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病了很久；但是摧残他的健康的不是苦役生活的恐怖，不是苦工，不是粗劣的饭菜，不是剃光头，不是用布片缝成的囚衣。啊，对他来说，这些苦难和折磨算得了什么！相反，他甚至高兴干活：活干得疲劳了，他至少可以得到几小时安宁的睡眠。对于他，饭菜——这些浮着蟑螂的清水菜汤，那又算得了什么？从前，当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常常连清水菜汤也喝不到呢。他的衣服是暖和的，适合于他的生活方式。他甚至感觉不到身上的镣铐。他因为剃光了头和穿着用两种料子拼做成的囚衣而觉得害臊吗？可是他没脸见谁呢？他没脸见索尼雅吗？索尼雅很怕他，他没脸见她吗？
那么为什么呢？他见到索尼雅，甚至也觉得害臊，因此他用鄙薄而粗暴的态度对待她，使她很痛苦。可他不是因为剃光了头和戴上了镣铐而感到害臊，而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了重创；使他害病的也是那受了重创的自尊心。假如他能够认为自己有罪，他会感到何等幸福啊！那时他什么都能忍受，甚至于羞耻和屈辱也能忍受。但是他严格地检查了自己的行为，他那颗变得冷酷的良心在他以前的行为中，除了人人都能发生的极平常的失策以外，找不出任何特别可怕的罪行。他所以觉得害臊，正是因为他拉斯柯尔尼科夫，由于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命中注定，才这么无缘无故地、不可挽救地、麻木地、糊里糊涂地毁灭了。如果他多少想要使自己良心上过得去，那他就得服从或屈服于某种“荒谬的”判决。
如今无端的、没有目的的忧虑，往后一无所获的不断牺牲——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命运。再过八年，他才三十二岁，又能够开始新的生活，这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他为什么要活下去？抱着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努力奋斗？活着是为了求生存吗？可是从前他无数次甘愿为一个理想，为一个希望，甚至为一个幻想而献出生命。他总是觉得仅仅求生存是不够的；他往往有更高的要求。也许只是由于自己那些欲望的力量，当时他就把自己看作比别人能享有更多权利的人。
要是命运能赐给他悔恨——一种撕心的、驱走睡眠的沉痛的悔恨——就好了！这种悔恨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心里产生自缢和投河的念头。啊，他多么愿意这样干啊！痛苦与眼泪——难道这也是生活。但是他对自己的犯罪并无悔悟之意。
至少他能恨自己的愚蠢，如同他恨自己以前使他身入囹圄的那些荒唐而又最愚蠢的行为一样。可是如今在狱中，在空闲的时候，他又检查并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以前的一切行为，却根本否认这些行为像他以前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所感觉到的那么愚蠢和荒唐。
“在哪一点上，在哪一点上，”他心里想，“我的思想要比这个世界诞生以来所产生的为数不少、互相抵触的其他思想和理论更愚蠢？只要抱不偏不倚的、目光远大而不囿于习俗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不消说，我的思想根本就不是那么……奇怪的了。唉，否定者和不值几文钱的哲人们，你们为什么半途而废呢！”
“为什么他们认为我的行为是那么荒唐呢？”他自言自语。“这是因为我的行为是暴行吗？暴行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我问心无愧。当然，我犯了刑事罪；不错，我犯了法，杀了人，那么你们就依法惩办我好啦！……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许多不能继承权力而自己夺取了权力的人类的恩人们甚至一开始行动，就应该被处死了。可是那些人成功了，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可是我失败了，因此，我没有权利让自己采取这个行动。”
他仅仅在这一点上服罪了：他失败了，所以他去自首了，仅仅在这一点上他服罪了。
他也由于有这种想法而感到痛苦：他当时为什么不自杀？当时他为什么站在岸边不投河，而宁愿去自首？难道活命的愿望是这么强烈，以致难以克服吗？怕死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不是克服了吗？
他常常苦恼地这样自问，而且不能理解，也许，当他站在河边的时候，他对自身和自己的信念深刻的虚假已经有了预感。他不知道这种预感可能就是他一生中未来的转变、日后再生和日后会产生新的人生观的预兆。
他宁愿认为这也许仅仅是一种本能的重负，他不能卸除这种重负，也无力越过它（由于意志薄弱和卑微）。他瞧瞧同一监狱里的苦役犯们，不觉奇怪起来；他们也多么爱生活，多么珍惜生活啊！他觉得，正是在监狱里，他们比在自由时更爱、更珍惜、更重视生活。其中有些人，比方说，那些流浪汉，什么样的可怕的痛苦和残酷的折磨没有经受过！对于他们，一道阳光、一座蓊郁的森林、一股藏在没人知道的荒僻地方的冷泉，难道有很重大的意义吗？一个流浪汉在两年多前发现了这股冷泉，他会像要会见情人那样梦想再见这股冷泉吗？他会梦见这股冷泉、它四周那绿油油的草地和在树丛里啭鸣的鸟儿吗？他继续观察，看到了许多更难解释的事例。
当然，在监狱里他周围的人们中间，他没有看到的事情还很多呢，而且他压根儿不愿看到。他似乎眼睛朝下过着日子；他极其厌恶地不忍看。但是有许多事情到底使他感到了惊奇，他似乎不由地注意到了他先前没有猜想到过的事情。总之，使他最感惊奇的是，他和这些人中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和他们似乎不是同一类的人。他和他们彼此互不信任，并以仇人相见。他知道并了解这种隔阂的一般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还不是真的这么深刻而且显著的时候，他决不肯承认。在狱中也有一些波兰籍流放犯，他们都是政治犯。这些波兰籍流放犯简直把那些人看作无知识的奴仆，并且瞧不起他们；可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却不能这样看待他们：他清楚地看到，这些无知识的人在许多方面都要比这些波兰人聪明得多。这里也有俄罗斯人——一个前军官和两个神学校学生，他们也十分鄙视这些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清楚地看出了他们的错误。
他本人也不是受人欢迎的，他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后来他们甚至对他发生了恶感——为什么呢？原因他可说不上来。那些罪比他严重得多的人都鄙视他，嘲笑他，嘲笑他犯罪。
“你是个老爷！”他们对他说。“你带着斧头去的吧；这压根儿不是老爷干的事。”
大斋期〔1〕第二周轮到他跟同牢房的许多囚犯一起去戒斋。他同别的囚犯们一起上教堂做祷告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有一次竟然发生了争执；众人都动怒起来，一齐攻击他。
“你是个无神派！你不信上帝！”他们向他吆喝道。“应该杀死你。”
他从来不跟他们谈上帝和宗教，但是他们却要把他当作一个无神派加以杀害；他不做声，也不反驳他们。有一个苦役犯怒不可遏地向他猛扑过来；拉斯柯尔尼科夫沉着而默不作声地等着他：他没有扬过一下眉毛，脸上的肌肉也没有抖动过一下。看守赶紧把他和行凶的人们隔离了——要不然真的会发生流血惨剧。
还有一个问题他也没有解决：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喜欢索尼雅？她并不奉承他们；他们都难得见到她，有时只在干活的时候才见着她；为了看看他，她常常上干活的地方去逗留一会儿。然而大家都已经认识她了，知道她是跟随他而来的，知道她怎样过着日子，住在哪儿。她没送过钱给他们，也没有特别为他们效劳过。只有一次，在圣诞节，她给监狱里的囚犯们送去了馅饼和白面包。但是他们和索尼雅之间逐渐建立起了某些更为密切的关系：她代他们给他们的亲属写信，并代他们把信寄出。他们的亲属上城里来，照他们的嘱咐，把带给他们的东西，甚至金钱都交给索尼雅。他们的妻子或情人都知道她，都来找她。当她到干活的地方去找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时候，或者跟出发去干活的一批囚犯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他们都脱帽向她招呼：“索菲雅·谢苗诺夫娜，妈妈，你是我们的母亲，温柔的、可爱的母亲！”那些粗野的、脸上刺了印的苦役犯对这个瘦小的女子说。她微笑着，向他们鞠躬行礼，大家都喜欢她对他们微笑，爱看她的步态，回过头来看她怎样走路，夸赞她，甚至夸赞她那瘦小的身材，甚至不知道夸赞她什么。他们害了病，甚至去找她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