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陈衡哲

胡适之来函抗议

编辑先生：

承贵社赠阅《十日谈》，至今感谢。每次收到之后，总是家中的孩子们先拿去看，有时我竟看不到。昨天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拿了《十日谈》第二十六期来——这一期是我没看过的——他们指出其中的“文坛画虎录”中“陈衡哲与胡适”一条来给我看。他们对于这一条当然很生气，认为有恶意的造谣毁谤。我看了这一条，也感觉贵社殊不应登载这种全无根据的攻讦文字。所以我写这封信给先生。

“文坛画虎录”前面有五条简章，其中第二条声明须“事属真实”；其第三条声明“投稿者不得借本栏为攻讦他人之用；凡含攻讦性质之稿，恕不刊登”。

今查“象恭”先生此文，事既绝不“真实”，又明明含有“攻讦他人”的作用。试举其中数点为证。

一、此文说陈女士留学美国时，与胡适“相见的机会甚多”，事实上，我与陈女士留学并不同地，只有1917年4月7日任叔永君邀我同到她的学校，见她一面。不久我就回国了。直到三年后，1920年的夏天，她和任君同回国时，我在南京才和她有第二次的相见，那时他们早已订婚；他们的婚约就是在那时宣布的。

二、陈女士与任叔永君做朋友，起于1916年的夏间；我最初知道陈女士的文字，都是间接从任君方面看见的。后来我做了《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因为向她征求文稿，才和她通信。以后1917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也是任君邀我陪他去的。所以我认识陈女士完全是由任君介绍的。今“象恭”君文中说我因为拒绝了她结婚的要求，“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我的朋友任叔永了”。这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诬辞。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这些事都是我们一班人所深知的。“象恭”君此文中说我拒绝了“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这是对于一位女士最无礼的诬蔑与侮辱，我不能不向贵社提出抗议，贵社对此文应该有负责的道歉。

四、“象恭”君此文中有许多字句是显然存心攻讦的。上文所引“自投送门”一语便是明例。又如他说胡适“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请问他特别用引号标出的“负责”“他的朋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心布出疑阵，借此攻讦我？又如他在最末说任先生夫妇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请问先生，这种文字是不是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我对这些，也不能不向先生提出抗议。

以上所说，都可证明此文所述既不“真实”，又是存心“攻讦他人”。先生既已刊登此文，当然应负责任，所以我请求先生将我这封信不删一字地刊登在下一期的《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请求先生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敬上二十三年（1934）8月13日

这封“胡适之来函抗议”，原登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8月30日发行的《十日谈》第三十九期。《十日谈》是当时的一个旬刊，逢十出版。编辑人是杨天南，社址在上海平凉路。这是一个寿命不太长的杂志，发行到四十八期［二十三年（1934）12月30日］，就在一次被勒令停刊一期后，再被勒令永久停刊。

这封胡适的抗议书，原是为了《十日谈》的一篇文章而起。二十三年（1934）4月20日第二十六期的《十日谈》上，有一个专栏“文坛画虎录”，内有“象恭”写的一篇《陈衡哲与胡适》，原文如下：

女作家在中国文坛上露头角的，除了风头出得蛮健甚至家喻户晓的冰心、丁玲等几人外，陈衡哲女士，诸位也不应该把她错过的，如果诸位读过她的《小雨点》《高中西洋史》的著作，我想对这位女作家，当有相当的认识。

她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中年，美国前期留学生，去年曾二度出席太平洋学会，风头之健，固不亚于冰心。凡是读过她的小品文字（如《小雨点》），我们对于这位女作家思虑的周密细致，不能不致相当的敬意，我们更明了她是一个对哲学有研究的人，虽则她的书法，幼稚得和蒙童学生不相上下。

陈女士的外子，是中国有名的科学家任叔永——鸿隽——先生，她怎样嫁给任先生的，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伤心史，大约他们永久不会忘记这个记忆吧！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么？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

胡先生是旧式大家庭的子弟，对于婚姻也早就给母亲一手包办来的，在他未出国之前，胡适先生的老堂想先替他结了婚再出国，但胡先生没有答应，他愿意归国后成亲。然他的未婚妻就这样的怀疑着：留学生归国后，大都喜欢讨一位碧眼红唇的外国太太，哪里还有家乡的黄脸婆儿在他的心中呢？胡适先生对这层极力声辩：“我胡适绝不。”这句话，总是不能绝对取信于他的未婚妻的。

他为了守这一诺之约，对于陈女士的要求毅然的拒绝了，但是他觉得这是太辜负敬爱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陈衡哲虽然和任先生结婚了，但是他们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对“陈衡哲与胡适”之间一段往事的探讨。陈、胡之间的“情史”，本是由来已久的一项传说，并不始于二十三年（1934）出版的《十日谈》。《十日谈》所楬橥的文字，只不过是使这一项由来已久的传说更明朗化，再加上胡适本人——传说中的当事人——打破沉默，有所辩白和澄清，所以这封信的史料价值，也就显得更不寻常。

《十日谈》的编者在登出胡适的抗议书后，曾附加了一段按语：

编者按：二十六期本栏象恭先生所投记《陈衡哲与胡适》一文，编者当时并未觉得其中含有攻讦毁谤之意，以为不过钦佩胡先生的千金一诺而已。至于是否事实，则编者但凭常识，加以判断，因欲一一实地调查，是不可能的。男女间常有、可以有的事体，编者不能断定其没有，所以那时以为那是事实了。不过文中措辞，的确有失于轻薄之处，那是编者失检，以致看来好像含有恶意了，其实倒并不如此的。我想作者象恭先生也不会想故意毁谤任夫人和胡先生。我们想男女间的爱情，是很平淡而自然的，无论由男的发动或女的发动，都是很平常的事件，并不严重，所以说一女人和男子生爱情，对于女人并不是侮辱，只有那封建余毒未曾铲净的，才会想到女人不可和男人讲爱情，一讲便有失身份。所以不能是侮辱，因之也不成为诬蔑。问题的焦点，只在是否有此种事实而已。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况且胡先生本人出来否定，当然是没有了，那么我们绝不想文过饰非的。但须申明，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断然没有的。然而我们仍愿虚心坦怀向被误解的任先生任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维原宥，专唱肥喏！

这段按语在措辞上，许多地方显然表示并不完全认错，编者用到“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语气，言外之意，好像还是不能信其无。

关于这件“疑案”，合理的推测只能及于“大胆的假设”而已。胡适当时虽然留学去美，可是江冬秀已经进了胡家的门，所以胡适的身份是订过婚的人。从一个订过婚的人的立场来看，胡适抗议书的理由，便很耐人寻味了。胡适说他和陈衡哲“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原因竟不提他已经订婚，而是——

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

胡适自己所举出的这两条反证，看来都是很消极的。胡适既不把自己的已经订婚当作有力的证据，似乎也难怪别人有所猜测了！

陈衡哲字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学历史，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胡适在1962年1月18日，还跟陈衡哲的女儿、儿子（任以都、任以安）通过信。这时候，陈衡哲刚刚在大陆去世，胡适已有所闻。这次通信后三十七天，胡适也死了。他们的故事，也只有留待历史家或有志于给他们写传记的人去玩味和探讨了。《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五期1967年5月

胡适和章炳鳞

章太炎（炳麟）致沈延国信

延国鉴：

来书举王论“嚼弓筋”一条，引入之说，不叙来历，此乃近人通病。王原书中袭吾“新方言”说者，亦复不少，更不必以剿袭胡适之说为讥也！但胡于语言文字向来粗疏，此条乃适确当为王所袭，如鲁失宝玉大弓耳！若吾则昆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并不患人拾去数块也！此复，即问近好。麟白10月24日

这封章太炎的信，是写给他的学生沈延国的。沈延国曾是章太炎主编下《制言半月刊》的三编辑之一（另外两位是孙世扬和潘承弼），章太炎死后，沈延国曾写了一本《记章太炎先生》的小书，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在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

章太炎写这封信的时间在民国二十三四年，正是他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时候，信中的内容是很明显的在挖苦胡适，他说他章太炎自己的学问，像是“昆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不怕别人偷；可是胡适就不同了，胡适的学问一被人偷，就像鲁国丢掉了“宝玉大弓”，等于失掉了国宝，国宝一失掉，府中就空无所有了。

章太炎到底是“国学大师”，他挖苦人，也用绮辞典故，这是他功夫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幽默。

章太炎为什么要这样挖苦胡适呢？这话追溯起来，要直推到五四以前。

在民国六年（1917）的9月里，胡适以一个留美博士的地位，到了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的天下，可以说是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的教授主力中，大都出身章太炎的门下，像黄侃（季刚）、朱希祖（逿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沈兼士等，都是太炎的嫡系，并且都可说是东洋派（留日派）。这些教授们的普遍特色，是国学根底都很深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可说都在胡适之上。一般留美的学人，按说在这种气氛底下，实在应该教些“西洋哲学史”等外国学问，而避免在国学上与东洋派抗衡，可是胡适却不如此，他居然在专家环伺的北京大学里，教起“中国哲学史”来。当然，在那种环境里，胡适跟太炎系的教授们，自然会有分合的场面，例如他跟黄侃就分得很远，跟钱玄同就合得很近，跟周树人就合而又分。胡适对章太炎，由于钱玄同的缘故，起初保持着很大的敬意，据说他读的一些太炎的艰深著作，还得力于钱玄同的指点。胡适在民国八年（1919）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再版自序”里，曾提到：“我做这部书……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逿先两位先生对于这部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些话，都是对太炎师徒们很表示好感的话。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的一部最早用新式标点的书，“凡例”中有标点符号的说明，尤为特色。据说胡适在书出版后，曾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署“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太炎”和“胡适”四个字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不料章太炎却弄不清这些，当他看到自己名字旁边多了一条黑线时，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后来当他看到在“胡适”两个字的右边，也有一条黑线，才消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胡适在旧学根底上，虽然比章太炎差得很远，但是因为他受了西方的教育，在治学方法上，占了旧式中国学者所占不到的便宜，用新法治旧学，成绩自亦不同。他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曾列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在他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前，就曾写过《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第一卷第七号）、《吾我篇》（《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9月号）等文字，其中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都有不少微词。从胡适这些文字里，我们不难发现：不论从学术的见解上或是事实的演变上，胡适在北大文学院里，都无法加入太炎系，他最好独树一帜。

在独树一帜的情况下，胡适与章太炎之间，曾发生了一次尖锐的冲突，这就是民国十年（1921）关于墨学的争执。这个争执的起点是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墨学谈》一文，里头涉及章太炎和胡适。章太炎看后，写了一封信，骂到胡适，原信如下：

行严吾弟鉴：

览《新闻报》，见弟有《墨学谈》一篇，乃知近亦从事此学。所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非半勿一条，与惠氏百取舍不同，义亦未经人道。端为无序而不可分，此盖如近人所谓原子分子，佛家所谓极微。以数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万世不竭之义。以物质验之，实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动之旨。此乃墨氏实验之学有胜于惠，因得如此说尔。名家大体，儒墨皆有之，墨之经，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论自有所为，而非泛以辩论求胜：若名家则徒求胜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处。弟能将此发挥光大，则九流分科之指自见矣。吾于墨书略有解诂，而不敢多道者，盖以辞旨渊奥，非一人所能尽解；若必取难解者而强解之，纵人或信我，而自心转不自信也。至适之以争彼为争彼，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说文诐字本训辩论。假令训诂说经，则云辩争诐也，自可成义。然墨经非尔雅之流专明训诂者比。此以为说，乃成语尔），盖所失非独武断而已。

暇时或来一谈，更慰。此间起居康胜。兄炳麟白11月6日

胡适看到了这封信很不服气，乃卧病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

行严先生：

这几天在《新闻报》上看见先生的《墨学谈》和《章氏墨学一斑》，颇牵及我从前关于墨辩的一点意见。病中久不读古书，行箧中又没有这一类的书，我本想暂时不加入讨论；但先生论墨辩“辩争彼也”一条，谓我武断，而令兄太炎先生则谓我“所失非独武断而已”，鄙说之是否武断，我不愿置辩，我觉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话，却使我不能不辩。

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先生倘看见太炎先生，千万代为一问：究竟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尊文所论诸事，较之此点，都成琐屑细节了。客中不暇一一讨论，乞恕之。胡适敬上11月13日夜

章士钊把胡适的信转给“吾家太炎”（章太炎是杭州人，章士钊是长沙人，章士钊所以老是跟国学大师攀亲人，是由于章太炎、士钊、邹容三个人曾“约为昆弟交”，事见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容墓表》）。

章太炎乃回信给“行严吾弟”如下：

行严吾弟足下：

前因论《墨辩》事，言治经与治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适来之书，谓校勘训诂，为说经说诸子通则，并举王俞两先生为例。按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经多陈事实，其文时有重赘；传记申经，则其类尤众，说者亦就为重赘可也。诸子多明义理，有时下义简贵，或不行增损一字；而《墨辩》尤精审，则不得更有重赘之语。假令毛郑说经云，“辩，争彼也”，则可；墨家为辩云，“辩，争彼也”，则不可。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

更申论之：假令去其重赘，但云“辩，争也”，此文亦只可见于经训，而不容见于《墨辩》。所以者何？以《墨辩》下义，多为界说，而未有为直训者也。训诂之术，略有三途：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凡《说文》用声训者，率多此类）。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

《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斋之为言齐也；祭者，察也，古传记抑或以此说经，其后渐少）；其在墨辩者，则专用界说，而直训与语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几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说者也。点线面体，必明其量，而不可径以直训施之。假如云，“线，索也”，“面，幂也”，于经说亦非不可，于几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为例，虽举一“争”字以说“辩”义，在墨辞犹且不可，而况“争彼”之重赘者欤？

诸子诚不尽如墨辩，然大抵明义理者为多。诸以同义之字为直训者，在吾之为诸子音义则可，谓诸子自有其文则不可。

前书剖析未莹，故今复申明如此，请以质之适之。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非求胜于适之也。兄炳麟白11月15日

章太炎虽然“非求胜于适之”，可是胡适还是不放过，他又写了第二封信：

行严先生：

那天晚上，得闻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论，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读太炎先生给先生的信。信中所说，虽已于那天晚上讨论过了，但为《新闻报》的读者计，想把那晚对太炎先生说的话写出来，请先生代为发表，并请两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的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

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的功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二语，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当读“他”。王闿运虽校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以是言之，王俞诸先生之暂为初步，其谨慎真不可及了！

我本不愿回到《墨辩》“辩争彼也”一条，但太炎先生既两次说我解释此条不当，谓为语、谓为重赘，我不得不申辩几句。

《经说上》原文为三条：

攸，不可两不可也。

辩，争彼也。

辩胜，当也。

《经说上》云：

彼，凡牛枢非牛，两也，非以非也。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攸字吴钞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为佊字之讹，理由有三：一、彼字篆文，最近佊字，而与从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讹为彼，此因钞胥不识佊字，改为彼字，有论语彼哉彼哉一条可为例证。三、彼字之义，《墨经》训为“不可两不可”，此为名学上之矛盾律，《经说》所谓“不俱当必或不当”，释此义明白无疑。此种专门术语，绝无沿用彼字一类那样极普通的代名词之理。而诐字有论辩之义，佊诐同声相通假（佊字埤苍训邪，是与诐颇通用），故定为佊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