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跟他走的，经他亲口阻止，载重过多怕翻船，不防留在贼船上，他回去竟一字不提。递解

回国途中，军舰触礁，来不及一一解除手镣脚铐，淹死了四个。这三个人侥幸没死。开审

时，又幸而有邦梯号上的事务长代为分辩，终于无罪开释。布莱不在场，已经又被派出国第

二次去南海取面包果。

这时候距案发已经三年，舆论倒了过来，据密契纳说，是因为克利斯青与另一个叛党少

年士官，两家都是望族，克利斯青的哥哥是个法学教授，两家亲属奔走呼号，煽起社会上的

同情。而且布莱本人不在国内，有人骂他怯懦不敢对质，其实他早已书面交代清楚，并且还

出版了一本书，说明事件经过。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日久事明”，军事法庭第二

次审这件案子，结果只绞死三名水手，白颜等三人判了死刑后获赦。

十八世纪末，英国海军陆续出了好几次叛变，都比邦梯案理由充足，最后一次在伦敦首

善之区，闹得很大。但是镇压下来之后，都被忘怀了，惟有太平洋心这只小型海船上的风

波，举世闻名，历久不衰，却是为何？未必又是克利斯青家庭宣传之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

似乎是：只有这一次叛变是成功的。不能低估了美满的结局的力量。主犯几乎全部逍遥法

外，享受南海风光，有情人都成眷属，而且又是不流血的革命，兵不血刃，大快人心。出事

在西历一七八九年，同年法国大革命，从某些方面说来，甚至于都没有它影响大。狄更斯的

《双城记》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人对法国革命的感觉，同情而又恐怖憎恶，不像邦梯案是反抗

上司，改革陋规，普通人都有切身之感。在社会上，人生许多小角落里，到处都有这样的暴

君。

布莱除了航海的本领确是个人才，也跟克利斯青一样都是常人，也是他成为一个象征之

后，才“天下之恶皆归之”。邦梯事件后二十年，显然已成定论。船名成了他的绰号：“邦

梯·布莱”。但是官运亨通，出事后回国立即不次擢迁——军事法庭上法官认为有逼反嫌

疑，责备了他几句，那是没有的事，影片代观众平愤的——此后一帆风顺，对拿破仑作战，

又立下军功。生平下属四次叛变，连邦梯出事后归途中的一次小造反算在内。最大的一次叛

乱，是他晚年在澳洲做新南威尔斯州长，当地有个约翰·麦卡塞，现代澳洲教科书上都称他

为伟大的开荒畜牧家，奠定澳洲羊毛的基础，但是同时也是地方上一霸，勾结驻军通同作

弊，与州长斗法，手下的人散布传单骂“邦梯·布莱”：“难道新南威尔斯无人，就没有个

克利斯青，容州长专制？”

布莱无子，有六个女儿，那次带了个爱女与生病的女婿，到锡尼上任。现在的大都市锡

尼，那时候只是个小小英属地，罪犯流放所。布莱的掌珠不但是第一夫人，而且是时装领

袖，每次有船到，她母亲从伦敦寄衣服给她。一次寄来巴黎流行的透明轻纱长袍，粘在身

上。——法国大革命后开始时行希腊风的长衣，常用稀薄的白布缝制，取其轻软，而又朴素

平民化，质地渐趋半透明。那时候不像近代透明镂空衣料例必衬里子，或穿衬裙，连最近几

年前美国兴透明衬衫，里面不穿什么，废除乳罩，也还大都有两只口袋，遮盖则个。拿破仑

的波兰情妇瓦露丝卡伯爵夫人有张画像，穿着白色细褶薄纱衬衫，双乳全部看得十分清楚。

拿翁倒后，时装发展下去，逐渐成为通身玻璃人儿。布莱这位姑奶奶顾虑到这是个小地方，

怕穿不出去，里面衬了一条长灯笼裤，星期日穿着去做礼拜，正挽着父亲手臂步入教堂，驻

军兵士用肘弯互相抵着，唤起彼此注意，先是嗤笑，然后笑出声来。她红着脸跑出教堂，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