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我的蜕变于焉告终，可是我经受的考验之苦却也同时达到了高潮。这痛苦不再与战争和世界命运有关，德国的战败，对于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自从两年前就已是意料中事，所带来的恐慌不安也已成为过去。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内省和对一己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我常常感到，我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我看到在自己身上重又再现出世界上的各式战争、杀戮、癫狂、穷极奢侈和贪生怕死。我必须首先把自我矜持抛在一边，继而把自我贬抑也弃之不顾，必须摆脱一切，专心致志地把这场劫乱想通看透，怀着一个时明时灭的希望，在穿越它之后的彼岸，重新找回自然和清白无辜。每一个如梦初醒并且有真觉悟的人都得走一趟，或者若干趟这条荒漠中的窄径——同任何人商量都是徒然。

当朋友们背弃我时，我感到伤心，却并不愠然。我感到负担反而是在自己这一边，当这班过去的朋友说，我从前是个多么平易可亲的人和作家，而眼前的难题简直莫名其妙时，他们是完完全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我早已不谈品味、风格，等等，我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我的语言的人。当他们指责我说，我的作品中已失去了美与和谐，可能还是他们有理。这些字眼徒然使我发笑而已——对于一个被宣判了死刑、在随时会倒塌的危墙之间奔突逃命的人来说，美与和谐到底有何意义呢？是否，与我夙来的信念相反，我根本就称不上一个作家，而我在美的领域里的汲汲追求，只不过是个错误呢？真相如何，对我也已不再重要了。我曾经历尽艰辛、吃尽苦头、通过了自己灵魂内的地狱之旅才获得的一切，大多成了不值一文的虚套，恐怕我一向引为自豪的天分或适任也是一种自欺而已。这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当初满怀虚荣和童真之乐而引为己任的追求也已荡然无存。我早已不把我的任务，或不如说我的救亡之路，寄托在诗歌、哲学或某门学科的领域，而是寄托在，让少许真正有生命力的和强韧的东西能够在我身上持续不绝，也寄托在对某些事物的绝对忠贞之上，也即我还能感觉到活在我身上的那些事物。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神。——后来，当这些剑拔弩张的时期过去之后，这一切就显得完全是两回事了，因为当初的实情和它们的名称已失去了意义，前日还被奉为神圣的，今天可能会被视为滑稽可笑了。

当战争对于我来说也终于成为过去，也就是在1919年春天，我就迁居到瑞士的一个僻静角落，并且隐居起来。由于我一生对印度和中国的智慧颇事涉猎（这是得自祖辈和父辈的家传），我又部分地把我的新经历用东方式的形象化语言写了出来，人们就常常称我为“佛教徒”，对此我只有暗自发笑，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之中，我所知最少的恐怕恰恰就是佛教了。可是他们说的也不能算全错，我到后来才发现，其中确实含着真理的一粟。假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不是痴想的话，我一定会顺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皈依一个旧式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天主教。我之所以会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天生对这些宗教感到亲近，而是出于一种追求反极的渴望，因为我不仅凑巧是两位虔诚新教徒的儿子，从性情和禀赋来说，我也是个十足的新教徒（这一点和我对当前新教教会的深刻反感并不矛盾）。而一位真正的新教徒总是对自己的教会像对别的教一样抗拒的，因为他的本质决定了他重视未来更甚于现在。在这一层意义上，说佛祖曾是新教徒也未尝不可。

自从这次蜕变之后，我对于自己的作家资格和文学作品的价值彻底失去了信心。写作对我不再是乐趣，可是一个人没有一点儿乐趣又不行，我即使在最艰难的处境下也没有放弃这一要求。我可以舍弃公正、理智、生命和人世的意义，我见识过，世界可以把这些微言大义抛个一干二净而照活不误——可是要我连一点点乐趣都不能有我却做不到。正是这份还企求些微乐趣的热望，成了我体内那微弱的一股火焰，有此一端，我才得以维系我的信念于不坠并且自信能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天地。我经常在一瓶薄醪之中寻找我的乐趣、我的梦、我对世事的忘怀，而它也往往助我匪浅，理应在此受到赞颂，但是它还不够。于是，有一天我又发现了一项新的乐趣。我年已不惑，但突然开始画起画来。我并不是以画家自居或想成为画家。可是画画真是奇妙，它使人更开心，也更有耐性。而且画完画手指总是红红绿绿，不像写文章只会把手指弄黑。对此许多朋友们也很不谅解。我总是不走运——每逢我打算做一件美妙的、能让我开心的而我又想做得不得了的事时，总是让人们不舒服。他们只愿看到，人人都保持老样子，一点不要改变面貌。可是我的面貌偏偏不肯安分，它就爱不时改变，不这样它就受不了。

人们还对我提出另一项指责，对此我自己也觉得颇有道理。他们说我脱离现实，说不论我写的诗文也好，画的画也好，都与现实不符。是的，我写作时经常忘记有教养的读者对一本正经的书的要求，更糟的是我对现实确实毫不尊重。我觉得现实是最不必在意的，它无处不在，无时不败兴，而美的、谈得上一点情调的事物却得之不易。现实是怎样也不能叫人满意，怎样也不能博得敬慕的，因为它是生命的信手之作和失意之笔。这个尴尬的、永远令人失望的和沉闷的现实却又是我们无论怎样也无力改变的，我们否定它，把自己想得强过它，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

那种人情之常的对现实的尊重在我的作品中已经是寥寥无几，而当我作画时，则往往树木长出了面孔，房屋或笑，或哭，或跳起了舞，但画里的树到底是梨树还是栗树，则扑朔迷离，大多数时候都叫人难以辨认。对这一指摘我当然无从抵赖。我承认，我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经常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童话，若不是借了法术之力，我所看到和感到的外部世界和我的内心早就脱节走调了。

我还做了一些傻事，比如有一次我对名诗人席勒说了几句无关宏旨的批评意见，立刻，整个西南德国的九柱戏俱乐部全都揭竿而起，宣布我是给祖国的神圣传统抹黑的人。可是现在，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已经学会，不再说任何亵渎神圣和使人面红耳赤的话。我认为这是个长进。

由于所谓的现实对我已无大意义，而重重往事常如今日之事占满我的心头，眼前的诸事诸物则又遥不可及，我就做不到像常人一样，把未来之事和过去之事分辨清楚。我有不少时间都生活在未来之中，这样一来，我的生平也就大可不必只写到今天为止，而不妨任其延伸下去。

下面我就简述一下我一生的完整轮廓。在1930年以前的几年内，我又写了几本书，此后我就收山不干了。有两位勤奋的年轻人曾在他们的博士论文中讨论过我是否算得上是个诗人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定论。他们在周详地考察了近代文学之后得到一个结论，认为在近代，那种造就诗人的灵液已经稀薄不堪，以致诗人与卖文者的区别已经无从鉴定。根据这一客观考查，两位博士学位候选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其中比较通达的一位认为，像这样诗意淡薄得可怜的作品已经不配再叫做诗，既然平庸的文艺作品不可能经久长存，不如就让那些自称为诗的东西自动寿终正寝好了。另一位则是个死心眼的诗的崇拜者，连那些诗意寥寥的作品他也对之优礼有加，因此他认为，宁可错把一百个非诗人封为诗人，也不要漏过任何一位，因为有可能他的血液中会有一滴来自诗的灵山帕纳塞斯。

我的常课就是画画和研究中国魔术，但也对音乐愈来愈醉心。我晚年的一项宏愿就是写一部像歌剧那样的东西，在这部大剧里，人的生命的所谓现实不很受到重视，甚至还被嘲笑，而是借神性的万千宝相闪耀出它的永恒价值。生活的魔术化与我很相投，我从来没能做一个“现代人”，我一直都认为霍夫曼的《金罐》，或甚至《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是比所有的世界史和自然史更有价值的教科书（其实在这些史书中我也总读得出精彩的寓言）。我已经步入了生命的那个阶段，那里，继续塑造一个已成型的、鲜明得几乎过头的个性并且还要进一步加深其鲜明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代之而来的是要求自己去做到，听任我这天生之材淹然物化，而且出于不甘沦为陈迹，把自己归宿到永恒的、忘却时间的行列中去。在我看来，要表达这一思想和心境，只有通过童话才办得到，而歌剧又是童话的最高形式，这或许是由于我对于我们横遭误用和奄奄一息的语言中的文字戏法已无多大信心，而音乐于我却还是一棵生机盎然的树，它的枝头上还能结出乐园里的苹果。我要在我的歌剧中完成我在写作中一直未能全盘如愿的工作：赋予人的生命以更高更美的意义。我要赞美自然，描述它的发展，后者到了某一时刻就会被命定的痛苦驱向精神，即自然的遥远的对极，而摆动在自然和精神这两极之间的生命就应该像彩虹横空那样绚丽多姿和尽善尽美。

可惜的是，我始终未能完成这部歌剧。这情形就和我的写作经历一样，当我发现，一切我认为该说的，早就在《金罐》和《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被说过了，而且比我所能做到的精纯何止千倍时，我就只有搁笔兴叹了。我谱写我的歌剧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正当我做了多年音乐方面的准备并且写完几种剧词的草稿之后，我再度尽可能深入地在脑海中复演了一遍我这部作品的内在意义和内容，这时我才突然如醍醐灌顶，原来我在我的歌剧中所苦苦追求的，早已在《魔笛》中被精彩万分地表现无遗。

于是我只好把这件工作弃置一旁，转而把全副精力用在实实在在的魔术操演上。我的艺术家之梦或许只是一种自欺，写出《金罐》或《魔笛》那样的作品或许我力有未逮，但是玩魔术我可是天赋过人。为了探究所谓现实的无常与变化之道，我原来就对《老子》和《易经》颇事钻研。现在我运用魔术之力来随心所欲地变化现实，不瞒大家说，这可真是其乐无穷。不过我也得承认，我并没有老守着那块被人称为造福的所谓白魔术的净土，而是受到心里那股不安分的火苗的驱使，越来越涉足作祟的所谓黑魔术的疆土。

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刚被两所大学授以名誉博士不久，我就因为利用魔术诱拐一位少女而受到法庭指控。在监狱里，我请求允许我继续画画，当局接受了我的请求。朋友们给我带来颜料和面具，我就在我牢房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小小的风景画。我终于又重新回到了艺术，我尝试当个艺术家，认定所遭遇的一切挫折都不能阻止我，再度重倾这琼浆玉露的金杯，再度像个嬉戏中的儿童那样，在自己面前建造一个可爱的游乐世界，再度把智慧和抽象的学问弃若敝履而重注于原始的制造搬弄之乐。我又画画了，调色、润笔、再度酣饮这无穷无尽的魔力：朱色的嘹亮之音、黄色的丰满之音、蓝色的深沉之音以及它们所混成的音乐，直至隐没在遥不可及的、苍白的灰色之中。我快乐地、童真地玩着这创造的游戏，我牢房墙上的风景画就这样画成了。这幅风景包含了曾为我一生带来欢乐的一切：河流与山脉、海水与云彩、收获的农夫，以及一切使我赏心悦目之物。在画的中央则是一列小小的火车。它正朝着一座山驰去，车头已经驶进一座小山洞，活像一条头已经钻进苹果的毛虫，洞口则冒出一团团的黑烟。我还不曾有过哪次游戏像这次这样令我陶醉，重返艺苑之乐不仅使我忘了我是个囚徒，是个被指控者，而且今生今世恐怕难有重见天日的可能——我甚至忘了练习魔术，因为我觉得拿起蘸着稀薄的油漆的画笔，随便画棵小树，或画片小云，就深合魔术之道了。

在这期间，早就和我一刀两断的所谓现实则施尽一切手段，来嘲弄我的梦，不停地想要把它砸个粉碎。我几乎每天都得被押到一间邪乎透顶的房间，那儿，一群面目可憎的人坐在一大堆案卷之间，对我盘问训斥，对我的话则摆出一副不可轻信之态，他们时而当我是三岁孩童，时而又当我是个江洋大盗。一个人其实用不着做什么被告就足可领教这一套由衙门、文件和档案所形成的莫测高深而又实实在在的地狱世界。在人类挖空心思才设计而成的形形式式的地狱之中，我认为上面所说那种应该被推为地狱之最。哪怕你想搬个家或结个婚，领个居留证或护照，你就得置身这所地狱之中，在堆满纸张的闷人房间里度日如年，被一些无精打采却又匆忙仓促、拒人千里的人盘问申斥，你的最简单、最真实的陈述一概被视为谎话，你一会儿像个小学生似的被对待，一会儿又像个凶犯。当然，这滋味谁都领教过。要不是我的颜料不断地带给我安慰和欢乐，要不是我的画，那小幅美丽的风景赐予我新鲜空气和生机，我早就在这卷宗之狱中被闷死，或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有一次，我正站在我牢房墙上的画前，看守又带着那烦人的传讯书跑来，又要把我从我的快乐工作中硬拉出来。我心头突然泛起一丝倦意，一股说不清的、对整个这套折腾和这整个残忍的、无灵性的现实的厌恶之感油然而生，我感到，该是了结这番折磨的时候了。既然我被禁止不受干扰地继续我的无辜的艺术家游戏，我就不得不运用一下那个更认真的，我毕生花了多年心血在它上面的艺术了。没有魔术，在这世界上是活不下去的。

我默诵了一遍那条中国口诀，屏息站在画前一分钟，我的精魄就离开了这现实的虚妄之境。我友善地请看守们稍候片刻，说我得登上我画中的火车，在上面查看点东西，他们像往常一样笑了起来，以为我是个疯子。

于是我就把自己变小，直向画里走去，我乘上那小火车，驰进那黝黑的山洞，起初人们还能看到从洞口冒出的团团黑烟，一会儿烟就消散了，整幅画和我也跟着杳然不见。

看守们不知所措地愣在当场。

（欧凡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