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举例说：

孔子门徒七十有余，颜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称不幸，则知长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圣贤之道，讲仁义之业，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复颜回之类，俱不幸也。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轹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由是以论痈疽之发，亦一实也。气结板积，聚为痈，溃为疽，创流血出脓，岂痈疽所发，身之善穴哉？营卫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兽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湖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同上）

这些“有幸有不幸”的现象，既不是有意志的天安排的，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又该怎么解释呢？

“皆由命也！”

王充提出的解释是“命”字。王充说：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智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

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福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故曰富不可以筹得，贵不可以才能成……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能下者宜为农商。见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于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于才知。”殊不知才智行操虽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人谓才智明审；凶衰祸来，谓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论衡·命禄》篇）

既然一切都是命，所以王充的结论是：“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犹珠玉之在山泽。”（《论衡·命禄》篇）这是告诉人们，山里的玉、河里的珠，生来就是贵重的。它们不必自贵，人自贵之！人的命，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等着就好了，“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王充是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为有这样的结果，便不是宿命了，而是可“求”的命了。王充说：

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使吉命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论衡·命义》篇）

世俗的说法是：

世谓受福佑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论衡·祸虚》篇）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论衡·福虚》篇）

王充却反驳这种说法，他是不相信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的。因为这种说法的成立，必有赖于天人感应，有赖于天道的意志性。他既然根本否定了天道是有意志的，当然就不相信会有福善祸淫的情况了。

用小迷信打大迷信

看了王充的宿命思想，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似乎在用一种小的迷信（宿命）理论来推翻一种大的迷信（天人相感）理论，有点像尼采似的，在用一种新的玄学来推翻一种旧的玄学。相对地说，小的迷信和新的玄学，的确比它们所要推翻的来得高明一点。在王充的时代里，以他的处境和学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设想在当时由官方带头的迷信大运动里，由御用学者逢迎的思想大反动里，王充能够敢于对“世书俗说，多所不安”，而要“幽居独处，考论实虚”，而要“心涌，笔手扰”地发之于著作，我们就不能不对他佩服了。我们虽对他的“大智”有所苛责，但对他的“大勇”，可就真的没话说了。

1984年5月2日