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岁的乔家才将军死了，九年前，他预立遗嘱说：“骨灰永留台湾，不要携回大陆……我对留在大陆之子女未尽教养之责，内疚很深，希我妻替我多多照顾，以弥补我之愧疚。”但是，当他在大陆的子女奔丧来台时候，所分到的财产，却只是官定最高价码的五分之一——各四十万元。谷正文将军私下告诉我：“乔老死前跟我说：‘我不要把遗产分给共产党！’”哪怕共产党是他的子女，他也不愿。他的内疚，挡不住他的仇共，他不让共产党来共他的产，可真顽固到底了。这位顽固的将军生前最后五年里，与我有一场笔仗、一段交谊和一件耐人寻味的“托文之举”——他把他一直隐秘不宣的《乔家才入狱记》托交到我手里，听我造成发表的事实，留下最珍贵的蒋介石黑牢史料。如今他死了，我汇集这五年来的有关文献于后，纪念这位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1994年7月25日）
附录一给李敖先生的信（乔家才）
一、给李敖先生第一信
敖之先生：
谢谢赠我尊著五巨册！
《二二八研究》网罗了那么多的文章，客观详尽，好极了。你的结论，非常正确。三十多年前坐牢，和陈仪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张宣泽坐在一个牢房里。他说为日本人利用过的流氓，回台后分批训练，有一批还未训练的流氓，成了“二二八”主要发动者，正与尊著结论吻合。
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
和戴发生过关系的是邹志英，而非邢森洲太太周蔚英。我认识邢森洲夫妇远在民国十六年（1927），认识邹志英是在台湾牢里，沈醉张冠李戴，诬蔑戴笠和邢森洲，非常不道德。周蔚英和邢森洲闹离婚，我曾劝过周蔚英，后在南京遇到周，邢另娶后，生有子女。周离开军统局后，再无音信。
抗战八年，我在北方，邢森洲大多在国外工作，成绩辉煌，惜久不见面。邢森洲是一位很重视道德的人，沈醉把他描写成不顾廉耻的小人，令人痛恨！
敬颂著安！乔家才谨上1989年5月4日
二、给李敖先生第二信
敖之先生：
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
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我出牢后，心有不平，才开始将他的一切公开发表，曾遭受当权者打击。闻你将出版有关戴笠的书籍，希望你公正，至少要采纳部分正确的材料。他忠于蒋，而他，无异是蒋杀死的。影印一份附上。祝
著安！
乔家才1989年6月14日
三、给李敖先生第三信（编者略）
附录二乔家才将军来信书后（李敖）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四岁，他是山西省交城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与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同期，不过他的水平要比戴笠高得多，他在黄埔毕业后，在1930年曾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从事对日情报作战。1936年任北平站站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北平，他仍继续潜伏北平，搜集情报。1939年调到后方，督察河南工作。1939年督察华北敌后工作，几为日军所捕。1940年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1941年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在太行山打游击。1943年任财政部陕西缉私处处长。1944年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旋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1945年任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1946年主持山西整肃汉奸工作，后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1947年赴美考察，返国后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于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
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国民党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坐牢后期，毛人凤以关人无名，有缓和之意。据谷正文将军告诉我，毛人凤通知他：“如果你这位山西老乡答应出狱后不追究、不骂我毛人凤，我就放他出来。”可是，当他去跟乔家才商量的时候，这个硬汉一口拒绝。最后毛人凤死了，“我们请他出狱，他还发脾气不出来呢！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抬了出来”。
我小时候在山西住过，对山西人的忠心质直，有极好的印象。有一次在法院，龙云翔律师介绍前来旁听的谷正文将军相识，因此得以多谈国特与山西事，也谈到乔家才将军。我与乔家才将军至今没见过面，不过，由于谷正文将军的中介，我们互有赠书，并且，为了李敖出版社出版《军统内幕》的事，乔家才将军前后写了三封信给我，表示关切、辨正与“抗议”。我向谷正文将军说：“请转告华塘先生，我会答复他的好意，我会以文代信，把一切讨论清楚。”
乔家才将军的三封信是5月、6月、8月写的。如今8月将过，我决定写出此文，一并奉答。
乔家才将军来信中，有几个重点。其中最强烈表达的是忠奸问题。
乔家才将军说：“你在缘起将我和沈醉混在一起，我不同意。我坐九年牢，出牢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怎么能和沈醉坐了共产党十六年牢，出牢后辱骂他工作了十八年的军统局相比呢？”事实上，乔家才将军由于疾恶如仇，所以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太过敏了，在中国史书中，有忠义传，也有贰臣传；有循吏传，也有佞幸传，相对的人物，无不“混在一起”而论列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也浼不了谁，实在不必这样过敏。至于说我拿两人“相比”，也正在显示清浊之间的取舍万殊，也正适足以彰其清或衬其浊，在史学方法上，都是如此的。何况，我的对比，对乔家才将军也毫无恶意，试看我说的：“乔家才将军被国民党自己人关了九年，没经过正式审判、没见过起诉书、没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但他出狱后，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虽著作千言万语，并屡蒙他见赠给我，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沈醉将军被共产党敌人关了十六年，‘老母终堂，生妻去帷’。但他出狱后，却‘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对自己从十八岁起就献身的国民党，有以检讨、有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而言，山西的乔家才将军自有其立身本末，虽然愚忠得令人太息；但就‘道义为之根’的新道德而言，道义深处，毕竟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才能‘内省不疚’。‘闻义不能徙，知善不能改’，乃是圣人之忧。湖南的沈醉将军纵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反复小人’，但他在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如此内省不让之功，圣人复生，亦恐将为之解忧矣！于此可见，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历劫知变，鄙夷愚忠，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
从我这些话里，可以看到我对乔家才将军那种“‘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并非不油然起敬。但我同时指出，闻义能徙、知善能改，也是中国旧道德之一，在这一徙一改之下，往往被人误为反复，这就未免有点遗憾。一个人从不义向义去徙，从不善向善处改，我们该予以鼓励才好。沈醉将军不再执迷他过去的错误，这不是“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又是什么？
可是，乔家才将军却“抗议”说：“沈醉不仅是‘反复小人’，而且卑鄙无耻。你捧他‘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未免过火，忠奸颠倒，善恶不分，万难苟同。你说：‘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是你在说醉话，李敖醉矣！”……乔家才将军连我也一同醉化之矣！
乔家才将军举了很多沈醉无耻的例子，我认为这不是关键，关键乃在沈醉在大方向上有否“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在这大方向上站得住，其为人也，纵有无耻的例子，也是小焉者也。政治人物有时不能以有耻无耻做唯一相绳标准，一如对妓女不能绳之以贞节，但从赛金花与小凤仙等传闻看，她们的别有圣人行，与其失贞并无必要关联。中国政治家冯道、法国政治家塔利朗（Talleyrand），在道德家眼中都不乏无耻的例子，但在大方向上，他们的反复，却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当然沈醉做“蒋介石走狗戴笠的走狗”，前半生作恶多端，其德不足以上比古今反复无常却有利于国民者，但在历劫知变上看，他的转变，从大方向上是可取的。忠奸问题，岂易言哉！
即以乔家才将军最挺身卫护的戴笠为例，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又说：“戴笠将军是一位千古奇才，热爱国家，八年抗战，功勋辉煌。军统局敌后情报，杀敌除奸；战区游击破坏，牵制敌人；大后方治安维持，防间防谍，甚至缉私、抢购物资，无不做得有声有色，发挥了极大的功能。”照这种说法，戴笠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但我们看看当年军统局秘密出版的内部小册——《戴先生遗训》，看到戴笠自承他跪在蒋介石面前，且被蒋介石大骂下贱的自我描述，这种无耻的例子，也同样会使道德家惊异的。若照乔家才将军的逻辑，则无耻之下，一切都免谈，则他笔下的“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的“功劳”，也将无所依附了。
我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中，看到乔家才将军所写的一副挽联，原文是：“戡大乱、冒艰危，英勇仰雄风，剩有赤忱垂宇宙；避高名、薄利禄，谦为标亮节，长留青史在人间。”我觉得最后一句“长留青史在人间”，是求真的人，大家都该努力的目标。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真实、公正”是“青史”的必要条件，乔家才将军所悬的目标，我是绝对赞成的。不过，对沈醉的文章，乔家才将军认为它既不“真实”，也不“公正”，这就发生了看法上的歧义。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乔家才将军且以沈醉错写邢森洲为例，以实其说。我看了信，也看过乔家才将军所有的指摘沈醉的文字，我相信沈醉书中，必然有错写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错写又岂能免？我在李敖出版社的《新版〈军统内幕〉缘起》的附记中，对他的错写，就有指出。但是有错写之处，就推论“沈醉写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就不合乎史学方法了。
试看乔家才将军说：“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以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会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实上，他只不过以“山西人的忠心质直”，动了“正谊的火气”而已。在这一火气下，他百分之百地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定到“以人废言”的决绝程度，这就太过了。
乔家才将军又说：“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或以沈醉的言行，在乔家才将军的疾恶如仇眼中，被看得一无可取，因而论断失实，只算例外，但在乔家才将军的其他文字中，不被他疾恶如仇的，被看得件件可取的人，他的论断，也未免有失实之处。例如他论断廖耀湘将军，就出了纰漏。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有《忆廖耀湘将军》一文，说这位将军“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又说“廖耀湘十五年前死于中共集中营”。又说“至死不屈，虽败亦勇”。事实上，乔家才将军这些论断，都是不“真实”的。
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1978年编印），他们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说他“殉国”，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1961年出狱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和沈醉一样，一再写文章大揭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疮疤，直到七年后死去。身死之后，共产党还为他和溥仪、王耀武一齐开追悼会呢！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死前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1981年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当时是蒋介石胡乱指挥下特派去的监军，他在书中说“廖耀湘不幸殉国”于辽西战场，由于他的书是“国防部”史政局印的，所以非但是个人说谎，还是官书说谎。乔家才将军的人格比顾祝同他们要正直得多，但他的笔下，关于廖耀湘的晚节，却同此曲笔，背离“真实”，这不是怪事吗？
乔家才将军在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黄埔军校第六期有两位杰出的同学都是骑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这两位有深交的同学，“戴雨农将军三十五年（1946）3月17日座机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职。廖耀湘将军于三十七年（1948）11月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来乔家才将军与老同学“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于曲笔！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虽然他的“公正”，有点因人而异。正因为爱之欲其忠、恶之欲其奸，所以同为降将，但待遇有亲疏之别。正因为乔家才将军对老同学网开一面，在史学方法上，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怀疑他笔下的戴笠的事迹，是否也会有“廖耀湘模式”出现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隐恶扬善（恶不一定是坏，而是曲为之讳的一些事），隐恶扬善是做人的美德，却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标准，正是乔家才将军所楬橥的“真实”与“公正”。对事实有所隐、有所讳，不论动机如何，对“真实”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千言万语，一涉及戴笠，便隐恶扬善得一塌糊涂，这就“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说有人劝他写出信史，他“犹豫未下笔”，为什么？因为“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乾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为什么这样？原因就在于他无法“书其美不隐其恶”，结果连美也无法一书了。乔家才将军则正相反，他要书其美而隐其恶，结果呢，把戴笠写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结果令人起疑，起疑到连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况，以戴笠那么多面复杂的人物，在军统那么单线庞大的组织里，乔家才将军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面目，也不无限制的。他是戴笠的同学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与“私昵”，戴笠的另一面目，乔家才将军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着戴笠的贴身的人，反倒所知独多，沈醉就这方面有所公布，又岂能以“为文不可靠”五字一概抹杀之？这又何以服人？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你说我虽著作千言万语，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我乃一介武夫，岂敢舞文弄墨、班门弄斧？所以千言万语者，辨是非、表忠义也。”我相信乔家才将军千言万语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义”，但从而抹杀沈醉的千言万语，这就有失“真实”“公正”了。我承认沈醉的千言万语，在表军统局方面的忠义，落墨不够；但他笔下的非军统人物中的忠义事迹，他又何曾忘怀？叶挺也、杨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杀杨杰的沈醉之母也……他们的忠义，又何不可表？至于辨是非方面，沈醉所为，都在着力于此，只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标准，与乔家才将军有异耳！
我所以说乔家才将军有“直在其中”之隐，原因就在从他的著作与来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曲为之讳。他来信说他“坐牢并不怨天尤人”，毛人凤明明为女友竞选之私残害同志，而乔家才将军却说：“‘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涂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务，国家都会亡的，个人的生死算个什么……’这是我自己找死，能责怪国民党吗？毛局长欺瞒总统蒋公把我关进监牢，能说是国民党关我吗？毛人凤局长也代表不了国民党，他的监牢也不能说成国民党的监牢。”看了乔家才将军这些话，我们能不觉得其愚忠可悯吗？人是蒋介石用的、权是蒋介石授的、非法枪毙马汉三是蒋介石准的、非法关乔家才是蒋介石批的、监牢也不是毛人凤开的……事实明明已清楚如此，而乔家才将军却只怪自己，雅不欲实指毛人凤以上的任何人或集团，这种“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愚忠，岂不太可哂了吗？难道陷害忠良，也是为革命需要？
当年在生死线上，乔家才将军也曾气愤不平，他曾自问：“这就是革命下场吗？”但是，心平气和后，他又想：“被共产党捉去杀头，和被自己人处死，不是一样死吗？”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感到乔家才将军竟毫没觉悟出革命的下场不该如此，而被敌人杀头或被自己人处死，其实根本不一样。他的愚忠，使他完全丧失了清醒的能力，我真为这位可敬佩的山西老人悲！
乔家才将军在《为历史作证》中责备魏大铭说：“雨农先生和军统局的功与过，都有你魏先生的一份。雨农先生是你多年的长官，你不应该批评他，也不能批评他。理由很简单，譬如你的尊亲好和坏，旁人批评，无可避免，但是你魏先生和你的子孙，绝对不能批评。这就是中华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年的伟大力量。”其实，中华文化中，并不是绝对这样不讲是非的，只是乔家才将军选择了最拘泥的一面，因此，他只有愚忠到底。
令我们不解的是：如果“多年长官”不得批评，则陷害忠良的毛人凤以上之流，其恶行势将永无昭彰之日，因为君子扬善而不肯说，小人“都有你一份”而不可说，则中华文化，尽将是东西厂人物入“君子国”，人间的大是大非，也就全乱了！
我很佩服在乔家才将军不肯批评毛人凤以上的人物时刻，沈醉挺身批评了他们。乔家才将军对沈醉苛责，反倒对毛人凤以上的人物宽假，这不是“真实”，也不是“公正”，更不是真的中华文化！
乔家才将军并非不深明大义，例如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杀害岳飞的是卖国贼大奸臣秦桧，其实秦桧是在背黑锅，真正要杀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可怜的是，我们的现代岳飞，却迷糊到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被现代秦桧整得家破人亡，却还高喊领袖英明呢！1989年8月31日—9月4日
附录三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
感谢乔家才骂我
从去冬以来，台湾来京的亲友，不少人以爱护的口吻告诉我，说台湾有人写文章不断骂我，而且收入了他的选集中，他们希望我千万不要为此事而生气。我听后总是大笑一阵，然后坦然地说：“有人写文章骂，说明我还有骂的价值，而能收入其选集中，我不但不会生气，还要表示感谢。一个人在一生中，能有几个够条件被别人写到书上去骂？不管怎样，名留书上的时间，总会比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所以我绝不会因为被骂了一通，就那么沉不住气，只希望有机会能拜读一下全文就满意了。”
不少亲友很够交情，几个月内，我先后收到从美国、日本、香港等处寄来的老同事乔家才先生的大作《浩然集》十九部之多，我除留两部外，其他均捐赠有关部门和送与几位有关人士做参考。乔先生的大作共五册，其中一册《为历史作证》中，有一段说“沈醉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写得不太长，正如他在该文后面所说：“……怕污了我的笔墨。”这次骂得不太痛快，连我这被骂的也没有过上瘾。幸好乔先生有位朋友从纽约到台湾，寒暄几句之后就说乔先生骂得还不够，因拙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在美国（也许在欧洲、亚洲也一样）到处可以看见，他们认为这“绝不是沈醉本人作品，是由共产党干部捉刀代笔，利用他的名字而已……”。由于看了拙著之后，认为我“诬蔑了蒋委员长和戴笠将军，丑化了国民政府……”，所以阅后“令人发指”。真没有想到，我一本书会使得我一些旧同事（当然是指在军统局工作过的同事），气成那个样子，真是抱歉得很。
乔先生经这位纽约来客（此公大名已有人告诉我）一番劝导之后，便又再来一篇洋洋万余字的长文大骂一通。我看了倒有点舒适感，它比上篇几千字像样一些了。不过乔先生在《再为戴笠辩诬》中用的小标题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但提出的问题那么不着边际，我不想加以答辩，只想说明几点，因为将来或有见面之时，何必破口大骂呢？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
乔先生为了说明我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而给我列了一个公式：“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为了要说明这个公式有根有据，他不惜在文章里写下这么一段：“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能把过去背叛共产党的罪名抵消了吗？不会，总有一天会被清算斗争的。”
乔先生在执笔时，不知是真忘记还是假忘记，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所谓共干捉刀沈醉署名
据说，乔先生又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样一个消息：“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惜老天爷并不是那样不公正。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至于在乔先生笔下，一再提到我写的东西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可能乔先生还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来度我。当时我只会在公文上批几个字。我估计，最近台湾李敖先生写的关于“蒋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蒋手下……写了几本回忆录，台湾的地下出版商已经出版了四本”。乔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骂我，这四本书大可翻一翻。在拙著《我这三十年》（国内发行一百五十万册，还有英文和日文版本。香港版《大陆生活三十年》由香港《镜报》出版，已连续发行了四版）香港版上册第40页中我写道：“有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所谓罪者，只是由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缘故罢了。……戴笠过去一直培养我，我对戴笠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你要说戴笠如何……我却认为戴笠是个智勇双全的奇男子。”同书下册第3页中我又写道：“我站在戴笠的墓前，不由得思绪万千……自己过去追随戴笠干下的罪行，早已深恶痛绝，但对戴笠个人的私情，却总是有些难以忘怀。想到共产党人如此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想到戴笠依旧安静地长眠地下，我激动异常。”试想，以上这些用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话，如果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别人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我1981年在香港撰写《战犯改造所见闻》时，不少记者看我连底稿都不打，在稿纸上一气呵成，很感惊异。很多人认为我在北京写东西揭露国民党过去的罪行，不是自己本意，而是骗取信任。可是我到了香港，并没有投奔“自由世界”去充当“反共义士”，领取大笔奖赏，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本来有一年的假期，但不到一个月我便回到北京。我认为这是在十亿中国人民前面，保持了自己的气节。扪心自问，我是站在全国人民一边，无愧于做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阁下的笔再骂得凶一些，也无损于我的为人！（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6月号）
附录四发表《乔家才入狱记》述缘（李敖）
《乔家才入狱记》是我定的题目，原名《入狱记》，又名《南柯一梦》，为了彰显作者的身份，我特改定为这样的题目。这一改定，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如我发表这四万八千字的文章，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样。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五岁。他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再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应黄埔同学戴笠之邀，入军统局，先后任北平站站长、军统局督察室主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陕西缉私处处长、华北办事处主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当选国大代表。
戴笠死后，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蒋介石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蒋介石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出狱后，前后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书，包括《关山烟尘记》《铁血精忠传》《戴笠和他的同志》《海隅丛谈》《为历史作证》等书，对他传奇的身世与交游，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独这九年的黑狱内幕，却写而不印、不愿发表。理由是：“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
古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乔家才将军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要家丑外扬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化作春泥”的精神固好，不过也要看所护何花，如果所护不是自由之花而是“大毒草”，则委屈自己，也未免太不值得。去年乔家才将军写信给我说：“我在牢里想，不会活着出牢，这样不明不白死在牢里，实不甘心，决定把八年抗战的所作所为，撰写成《关山烟尘记》，死后对子女、对朋友，好有个交代。”这种交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只交代便于交代的部分，不便交代的部分却按下不表，则就美中不足了。因此我决定不要他有精神负担——不得他同意，就将《乔家才入狱记》全文发表。知我、罪我，我都不辞。
看了《乔家才入狱记》，我们才感到这一冤狱，真正的制片不是毛人凤，而是毛人凤背后的蒋介石。蒋介石以九字御批“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定此现代风波亭，其草菅人命、其蹂躏人权、其无情无义于自己学生、同志、功臣，草草九字，已跃然纸上。读《乔家才入狱记》，只有把握住这一脉络，才能体会到这四万八千字的真正血泪。
《乔家才入狱记》毕竟“落到敌人手里”，如今给发表出来，也算一段佳话。我相信发表的结果，绝非“罪过大矣”，反倒“善莫大焉”——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发黑暗而曝光明，都是这一发表带给我们的新意义，乔家才将军字字看来皆是血，九年辛苦不寻常，留给人间这样不寻常的文献证据，真令我们有“正义在兹”之感，我们真要佩服他。（1990年10月5日）
附录五乔家才入狱记（乔家才）
写在前面
入狱记撰好，不打算公开发表，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后来看到刘仲康著作：“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三十七年（1948）7月间，从北平到济南。此行任务，是处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也是军统局开山的老同志马汉三背离团体的案子。马被扣，奉当局核准判处死刑。同案几位与马有相同历史，又同一政治企图的人，都分别处刑。”
又叙述毛人凤先生所说的话，“讵料戴先生尸骨未寒，竟有若干年的老同志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为整饬纪律，不得不忍痛制裁，非主谋分子，一概不咎”云云。
这是一种既恐吓又安抚的说辞，盖恐大家不服。毛人凤先生把我关起来以后，到天津、到太原、到济南，向同志们宣传恐吓，做以上的宣布。
这件冤狱的起因，远因是毛人凤恐惧郑介民先生在军统局的影响力量，威胁到他对保密局的领导地位。为巩固他的领导权，在他接任保密局局长以后，开始杀人，以血腥镇压，排除郑的势力。保密局主任秘书由黄天迈换为潘其武，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由吉章简换为周伟龙。
近因是毛人凤的情妇没有当选为北平市的立法委员。事情就这样巧合，北方同志本来和介民先生接近，北平市选举第一届立法委员，毛人凤要民政局长马汉三把他的情妇刘秋芳选出来，因市长何思源阻止而落选，刘秋芳一口咬定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不买毛先生的账，自然加重郑派的色彩，而招致杀身之祸。我也跟着坐了九年牢，不经审判，不知身犯何罪。看了刘书，才知道是“同一政治企图”，“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
虽然刘书也说了一句公道话，不直毛人凤先生所说的。刘说：“很客观地讲，那些受纪律制裁的老同志，对领袖的忠诚是不折不扣的。”
马汉三兄本身的是非暂且不言，我坐了九年牢，被说成背叛、说成离开领袖领导。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究竟身犯何罪，一般人更不知道了。为了让我的朋友们了解真情实况，实有将叙述前因后果的《入狱记》复印几份，供他们一阅之必要。我撰《入狱记》之由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1日下午8点多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生约我和马汉三兄，在北平市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开会。我先到达，一会儿汉三兄也来了。他一脚踏进房门，后面就有稽查处的七八个人跟进来，如狼似虎扑上来，用麻绳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监牢。
毛惕园在那里，带着微笑，不知是表示欢迎，还是为我们庆祝。我们没有说话，他们解开麻绳，把我们送进两间牢房，隔离起来，半夜里给我们钉上脚镣。这次入牢，既不是死别，也不是生离，从此和妻儿天人远隔，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回忆民国十五年（1926）夏天，决心从事国民革命，从太原跑到广东，投入黄埔，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统一全国。而日本军阀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1932）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1935）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什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1939）10月24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她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幸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农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什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谁又能想到，我不但没有死，而会活到七十岁，又亲眼看到当年谋害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真是感慨万千，能不把这段经过写出来吗？从1948年7月1日关进牢里，到1957年4月21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个月的牢，差两个月，就是九年整了。在这漫长、受辱、挨饿的孤寂日子里，不但和朋友们隔绝，连家人也不能通讯，无异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四十三岁到五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有所作为。我的黄金时代却在监牢里度过，而大陆河山已经变色，和家人永远隔绝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痛哉！
谁也不愿意做惨痛的回忆，谁也不愿意做无益的叙述，但是为使在大陆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孙，将来遇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的这一段悲惨经过，需要写出来。好些朋友同情我，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什么程度，却少有人知道，也应把真实经过、前因后果告诉他们。最后为表明我对得起国家，也没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狱记》。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潘其武对我有成见，实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间接原因。因为他是毛人凤局长的亲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长，他对毛人凤先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我能够坐那么久的牢，的确不能不感谢潘其武先生大力帮忙，因此撰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凤的关系不同凡俗，可从刘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62页看出来。刘培初兄说：“二十九年（1940）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凤）为局本部书记长（主任秘书之误），那时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本局向无此例。”
刘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凤先生。刘培初虽没有签名，而毛人凤先生终于做了主任秘书，他为酬谢潘其武拥戴之功，签报他为副主任秘书，戴先生也批准了。那时安徽刘启瑞先生已任秘书多年，对他们一拥一签，很不服气。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无论学历、经历，都比他们两人强些。当我继刘培初兄为督察室主任时，他大发牢骚，对我说：“潘其武从缅甸带回假宝石，让毛太太卖出去。买的人吃了大亏，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声，哑子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他认为这是军统局的莫大耻辱。
我怎么知道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有事实证明。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副主任，戴先生调我到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因为共产党占据张家口，切断平绥铁路，从绥远陕坝到北平，必须绕道西安，再到重庆，才能搭乘飞机，飞往北平。
“你回来了！”我在重庆罗家湾看到毛人凤先生，他满脸笑容对我说，“你应当和潘先生谈谈，由我和他接头，你去乡下看他，还是他进城来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不论从业务上讲，还是礼貌上讲，对于一位从外面回来的训练班副主任，总应该详细谈谈。可是第二天毛人凤先生告诉我：“潘先生说没有什么事，不必见面了。”
因此证明潘其武的确对我成见太深了，成见是怎样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国教官先后离开陕坝，复员返国。教育长刘人奎跟最后一批美国人回到重庆。刘人奎，军校第五期，原为共产党，一直没有取得军校学籍，我曾请陕坝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的负责人替他想办法。在班里，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阅。战时薪饷不够用，过时过节从公积金提一部分送给他，因他携带家眷。
想不到刘人奎竟会……为讨好潘其武，回到重庆以后，造谣挑拨，说了我许多坏话，摇身一变，成了潘其武的亲信，潘其武立刻派他为重庆训练班的副主任。这些情形，重庆有好几位同志早已写信告诉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了刘人奎的话，自然对我有了成见，不和我见面，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并不需要潘其武谅解，不见面就不要见，我不在乎这些。
戴先生说我脾气坏
戴先生为什么要我筹备北平特警班？据马汉三兄告诉我，可能是因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宜生的关系。胜利后，戴先生和傅长官在北平见面，刚好是在中美第四班的学生以少击众，击退贺龙包围包头的两万大军，保住包头，造成绥西大捷时。
“你在陕坝设立训练班，真有眼光。”傅长官竖起大拇指，对戴先生说，“这次保卫包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因为训练非常成功。”
很显然，所谓有眼光，是在恭维戴先生，训练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这个主持训练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视北平特警班，希望训练一批青年学生，将来担负重建华北的责任，于是急电调我来北平，要我主持训练。
我到达北平，已经是12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临行留下一张条子：“兹派乔家才、马汉三、张家铨、楼兆元、唐嗣尧为北平特警班筹备委员，以乔家才为主任委员。”
筹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处非常合适的训练基地。大家觉得西安门内光明殿最合适，有两座大楼，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寝室；有礼堂、有游泳池，操场很大，训练两千人也不成问题。当时光明殿归九十二军所占有，我和楼兆元兄去看侯镜如军长，他听说戴先生要办训练班，毫不迟疑，立刻答应让给我们。找到训练基地，不但筹备有了头绪，而且可说是解决了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
三十五年（1946）元旦，戴先生赶回北平，在沦陷八年后的故都，过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多么有意义。戴先生兴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怀仁堂，整整热闹了一天。元旦过后，我陪他巡视光明殿，他很满意，看得非常仔细，什么地方应该修理、怎样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锦花园，召集重要干部，举行午餐会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商讨肃奸工作。他来来去去，席不暇暖。最后一次来北平，已是2月底。
“家才！你看！你的脾气还是这样不好。你在陕坝，同傅宜生没有搞好，同美国人也没有搞好。”戴先生最后一次来北平，第一次午餐会报，吃完午饭，不谈工作，先来数说我。这一次，他是从重庆来，很显然，潘其武打了我的小报告，说了我的坏话。
“我的脾气的确不好。”我说，“不过戴先生说的话，也对，也不对。”
“怎么讲？”戴先生听我这样说，好像听不懂，表示很奇怪的样子。
“我同傅长官没有搞好，的确是事实。不过，如果同他搞好，就不要给戴先生工作了。至于你说我同美国人没有处好，全非事实。我同美国人相处得并不坏，我对他们，说一不二，他们服服帖帖。我并没有给戴先生丢脸，也没有给中国人丢脸。戴先生不能听了潘其武不确实的报告，来批评同志。”戴先生知道傅宜生想攫取中美班，我不让他攫取，当然搞不好。所以，戴先生对于潘其武的小报告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一回到北平，就抖出来。最出乎他意料以外的，我居然知道是潘其武说了我的坏话。
“潘其武很好呀！”戴先生并没有否认他听了潘其武的话，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问问大家。”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在座的同志，那天参加午餐会报的，有二十六七人。戴先生并没有问大家，因为他知道我说话负责，不会说假话。
“潘其武工作，常常工作到夜里三点钟。”
“请问戴先生！”我紧接着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不睡觉？如果一个人不能不睡觉，那么他夜里不睡觉，就得白天来睡。戴先生认为半夜三更给你写一个报告，就是工作努力，我还可以夜里四点钟给戴先生写报告呢！”
参加会报的人，有好几个人同潘其武的关系很好，负有给潘其武通消息的任务，倪超凡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天我一席揭穿潘其武作伪的话，他很快就会知道。潘其武的器量窄狭，私心很重，本来对我成见很深，知道了我当着二十几位同志的面，对戴先生说他是官僚，揭发他的虚伪真面目，他会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恨入骨髓，遇机报复，我已种下杀身之祸的原因了。
毛郑交恶殃及池鱼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以后，郑介民先生任局长，毛人凤先生任副局长。当时介民先生负责军调部三人小组政府方面代表，保密局实际工作由毛人凤先生主持。三十六年（1947）11月中旬，我从美国考察回来，已内定我为北平站站长，从12月生效，所以，11月底我就回到北平。
三十七年（1948）3月开完国民大会，毛人凤先生升为保密局局长，徐志道兄任副局长，主任秘书由黄天迈兄换成潘其武。介民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保密局，可是毛郑交恶却开始了。交恶的原因，据说起因于两家太太不睦，实际是毛人凤先生自卑感在作祟，造成错觉，惧怕介民先生对同志们的影响力量，对他不利，怕影响他的领导权，拼命攻击介民先生。
郑介民先生为人和气忠厚，人望很高，军统局的同志们没有不尊敬他的。他帮助戴先生工作，始终如一，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毛局长害怕同志们信仰介民先生，为保持他的统制力量，必须摧毁介民先生在同志们心理上的偶像作用吧？其实介民先生并不留恋这种工作，无意同毛局长竞争。我从来没有听见介民先生攻击毛人凤先生，说过他半句坏话。相反地，我每次去南京，总是听到毛局长毫不留情地攻击介民先生。
就我所知，介民先生至少帮过毛人凤先生两次大忙，现在他却恩将仇报。
二十八年（1939）我在兰州，春天戴先生来了，只带了一位副官，所有电报必须在兰州的同志们翻译，王孔安兄主持其事，我专译戴先生的亲译电报。有一份介民先生给戴先生的新译电报，报告领袖召见的经过。领袖告诉他汪精卫和敌人勾结情形，要他去越南，进行阻止。电报最后说：
“戴副局长不在重庆，你又离开，军统局由谁负责？”领袖问我。
“毛人凤同志。”我说。
“毛人凤怎么样？”领袖又问。
“忠实可靠。”我回答。
从领袖和介民先生的对话中，我们知道，介民先生曾以“忠实可靠”四字，向领袖推介毛人凤。这四个字多么有分量，他应该衷诚地感谢才对。介民先生的电报稿子，我想他一定看见过，他应当相信的。
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职不到一个月，徐为彬兄来到北平，汉三兄要我问问他，是不是负有什么任务。我请为彬兄在中山公园古柏树下吃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下面是我们的谈话：
“为彬兄！你这一次来北平，是来玩玩的吗？”我询问他。
“不是！”为彬兄说，“我是代表来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惊奇地说，不知道他是什么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张毅夫、李肖白……他们来的。你知道毛人凤的太太贪污不法吗？她和重庆航检所长吴茂先等勾结起来，大干黄金买卖。譬如重庆的黄金便宜，上海的黄金贵，他们就由重庆买上黄金，飞机运到上海出卖，一转手，大发其财。又高价卖飞机黑票，生意兴隆。我们革命革到现在，让他们这样搞，成吗？重庆航检所长已经被张毅夫关起来。我代表他们，请介民先生报告领袖，否则，大家都不要干了，革什么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领袖，毛人凤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后并没有什么动静，可见介民先生没有报告领袖。毛人凤先生应当清楚，介民先生没有对他下过毒手，张毅夫、徐为彬对他如何，不应当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现在他做了局长，对于一位离职的旧局长，攻击不遗余力，道义上实在说不下去。毛人凤先生和郑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位戴雨农先生，现在闹分裂，兄弟阋墙、仇快亲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去南京，毛局长把我当作亲信，对我说：“郑介民岂有此理，他想出卖团体，向领袖建议，把交警改编为一个军，由吉章简任军长。”
交警总局有交警十八个总队，每一个总队的兵力超过一个团，火力超过一个师。一个军顶多辖三个师，吉章简为什么不干十八个总队的总局长，而要干一个军长呢？介民先生又为什么做这种建议呢？在情理上，都不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我说：“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样了不起，都离不开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为他着想。可是毛局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非常难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没有说什么，我告辞出来，他也没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识中，我是站在郑介民一边，我已潜伏下杀身之祸，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后来我才知道，凡是顺从着毛局长骂郑介民的，他就认定是亲信，否则，就认定是“郑派”了。周伟龙想干交警局长，毛人凤又想把吉章简赶走，于是，周伟龙跟着毛人凤大骂郑介民，就成了毛局长的亲信，和潘其武三个人跟到戴先生灵前，磕了头，拜为把兄弟。不久，吉章简被打倒，周伟龙做了交警总局长。周伟龙眼里哪里瞧得起毛人凤，做了局长就不买账了。结果，周伟龙还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里和我碰过头。
毛人凤的政治戏法
三十七年（1948）3月行宪国民大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南京国民大会堂。毛人凤先生曾经玩了一次政治戏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领袖的信任，从此身价百倍，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来，犹觉毛人凤先生玩政治，确有一套，可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