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者在大自然与艺术面前总是无所适从。一会儿蔑视它们，一会儿又迷信般地高估它们。为古老艺术品付出百万高价或为鸟类、野兽、印第安人建立保护区的人就是他。

敬畏是虔诚者的信仰与生活感情的依据。其表现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自然有强烈的感觉；一是相信有一个超越理性的世界规则。虔诚者虽然视理性为一个挺好的才能，但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足以用来彻底认识，更不要说用来主宰世界的手段。

虔诚者认为，人是为地球服务的一分子。在死亡与生命有限的恐怖降临到他身上时，他则使自己相信创世者（或大自然）也是通过此种使人畏惧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的；他不认为对死亡的试图忘却或抵抗是件好事，相反，既能敬畏且又虔诚地献身于一个更高的意志才是好事。

他不相信进步，因为自然而非理性才是他的模本，而且还因为他在自然中觉察不到进步，而只觉察到无数种看不出有何最终目标的生命力的生生死死与自我实现。

虔诚者有时候容易对理性者产生憎恨与过激的情绪，圣经里充满了有关对无信仰与世俗理想的过激行为的可怕例子。但是虔诚者在处于少有的最佳状态时，他也能感受到那种精神体验的闪光而使他相信，理性者在崇高理想名义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与粗暴，以及一切战争、一切迫害与奴役，最终都是服务于上帝的目的的。

虔诚者不追求权力，逼迫某人做某事是他最不愿干的。他不喜欢发号施令，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可是，他对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却过于消极，容易陷入清静无为和自我沉思。他经常仅满足于心怀某种理想，却不去为其实现而奋斗。既然上帝（或大自然）比我们人更为强大，他也就不愿意多加插手。

虔诚者很容易对各种神话有所偏爱。虔诚者会憎恨或蔑视，但他却不会迫害或杀害他人。苏格拉底或耶稣绝不会是迫害者或杀害者，而永远是受难者。可是，虔诚者经常轻率地使自己承担不轻的责任。对不能积极地去实现他美好的理想，还有对他自己的毁灭以及敌人因杀了他而承担的罪责他都负有责任。

虔诚者将世界神话化，又经常不将它当一回事。他总是那么倾向于游戏人间。他不教孩子，而热衷于夸奖他们。虔诚者总是那么倾向于不相信他的理智。

在自然与艺术面前，虔诚者总是那么很有把握，潇洒自如，而在教育与知识面前他却不知所措，难以适从。一会儿将后两者视为废物而不能公正对待，一会儿对它们又迷信般地过高估计。举一个撞到一起的极端例子：比如一个虔诚者将自己置身于一台理性机器中，他在一场他不愿意参与但又受理性者指使的审判或战争中死亡——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总是有责任的。理性者要负的责任是因为有死罪、有监狱、有战争、有大炮的存在。而虔诚者并没有在对消除这一切有何作为。在世界史中有关虔诚者被理性者杀害的例子没有比苏格拉底与耶稣的审判更形象、更象征性的了：对两者的审判都呈现了一种恐怖的双义性特征。难道雅典人，难道彼拉多[2] 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借口而又不失威信地使被告获得释放吗？难道苏格拉底，难道耶稣除了以一种英雄式的受害残酷性使敌人背负错判之责并以死来战胜他们之外，就不能以较轻微的消耗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吗？肯定能。但悲剧是不能避免的，因为它们并非事故，而是两个对立世界的冲撞。

在以上的分类中，我处处把“虔诚者”与“理性者”对立起来，但希望读者自始至终能明白对这两种称呼的纯粹的心理学含义。当然从表现上看来，以往经常携刀带剑的是“虔诚者” 而流血的是“理性者”（如在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时期）。然而，对我来说，虔诚者不一定是神父，理性者不一定是乐于思考的人。当西班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把一个“无神论者”送上火场时，审判者是理性者、组织者、强者，其牺牲者则是虔诚者。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我的分类模式有点极端，我完全无意认为，虔诚者一定没有奋斗精神，理性者肯定与天才无缘。在两个阵营里都成长着天才，焕发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也应该是一个吧）这些“理性者”我都视为天才。另一方面，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虔诚者和反暴力者毕竟为了“追求实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其实，我觉得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一个标志是：他虽然代表他类型中一个特别成功的典型，但同时对对立极又有一种隐蔽的[2]渴望，对他的对立类型在心中怀有一种无言的尊重。纯粹沉湎于数字的人绝不是天才之料，纯粹沉湎于灵感的人亦如是。某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似乎恰恰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中摆来摆去，他们受控于两种根本相互对立，却不相互抵消反而相辅相成的天赋；虔诚的数学家（如帕斯卡尔）就是这类众多的例子之一。

既然虔诚与理性的天才能相互了解得很好，相互暗暗地爱慕对方，一个被另一个吸引着，那我们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体验一向也就是理性与敬畏的和解，即把两大对立面视为对等存在的认识。

结束语：

最后如果我们把两种模式互相应用于对方，即把人成长为人的三阶段模式应用到人的两种基本类型，我们会发现，三阶段的意义对两种类型的人虽说是相同的，但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相同点上，两种类型人的危险和希望却不相同。对两种类型的人来说，童年与无罪的阶段是相同的。但两种类型的人在走向人成长为人的第一步时，在走进善与恶的世界中时，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虔诚者会更像儿童，他不会急着要，也不甚愿意离开天堂而去体验有罪之生。然而他将在下一个阶段——从有罪到彻悟的阶段，具有更强壮的翅膀。他其实会尽可能地不去想中间的阶段（弗洛伊德称之为“文化中的不适”），尽可能地去摆脱它。由于他在有罪与不适的世界中确实感到格格不入，他在某种情况下将较容易地上升到下一个解脱的阶段。然而，偶尔他也会很容易想要并成功地逃回儿童时期的天堂，逃回无善恶、无所谓责任的世界中去。相反的，在第二阶段，在有罪的阶段中，在文化、文明、有作为的阶段中，理性者确实感到很自在。他很快会忘却童年的最后遗迹而不受其干扰，他喜爱工作，乐于接受需要担负责任的职务；他既不怀念失去的童年，亦不热切渴望从善恶中解脱出来，虽然这种体验也是他所渴望并能办得到的。比起虔诚者，他较容易相信道德与文化所提出的问题都可获得解决；然而，他却较难达到绝望的中间状态——即体验到他一切努力的失败及主持正义的无谓。但当绝望降临时，也许他不会像虔诚者那么容易受诱于逃入成人之前的世界中或不用担负任何责任的状态中。

在无罪的阶段中，虔诚者与理性者之间的对抗有如不同天赋孩子之间的对抗。

在第二阶段中，成为有知之人后，两个对立极的对抗已具有国家行动性质的激烈性、狂热性和悲剧性。

在第三阶段中，这两类对抗者开始认识对方，不再是认识到对方的相异性，而是认识到相互的依赖性。他们开始爱慕对方，开始想念对方。由此就有可能开发人的本质；然而这种开发至今尚未呈现在世人眼前。

（胡祖庶 译）

[1]　上述四人分别指非犹太裔耶稣使徒保罗（Paulus），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B. Pascal），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 Luther）与西班牙贵族与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伊格纳修斯（Ignatius von Loyola），他们都因为曾经历过一场特殊的体验而实现了人生的转折。

[2]　彼拉多（Pilatus），审判耶稣的罗马帝国的一个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