穿上衣服,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话。她很像一只在阳光下轻歌曼舞的懒蜜蜂。她穿一条红色的短裙,一件深蓝色的紧身衣和一双深蓝色长袜子。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简纳特。安娜。隔壁的婴儿睡着了;这婴儿给这里带来了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寂静感。除了我和简纳特,所有的人都还在睡。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感——这种情感始于她诞生的那一天,产生于这座城市进入梦乡而她和我独醒之时。这是一种充满温情、慵懒和亲善的快乐。在我眼中,她是那么脆弱,我真想伸出手去扶她,以免她迈错了步子,或做出某个粗心的举动。但同时她又是那么强大,我觉得她简直就是神圣的。因为有这个奇迹般的、不确定的、超越死亡的不朽人物的存在,我脑子里又有了跟迈克尔睡觉时的那种感觉:我真想洋洋得意地大笑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