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胡适、高宗武这种看法却未免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他们对日本“政”与“军”之间鸿沟的真相与背景，当时无法了解。

原来在七七事变时，日本的近卫文麿刚做了首相不久。他对跋扈的日本军方，实在没有多大影响力。当时日本军人在中国制造事件，根本就不告诉他。不但不告诉他，甚至连陆军省也不告诉。日本中间层的军人们总是一意孤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甚至扣押近卫首相的和平使者宫崎和狄山，可见他们根本没把文人内阁看在眼里）。

当时日本的军界里有两派，照重光葵《昭和之动乱》的说法，两派是：

苏联派——以主张对付苏联为主。认为占领中国华北的目的主要在做东北的外围与屏障，防止苏联来染指。代表人是多田参谋次长、石原第一部长。根据地是参谋本部；

中国派——以主张对付中国为主。认为要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代表人是杉山陆相、海津次官。根据地是陆军省。

近卫首相最初不晓得日本军界里有这么对中国的两派意见。他最初派出去的华北统帅，是个中国派的寺内大将，这正好是火上加油，中日军事冲突便很快地开始恶化起来。于是，在苏联派石原第一部长的压力下，费了好大的气力，才算把中国派的杉山陆相挤掉。可是，太晚了，中日的冲突已经不可收拾了。

近卫首相在他的《近卫手记》里曾记过这样一个故事：日本在中国华中统帅松井大将出发前，近卫首相和杉山陆相一起到东京车站送他。松井一再说他要打到南京，请首相谅解。近卫转问杉山陆相说：“陆军是不是准备打到南京？”

杉山陆相答道：“松井虽然这样说，但恐怕不必到南京，打到芜湖一带就行了。”

可是事实上，不但打到南京，并且还打到了汉口！近卫回忆说，这些军人们也许并非有意骗他，只是从他们的谈话里就看到军人们根本缺少计划和节制，他们只是顺水推舟罢了！

日本当时这种军人专横的内情，绝非出身公卿华族的近卫文麿所能为力，也非中国的和平主义者所能回天，可是胡适、高宗武哪里会明白？在卢沟桥事变后，按照庐山会议原有的决定，日本占领平津，中国就决定抗战，但高宗武却向当局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事态至今，若一步错误，全东亚之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折冲之责，请任之宗武。宗步当以热诚，说服近卫，借近卫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折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国，并防止亚洲之破灭，在此一举。

这是很苦口婆心的如意算盘。这个算盘的打法，是基于近卫首相的“政治力量”，这是很悲惨的预计，当我们读到后来发表的《近卫手记》，我们真要为一切没有枪杆的“热诚”者叹气了！

高宗武采取行动

据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记录，高宗武的建议提出后，“汪兆铭对高宗武之言即表赞同之意，蒋委员长则对高之建议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高宗武遂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的时间，就是7月31日。高宗武透过的关键人物是吴震修。吴震修留学日本，当时是南京中国银行分行经理、南京银行公会理事长、扶轮社南京分社干事长，有点势力。当时他住南京江苏路43号，隔邻的47号住的就是日本的西义显，两人过从甚密。31日下午，高宗武把西义显约到吴震修家，此后经过，龚德柏根据西义显《悲剧之证人》等书，浓缩如下：

31日下午召西义显至吴震修家，告以高宗武向蒋汪之建议，请西义显赴大连，借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之力，策动近卫，请其发动政治力量，以救东亚之危机。

西义显于﹝8月﹞10日早晨会见松冈洋右，说明来意。松冈默然听其报告后，大声斥曰：“你真多事，”松冈说明他的意见，谓现在大势已去，无法挽回。

但是最后，松冈还是叫西义显试试看——

松冈给了西义显一笔巨款和一封很长的介绍函，使赴东京见近卫。但他见近卫之日，上海﹝八一三﹞全面战争已起，故吴震修、高宗武、西义显等的谋和计划，已无从谈起了。

和平的幻梦自此完全破灭。但在没破灭之前，从高宗武到胡适，都努力力挽狂澜，要造一件奇迹。胡适本人，把这个奇迹的达成，完全冀望在高宗武身上，他在痴痴地等。胡适8月1日日记：

今早6点50分，蒋先生召集一个扩大纪念周，听说他报告的是中央军与飞机何以不上去的说明等事。

今天高君无报告。

与Fichex吃饭，同座者有一位Dr.Abegg，是记者。

这一天，日本飞机已经在郑州上空开始扰乱，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了。8月2日，胡适记下他“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细则：

寄梅先生约吃午饭。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二、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三、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一、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恢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二、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7月7日以前之疆土状况。

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在日本飞机猛炸南口的暴行里，胡适还在做这种“谋五十年之和平”的好梦，这真是标准的“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了！

战中求和

十六年前，王世杰对姚从吾和我回忆说，庐山谈话会，胡适抵达的下午，王世杰陪他去见蒋委员长，胡适表示：北方军人说政府不管他们了，他主战，以战争支持北方军人。胡适为一个工友题字，也提“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主战字句。不料庐山谈话会以后，胡适又不主战了。胡适写了一封信给蒋委员长，请王世杰代转，王世杰拒绝，并写了一封信反问胡适，说他立场前后矛盾。胡适死前一个月，特别将王世杰给他的信，做了一份抄本，还给王世杰留存。王世杰又说胡适当时极力想劝蒋委员长避免对日本全面作战，他曾有书面意见托汪精卫转交。

王世杰所指的信或书面意见，内容自是胡适8月2日日记所包括的意思。

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二十四年（1935）6月27日，胡适先有过一封信给王世杰，表示他基本立场：

老实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装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都感觉难受。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十年的喘息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息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做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封信足以说明胡适和战立场的关键：能屈辱以求喘息，则应屈辱以求喘息；屈辱喘息而不可得，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去“乱战”一通，从“长期苦痛里”寻找“翻身的机会”。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使他相信：“国家今日之雏形……不可轻易毁坏。”“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应该以实力谈和，而不是以实力真打，因为打起来，“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又使他相信，这样的大战一打起来，真正受苦受难的是两国人民，“中国化为焦土又岂是日本之福？”——他在为东京《日本评论》写《敬告日本国民》时，就提出这句反问。可是，日本人怎么听呢？连他这篇敬告，杂志的编者都要吓得大删特删，才敢登出，日本军阀的一意孤行，已使大战一发不可收拾——

8月13日全面抗战开始。

8月18日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宣布持久战消耗战决策，以抵制日本速战速决的策略。

8月21日日本侵吴淞。

8月22日日本侵浏河、杨林口。

8月23日日本侵张垣。

8月24日日本登陆吴淞。南口失陷。

8月25日日本封锁上海至汕头中国海岸。

8月27日国军退出张家口及居庸关。

8月30日政府明令征集国民兵。

9月2日国军歼灭吴淞口沿岸日军。

9月5日日本宣布扩大封锁中国海岸线。

9月7日政府派胡适赴美、蒋百里赴德意，说明日本侵略实况。

冒险也有其用处

9月7日政府发布的胡适去美国消息，幕后有段曲折。据王世杰回忆：八一三以后，蒋委员长对他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于是王世杰找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胡适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没法，抬出傅斯年劝驾。最后，傅斯年将胡适说服，胡适同意出国。王世杰说：“胡先生在战争发生前，希望避免战争，战争一发生，他则坚决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这件事是我永远不能忘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艾森豪威尔写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说丘吉尔在讨论过程里，总是固执己见，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罢休；可是一旦通过了别人的方案，丘吉尔就全力以赴，一意执行。

9月7日胡适日记：

晚上高宗武、程沧波为我们饯行。

听广播，知上海美国商人甚怨SecretaryHull召回美侨的谈话，责备甚多。

9月8日，他在日记里，对“和平努力”做了最后留影：

九点半到英大使馆访Blackburn参赞，谈时局。他说英国海军太弱，在中国海上只有四只巡洋舰，其中Capetoron被困在长江，Suffolk搁浅受损伤，只余两只船，有何力量。

关于英美关系，他是不信美国对远东有积极办法的。

见Byale秘书，小谈。

十点半到铁道部官舍，见精卫先生，他正在开国防会议，嘱我小待。待至十一点半他才散会。谈次，我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

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我也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做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在这天日记里，胡适已明显地表示他是“未免过虑”了，他没想到从7月7日到9月7日两个月中，中国军队“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他有点觉得他“太小心”了，因为“冒险也有其用处”。这种表示，是长考以后冒险表示出来的“谋国”新态度。

但在另一方面，可怜的高宗武却还“和”劲十足。从而演变成“高宗武路线”，从而差点被日本人毒死，从而在二十九年（1940）1月4日毅然出走，脱离汪精卫，脱离了宦海生涯。

在当年的主战派汪精卫，转而主和，进行和议的时候，胡适已做了驻美大使，他从纽约打给汪精卫一封密电，全文是：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

可是，一切都太迟了。电报在二十七年（1938）12月30日到的时候，汪精卫已在头一天电报代日“艳”（29日）发表了“艳电”。

艳电发表后一年，高宗武大梦后觉，逃到香港。高宗武出走后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四年九个月后，日本投降——在满目疮痍中投降，中国在满目疮痍中做了胜利者。

永定河的河水照旧流着，卢沟桥的狮子，每只都长了八岁。

中国终于胜利。上距卢沟桥事变，已经八年；上距九一八事变，已经十四年；上距甲午战争，已经五十一年。五十一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阻碍、中国人民受尽了艰苦，中国人民在流血、流泪、流汗，中国人民在衰老、衰弱、衰竭，但中国人民在战——正面地战、迂回地战、公开地战、潜伏地战、和平地战、火爆地战，不论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或是泪尽胡尘的遗民，不论是手拿锄头的农夫，或是苦口婆心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战。战到八年以后、战到十四年以后，战到五十一年以后，看到国土的重光。

胡适在死前四个月，在重光以后的台湾，写下坦尼森（Tennyson）的诗句：“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永不退却、不屈服。”在避免战争的和平中，他曾“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在放弃和平的战争中，他曾“永不退却、不屈服”。

如今，中国先一代的爱国者，人已苍老、人已死去，但他们的努力、追求、寻找，他们的永不退却、不屈服，却是我们的碑记。我们怀念他们，向永定河水、向卢沟桥狮、向千千万万为战争和平而牺牲的死魂灵，一同赞美与涕泪——中国的爱国者永生，由于他们，中国不再屈辱，中国使东方有了落日。1979年7月2日《中国时报》1979年7月16—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